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波文/摄
过年，是童年时最快乐的时光，那些记忆里的年味儿，是岁月里最浓的沉香。
北方乡村的年味儿，总是最早就能闻到：随着天气日渐寒冷，年就越来越近了。
刚进腊月，家家户户开始陆续“杀年猪”。一年到头，贫瘠的生活几乎见不到“荤腥”，养一口猪，到快过年的时候屠宰，是一家人过年的重头戏。小时候村子里不管谁家杀猪，都要把左邻右舍、亲戚朋友、村里的领导和头面人物请来喝酒吃肉，至少三五桌，热热闹闹的，猪肉、酸菜、血肠炖上一大锅，炕上地下满是人。酒肉的香气里，混杂着家长理短的嘈杂，让你感到：这年味儿，已经有了。
还记得七岁时，家里杀年猪。早早地爸妈已经在外屋忙活着了：锅里的开水冒着热气，村里的杀猪匠扎着围裙，帮手在灶台上磨着杀猪刀。我害怕看到宰牲的场面，独自躲到了邻居家。大约到了中午，妈妈喊我回来的时候，热气弥漫的家里已经坐满了人，满屋是烀猪肉的香味。爸爸一桌一桌殷勤地倒着白酒，妈妈则忙着给各个桌添菜添肉。倚着门边站着的，是五大三粗的杀猪师傅的帮手，我们当时叫他“狗剩儿”舅舅，这个名字是他死去的爹娘给取的，据说是为了“好养活”（东北话意为长命、生命力顽强的意思）。“狗剩儿”舅舅那时三十多岁光棍一个人，除了做农活，就是跟着师傅给人杀猪。在东北农村，帮人杀猪是不收钱的，乡里乡亲的，就算帮忙了，吃顿猪肉就高高新兴的。我进门的时候，对“狗剩儿”舅舅说：“舅，你咋不上炕吃呢？”他用油呼呼的手摸摸我的头，笑着说：“狗剩儿舅舅吃狗剩就行了”，炕上地下传来一阵笑骂声。妈妈对他说“狗剩儿兄弟。忙活一上午了，快坐下吃肉吧！”他说：“姐不用管我，我自己来就行。”只见他到灶台上抓起盛水的葫芦瓢，端起一盘切好的肥肥的五花肉倒进瓢里，又拿起酱油瓶往肉上浇了些酱油，手里早抓了一把筷子，把瓢端到嘴边，把肉用筷子扒拉着几乎是倒进嘴里，一边大嚼吞咽，一边称赞着“真香！真香！”转瞬间，那半瓢肉已经吃光了。屋里炕上地下的人们有的大笑，有的叫好。“狗剩儿”舅舅用袖子抹了抹嘴，喘了口长气说：“好了！吃足了！”
“狗剩儿”舅舅吃肉的这一幕，几十年来仍让我记忆犹新，起初是感到好笑，后来渐渐有一丝苦痛的感觉。那个年代，那一代人，实在是太苦了。
杀猪过后，真正的年还没到。那年头没有冰箱，猪肉要在室外院子里刨个坑，浇上水冻上冰，然后把猪肉放进去，用冰雪厚厚地盖上，再浇水冻冰封住，随时吃随时刨开取一块。这天然的冰箱，可以把猪肉保存到过了二月初二，甚至更长时间。
除了“杀年猪”，这年味儿的预演还有许多节目。北方的寒冷适合冷藏，便让这年的酝酿有了充足的时间。杀了猪有了肉，家家开始包“冻饺子”。包“冻饺子”是北方特有的习惯：冬天太漫长，为了省事，一次包几十斤面的饺子，在室外冰冻冷藏，随时下锅煮食，方便又快捷。小时候包“冻饺子”可不是一家一户的独自劳作，而是一幕幕亲友邻里合作完成的年味儿大戏。记得那时母亲总是早早的起来，在厨房里忙活着剁一天的饺子馅，有时也有亲戚邻里来帮忙，到了晚上，大戏上演：姑娘媳妇三姨二娘的，坐了一炕，和面擀皮儿的、包饺子的、负责端到室外冻饺子的、冻好了收饺子的，大家一边唠着家常，说说笑笑，一个晚上，几十斤饺子就包好了。不管包到多晚，母亲总要煮上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端上桌，请大家吃饱了，再各自回家。大人们干着活唠着嗑儿，我们这些孩子则屋里屋外的玩着闹着，外面玩冷了，进屋暖一会儿，不冷了再到外面疯一会儿。屋里屋外，大人小孩，似乎没有了忧愁，只有被年味儿充斥着的喜庆和快乐。
过年，是童年时四季里的盼望。那些想要实现的愿望，比如新衣服、好吃的、好玩的等等，爸妈总是说，等过年的时候，给你买。
然而到了真正过年的时候，那些愿望有时也不能完全实现。在那个年代，父母生了我们兄弟姐妹7个，能够吃饱穿暖已经很难了。过年的时候，常常是父亲买几斤糖块，给我们每人平均分几块，小时候连包糖的花花绿绿的糖纸也小心地收藏起来，想糖吃的时候，放到鼻子下闻一下，用舌头舔一舔，依然有甜丝丝的糖味和过年的喜庆味道。
