（一）
之所以想到这样一个拗口的标题，完全是一时有感而发。
在10月6日的清晨6点，坐在床前读《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61、62封信件并夏先生之按语，看到张先生的信中和夏先生的按语中都反复提到一件事：读书。而围绕读书，两人的话题中始终有一根若隐若现的线，那就是“书从何来？”
在今天这样一个线上书店和电子阅读普及的年代，在今天这样一个曾经说是实体书店可能消失、如今却越开越炫的时代，“书从何来”似乎完全不成问题。
但在半个世纪之前，即便是美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高度发达的国度，要想便捷地读到心仪的书，最难解决的还是书的来源问题。可以这样说，在一个不好（第三声）读书的年代好（第四声）读书，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
由此，我们看到信中经常会出现与第61封信件起手的“《中国时报》刊出《谈看书》后寄了三份来，所以分寄两份给你和信正”类似的互寄书籍的话语，而在更早的六十年代“张信”中，张先生拜托夏先生求书、买书、寄书的文字始终不绝于信件往来中。
（二）
如果以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读书，书的来源是最大问题的话，那就是把那时读书的问题想简单了。
从第62封信件中一句“等暑假随便几时有空请到哥大图书馆抄点书名给我”，我们略略可以想见，在那个年代读书，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有什么书可以读。
想想我们今天如果要读书，会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获取书籍的信息呢？我们或许可以通过网络的搜索引擎、通过关注一些社交媒体的读书社群推荐、通过发信息给喜欢读书的朋友直接询问等等，最直接粗暴的方式是拿起手机到卖纸书或提供电子阅读服务的应用程序中去漫无目的地“闲逛”，从而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添加到购物车或电子书架上。
总而言之，只要我们愿意花些时间，在我们如今这个时代，“有些什么书”这样一个问题已经不能称之为问题——这真是一个好（第三声）读书的年代。
（三）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好（第三声）读书的年代，好（第四声）读书的人却并未见多，从人口比例上来说更一定是减少的。
昨日（10月6日）上午10点，和女儿一起逛到了大众书局。可能是因为刚刚开门的缘故，店内人并不是很多，就在这些不多的人中，大多数人是点了杯咖啡后到座位上刷手机。
相比前些年，这几年的实体书店倒是越来越多了，曾经有人预言的实体书店消亡的情形并没有发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在读书的人越来越多了，而是因为实体书店们积极地转换了经营的思路。
于是，我们看到装修越来越酷炫的“网红”书店，人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看书、选书、买书，而是为了拍照和打卡。而更多的实体书店把店址选在了大型商场内，同时推出了咖啡和茶饮，这仅仅是为那些逛商场走累了的人提供一个歇脚的地方，那些愿意点三四十元一杯咖啡的人，并不会掏同样多的钱买一本书——书籍，不过这家咖啡店比较别致的背景而已。
面对书架上琳琅满目的书籍，真正动心的人并不多。与此相对比的是，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中，我们可以不时看到张先生与夏先生之间互寄书籍的情形，而且还要特为嘱咐读完之后要“寄还”。一开始，我还真不能理解为什么寄给他人的书籍甚至仅仅只是一本文学杂志，还要嘱咐人读完后还回来，后来读到的多了，也就能明白了。
（四）
在微信读书的每周阅读时长排行榜上，有这么一些朋友，他们的阅读量达到了每周50（甚至70）个小时以上，而他们阅读的作品名称大多比较直白，诸如《穿越……》《都市……》等等。
对于这些读书的朋友，能否以好（第四声）读书来定义呢？如果我们是父母，估计都不会期望自己的孩子像他们那样每周拿出5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去这样“好（第四声）读书”吧；可是如果说他们不好（第四声）读书，那么他们每周花费那么多时间是在干什么？
