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内加发问：

他问他们的哲学哪里去了，多少年来他们互相鼓励的那种处变不惊的精神哪里去了？

在那里慢慢窒息而死，痛苦万端却镇定自若，命运多舛而不为所扰。

提起“哲学的”一词就联想到对待灾难镇静自若的态度。他首先把哲学视为一种纪律，帮助人克服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冲突。

塞内加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克服焦虑不安：是“哲学”给了我生命，而这是我对它最起码的回报。

挫折的范围虽然很广——从脚趾头绊了一下到死亡都能算——而每一种挫折的核心都有着同样的基本构成：那就是主观愿望与残酷的现实之间的冲突。

我们能够达到的智慧，就是要学习如何避免我们对挫折的反应来加剧这个世界的顽固性，这种反应包括盛怒、自怜、焦虑、怨恨、自以为是和偏执狂。

他的著作中贯穿始终的一个思想就是：

我们对有准备的、理解了的挫折承受能力最强，而准备最少、不能预测的挫折对我们伤害最严重。哲学教给我们顺应全方位的现实，从而使我们纵使不能免遭挫折，也至少能免于因情绪激动而遭受挫折带来的全部毒害。

哲学的任务是教会我们在愿望碰到现实的顽固之壁时，以最软的方式着陆。

愤怒

我们会因为找不到钥匙、遥控器，大吼大叫。然后为此事抱歉。其实，愤怒并非像打嗝或者眨眼这样的生理性动作情不自禁，它是在我们理性地持有某些思想的基础上发作：只要我们改变了思想，就可以改变愤怒的倾向。

我们发怒的原因在于我们对世界和他人抱有过分乐观的心态，这种乐观达到了危险的程度。

我们对挫折反应不当的程度取决于我们认为怎样才是正常。我们并不是每当想要的东西得不到就怒不可言，只有我们认为有权得到时才这样。

怒气来自于一种信念，认为某种挫折没有写进生活的契约中。

这种信念发源于近乎喜剧性的乐观，但其后果却是悲剧性的。

震惊

难道所有的事都是前所未有的事？

我们应该对什么都不感到意外。

我们的思想应该事先准备迎接所有的问题，我们应该考虑的不是惯常发生的事，而是有可能发生的事。

我们对于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就是悲痛是否应该这样深而无止境。

只要人类曾经遭遇过的意外，不论多么罕见，间隔的时间多么长，都是一种可能性，我们应该有所准备。

命运女神长时期的发慈悲有麻痹我们的危险。

不公正感

这是一种感觉，感觉公正的规则被侵犯了。这种规则规定，如果我们正直，就应当得到好报；如果我们是坏人，就应得到惩罚——这种公正的观念灌输在儿童最早的教育中，也见于多数的宗教典籍中。

当一个人行为正确而仍然遭遇祸事，就会无惑不解，无法把这件事纳入公正的框架中。世界看来很荒唐。于是这个人就会在两种可能中徘徊：或觉得自己终归还是坏人，所以才受到惩罚；或觉得自己实在不坏，因此一定是对公正的管理发生了灾难性的失误，自己是它的牺牲品。对不公正抱怨的本身就暗含着一种信念：坚持认为这个世界基本上是公正的。

但是我们的命运并不总能用我们的道德价值来解释：我们可能受诅咒，或受祝福，其后面并没有什么公正。并非我们所有的遭遇都与我们的为人有关。

他的死，就是命运女神的安排，而这位女神并不是道德裁判员。她加害于人时在道德上时盲目的，就像龙卷风一样。

塞内加政治上的失败不必解释为对自己罪孽的报应，这并非洞察一切的上帝坐在天庭上审查所有证据后发布的理性的惩罚。这只不过是一位心怀怨恨的皇后的阴谋的副产品。残酷而道德上毫无意义。

命运之神的干预，不论是仁慈还是凶恶，使人的命途无常。

焦虑

这是一种对于情况不能确定的焦躁不安的状态，我们希望情况好转又担心它恶化。

塞内加对于焦虑的人的宽慰：坏事大概是会发生的，但又说其实这些坏事也未必像我们担心的那么坏。

“你可能期待我劝你想象一个喜人的结局，安心在希望中等待。但是我要领着你通过另一条道达到心灵的平安——如果你想要消除一切担心，那么请设想你所害怕的一切都会发生。”

塞内加担保，一旦我们理性地看待事与愿违的情况，我们一定会发现它实际包含的问题比所引起的焦虑要轻得多。有理由难受，但用不着为之发狂。

立论的关键：再坏也坏不过绝望的他在对其焦虑作冷静的分析之前所担心发生之事。

由此推论：对于担心会失去财富的妇人，千万不要拿大概他们不会破产这一类话去宽慰他们。应该让他们在一间不避风雨的房间里住几天，只靠清汤和不新鲜的面包充饥。

伟大的享乐主义导师伊壁鸠鲁常常在某一个时期过一段极端艰涩、刚够果腹的生活，目的是看看是否值得费那么大劲去弥补亏空。

一个人心灵的平静并不是靠财富。

它提倡的是我们既不害怕也不鄙视贫穷。它认为财富，是一种优先产品，既不是必不可少的，也不是罪恶。他们会接受命运女神的恩赐和愚弄一样多。他们的房屋也可以一样大，家具一样漂亮，而确定他们的智慧的只有一点：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贫穷。他们会泰然离开他们的华屋和奴仆，没有愤怒，没有绝望。