小时候过了小年儿（农历腊月二十三），我的“荣耀时刻”就到了：帮村里左邻右舍写对联，是我最快乐最荣耀的工作。念过私塾的姥爷写一手好的毛笔字，大约我三、四岁时，就手把手教我临帖写字，所以这点儿“手艺”，8岁开始就派上了用场。村子里的大人本来念过书的就不多，会用毛笔写字的就更少了。所以每到腊月年根儿，村里左邻右舍的乡亲拿着大红纸，到我家里求我写春联。父亲总是守在炕桌边，一脸殷勤得意的笑容，一边陪着唠家常，一边帮我裁纸，嘱咐我好好写，帮我斟酌词句；母亲此时里屋外屋忙活着，端茶倒水，照顾锅里蒸着的馒头；弟弟妹妹们炕上炕下欢闹着，大一点的帮母亲烧火，拾掇屋子；简陋的茅屋里，充满了浓浓的年味儿。
小时候过年最高兴的，当然是放鞭炮。家里没钱，那时父亲过年时顶多给我们每个孩子买一挂300响的小鞭炮。小小的鞭炮密密的编成一串，外面是红红的玻璃纸包装。因为少，所以谁都舍不得整串燃放，总是小心翼翼地一个个拆开，小朋友你放一个，我放一个。谁的先放完了，就只有眼看别人放，内心痒痒的不行。记得有一年，我最小的弟弟把自己的鞭炮放在手绢里包着，想拿出一支放的时候，不小心香火头掉在手绢里，结果噼噼啪啪全燃了，险些被崩着的小弟大哭不止，我们哥儿几个只好每人十分不愿地给他几支，他才忍住不哭。
住在我家前院的是史大爷一家。史大爷大约年轻时念过几年书，高度近视，那破旧的眼镜厚厚的像个瓶子底一样。史大爷因眼神不好，干农活艰难，所以家里更困难。但史大爷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天天钻研着自制火药和做鞭炮，听大人们说，他做火药用的硝磺木炭，都是用土办法，用他家做饭的大锅提炼熬制的。而卷鞭炮用的纸是旧报纸、装化肥用的牛皮纸等等做的。现在想来，这史大爷也真是个土“化学家”，要是现在，自制火药可是要坐牢的。不过史大爷当时只是做鞭炮而已，每次到我家，都跟我爸滔滔不绝比比划划地讲他怎样实验做鞭炮的事，说他试验成功了会拿去卖钱。记得史大爷的鞭炮真的研制成功了，不仅是“一声雷”，还有“二踢脚”，有一年还送给我家几个“二踢脚”，还真的和买的没什么区别。常听他讲做鞭炮的工艺，那时8岁的我有一天突发奇想：把玉米棒的瓤子两头儿去掉，中间用筷子通开，形成一个炮仗桶，再用半湿的黄泥封住底部，用木棍砸实，然后把燃放时哑了没响的鞭炮小心的拆开，把火药收集起来装进玉米棒里，上面再用黄泥封住，在中间扎个孔，把药焾放进去。弟弟们簇拥着我把自制的“玉米棒”炮仗插到院子的雪堆里，用香火头小心地点燃，只听一声巨响，炸的雪面四散，我们跳着脚欢呼。正当我暗自得意的时候，不知哪个嘴欠的弟弟告诉了爸爸，我被狠狠骂了一通。现在想来，那真是太危险了！
转眼人过了50岁，算算今年，父亲过世已经37年了，老母也刚过了78岁生日。不知从何时起，开始不盼望过年了，因为过了一个年就又长了一岁，老之将至的感觉让人恐惧岁月的流逝。然而那些艰难岁月里的往事，那些童年里真实的无忧和快乐，那些童稚心灵里对过年的渴盼，那些在生命里鲜艳着醇香着的年味儿，依然在记忆里闪亮着，温暖着。
一年又一年，时光的脚步从不会停止。城市的高楼里，每家每户都以自己的方式，迎送着岁月的更迭。年货大集上的车水马龙，超市里的琳琅满目，大街上璀璨闪烁的霓虹，早早的告诉我，年，又快到了。
然而我却依然怀念，热气腾腾的“杀年猪”、“包冻饺子”的场景；怀念“狗剩儿”舅舅倚门吃肉的一幕；怀念儿时彩色糖纸里包着的那份甘甜；怀念史大爷的“二踢脚”在空中炸响的瞬间；怀念一家九口拥挤着吃的那顿现在看来并不丰盛、但却无比美味的年夜饭；怀念辞岁守夜后大年初一早上东倒西歪相互枕藉、在炕上睡的香甜的那时的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怀念，那些再也找不回的年味儿，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光。#羽西X简书 红蕴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