可以这样说，随着互联网络的普及，相较夏张二先生通信的那个年代，今天的“读书人”中仅仅阅读网络小说，或者说阅读对象的主体是网络小说的，绝不在少数。以我自己为例，十年前我阅读的对象中，网络小说也曾经占了很大一块比重。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读书人群体，既不能否定式地说读网络小说不好，但又没法非常正面地肯定读网络小说好。很多完全不碰书的人，在谈及读书这件事情时，往往有意识地会针对这个群体说事——“什么读书？读那些穿越、玄幻、修真、同人等等的小说，和打游戏有什么区别？”面对这样的质疑，确实很难正面回应，但我们还是要肯定，不管读什么书，读书还是要比不读好。
也正是基于此，昨天在大众书局给女儿购买了借阅年卡，可以借阅店内的大部分新书。之所以办年卡让女儿借阅，恰恰是因为她想读的很多书正是那些网络小说，而我绝不想把这些动辄几百万的文字搬回家——家里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来安放这些书籍。
在与女儿的聊天中，我不隐瞒自己的想法，我告诉她，当初我也疯狂地追更过无数的网络小说，但正因为曾经追更过那些网络小说，我对读网络小说和读网络小说的人并不能认同。但我还是支持她读，因为我期待她有一天能“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五）
读网络小说之所以被诟病，其实是因为这样的文字缺乏调动读书人思维的能力，俗话说就是“不动脑子”。在这点上，与看电视、打游戏对思维造成的侵害是一样的，这也是不提倡孩子多看电视、多打游戏的最重要原因。
基于这一逻辑，可以这样来判定读书的价值和意义，即怎样叫好（第四声）读书？而读书到底好在哪里？我们可以这样说，凡是不能调动读书人思维的所有“读书”行为，我们都可以指定为“假读书”；而所谓“好读书”，一定是读能调动思维的书、读书时调动思维的状态。
那么，怎样来判定读书时进入了调动思维的状态呢？让我们重新回到夏张二位先生的信件中。
在第61封信件后的夏先生按语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迁居好莱坞后，最让张爱玲感到高兴的，我想是她又进入了‘无事忙’的状态。既无公事要办，又不必从事于无聊的中共研究，就不妨多看书，看那些载有点‘真人真事’的人类学纪录、社会学调查、历史小说、内幕小说。而且看到了一个逗引她兴趣的题目，她就到图书馆去把与题目有关的书籍，一本本借回家去看，花掉时间之多，‘实在使人无法相信’。在康桥那两年，她未把《海上花》译完，即为研究《红楼梦》及其版本的大批新书所吸引而不务正业起来。到了好莱坞（可能在柏克莱时就看开头了），因为研究太平洋群岛固有人种的关系，她把有关十八世纪英国军舰‘邦梯号上的叛变’（Mutiny on the Bounty，名片中译名为《叛舰喋血记》）这段史实所有的新旧书籍差不多都看了。中国作家间，除了张爱玲，谁会有这样大的傻劲，把一段与中国无关的史实调查得如此清楚的？”
在夏先生简单回忆张爱玲先生为读书而犯“傻劲”的文字中，把张先生好读书且调动思维的状态具体而生动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这样的文字可以说在夏张二先生的信件往来中几乎是随处可见，譬如在第38封信件及按语中，我们看到张先生可以因为“写《怨女》序提到《红楼梦》”，继而“兴趣关系，越写越长，喧宾夺主”，直至“终于写出一部《红楼梦魇》来”——这就是真正的“好（第四声）读书”。
（六）
事实上，“在一个不好读书的年代好读书”与“在一个好读书的年代不好读书”，都是让人处在一种“痛苦”的境况中。只不过，前者是痛并快乐着，后者是“快乐”并痛着；前者是自觉而自知，后者是不自觉更不自知。
在阅读《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中，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张爱玲先生在那样书籍难得的年代，始终保有着对读书自觉自知的热情。相比于她，我们自愧不如，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好书随处可知、可得的年代中。
数字时代的来临，让书籍成为生活中的常见事物，我们已经没有了要珍惜一本书的念头。然而，我们不能不想到，今天能够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每一本书，尤其是那些传承百年、千年的古籍，是怎样对抗住了随时可能湮灭在历史洪流中的命运，于今日让我们有幸见着。
每一次与一本好书的相遇，真可说是我们生命中莫大的机缘，让我们珍惜每一次遇见一本好书的机会，在一个好读书的年代好好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