我从来没有信任过命运女神，即使在她似乎愿意和平相处之时也没有。我把她所赐予我的一切——金钱、官位、权势——都搁置在一个地方，可以让她随时拿回去而不干扰我。我同那些东西之间保持很宽的距离，这样，她只是把它们取走，而不是从我身上强行剥走。

受嘲弄感

当我们受到伤害时，很容易以为这种伤害是故意造成的。

精神中存在着某种卑下的品质，他们总是预料要受辱，其背后实际是担心自己有理由受到嘲弄。当我们怀疑自己是伤害的恰当的目标时，那就很容易相信确实有人或有东西在设法伤害我们。

“某人今天没有同我谈话，可是他同别人谈话了”“他没有坐在我的身边，他还没有让我坐贵宾席”

所有都可能出自完全无心的原因。但是一个精神卑下的人首先想到的不是这样的解释。

我们必须要为自己的受害想法加一层防火罩。

有一个法子可以鉴定一个人是内心卑下，还是对自己友善。

“某人做了一件事情，是为了惹恼我”

“某人做了一件事情，同时，这件事情惹恼了我”

我们不应该对他人的动机作悲观的解释注入到本来与他们无关的场景之中。这样做了之后，外人的做法，仍然让我们不愉快，但是不必然激怒我们。

但求室内安然无扰，任凭室外疯狂世界。

为了促发足以鞭策我们去行动的能量，就用一阵阵的难受——焦虑，痛苦，愤慨，受刺激——来提醒我们现实很不如意。塞内加的智慧就在于正确地区分何处能够凭己意重塑现状，何处是不可改变的现实，必须泰然接受。

有时能实行一些变革，但永远必须服从外在的必然。

我们就像拴在一辆不可捉摸的车子上的狗。绳子的长度足以让我们有一定的活动余地，但是绝不允许随意到处跑。

当一条狗拴在一辆车上时，如果它愿意跟着走，它就被拉着，同时跟着走，这样它自发的行动与“必然”巧合。但是如果它不想跟着走，反正它也得被迫跟着走。人也是一样：即使他们不愿意，他们也得被迫跟着命定的道路走。

狗当然希望随意到处跑。但是如果它不能，那么不如乖乖地在车后面跟着跑， 而不要被车子硬拽着以至于绞死。

牲口跟着缰绳较劲，只会越抽越紧……。任何缰绳都是顺着它伤害少，而越逆着它挣扎伤害越大。对压顶而来的恶事唯一的缓解剂就是逆来顺受，向必然低头。

为减少我们对违背我们意愿的事物反抗的激烈程度，我们应该想想，我们的脖子上也从来都是套着绳索的。智者知道什么是必然，立即顺从它，而不徒耗精力去抗议。

把并非必然的事当做必然接受下来同对必然的事进行反抗一样不合理。我们可能误把非必然当做必然而拒绝可能之事，我们也可能拒绝承认必然而妄想不可能之事。

对二者作正确的区分，就需要理性。

不论我们与绳索拴住的狗有多少相似之处，我们有一点比狗优越，那就是我们有理性，而狗没有。

所以狗一开始并不知道它是让绳子拴着，也不理解车子的移动和它脖子痛之间的关系。方向的变换使它糊涂，它很难捉摸出车子走的路径，因此只能不断忍受阵阵的疼痛。但是理性能使我们用理论准确地推算出车子的路径，这样，我们就有机会通过与必然之间保持适当的松弛而增加自由感。

理性使我们能够决定，什么时候我们的愿望与现实的冲突是无法调和的，于是命令我们心甘情愿地，而不是怨恨满怀地接受必然。我们可能无力改变某些事态，但还是有自由决定对待它们的态度。正是从自发地接受必然之中，我们找到了明白无误的自由。

从观察大自然的现象中得到极大的宽慰——也许正是强有力的自然现象提醒我们认识到一切我们无力改变的、必须接受的事物。冰川、火山、地震、龙卷风都是令人敬畏的、超人的象征。在人类世界，我们相信总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而有希望，有忧虑。而海涛兀自拍岸，彗星兀自划过夜空，显然说明存在着完全漠视我们愿望的力量。这种漠视非独自然界为然，人也能向他的同类施以同样盲目的力量，不过自然界能够以最优雅的方式教训我们必须服从必然。

隆冬带来严寒，我们必须战栗。夏天带着酷暑回来，我们必须出汗。气候反常影响健康，我们必须生病。在某些地方我们可能遭遇野兽，或者比野兽危害更大的人……我们无法改变事物的秩序……我们根据这一自然规律调整自己的灵魂，使它顺应它，服从它……凡是你不能改变的，最好忍受下来。

何必为

部分生活而哭泣？

君不见

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