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2006年，莎莎一岁，她的母亲去世了。
2009年，四岁时，莎莎在家里的门上用粉笔写下了自己的梦想——我想当钢琴家、舞蹈家、老师和科学家。
2014年7月，莎莎被确诊为艾滋病。
2015年4月，父亲因患艾滋病去世后，莎莎得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两次被其他同学家长“赶”出校园。她所在的小学开了一场家长会。主题是，莎莎应不应该继续留在学校读书。莎莎站在爷爷旁边，怔怔地听家长们说她的病，讲蚊子叮咬，讲血液传播。这些，她都听不懂，但最后还是被家长的一声呵斥吓哭了。
有家长瞪着她说：“你不能在这里读书！”
从那个时刻开始，她感觉到孤单。“大家都怕我，无论做什么，我都是一个人。”这个敏感的女孩觉察出了一切。莎莎最好的两个朋友，也渐渐疏远了她。没有人陪她玩了。
最终，她只能待在家里，等待校长每周一次送课上门——这几乎是她与外界的唯一联系。
在家里，她也感觉到被隔绝——奶奶为她准备了单独的碗筷、杯子、脸盆和水桶。每晚，她只能抱着一只毛绒玩具熊睡觉。
第一次看到这些东西时，她跟奶奶生气，“别人怕我，连你们也这样。”哭累了，奶奶跟她解释，她有传染病，没有办法。
02
四川南充，艾滋病男童坤坤给检测出有艾滋病，遭到200名村民联名驱逐，这里面包括他爷爷。后虽受到媒体报道，成功入学一所学校，但是该学校却出现不少的学生要求转学，该班的学生甚至很多没来上课。
03
丽丽，一样患病。爸爸爷爷陆续死去，妈妈离开了家庭远走，现在就剩下9岁的丽丽和奶奶在一起贫困的活着。她们对别的村民来说，似乎是一种“恶魔”，没有敢靠近她们。
丽丽书包里都是药，每天早晨6点45分吃一次，晚上6点45分吃一次，不能晚也不能早，必须准时。她很懂事，学校离奶奶家不远，每天上下想都自己去。回到家还会帮奶奶做点家务活。
“我以后想考大学，考杭州的大学。”莉莉说。
但医生说她很难活过20岁。
04
莎莎、坤坤和丽丽都患有有艾滋病，她只是全国8000多例艾滋病儿童中的一个。而她的孤独、寂寞、压抑和小小的不甘，被却是艾滋病儿童所共有的。众多的“莎莎们”被排挤、被孤立、被歧视，甚至被驱逐出家门。
人们谈“艾"色变,似乎艾滋病三个字代表了邪恶、肮脏和龌龊。
对个人而言，疾病不仅仅是一个生物过程，而且还是一段经历，它很可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对人的整个一生都有影响。艾滋病儿童们在天真的童年中所遭受的经历，往往会影响他们的一生，甚至影响他们的人格发展。
疾病有时候不仅仅袭击单独的个人，而且还袭击整个群体。在艾滋病上，可以说是表现方式不同，一个人罹患艾滋病，除了在生物意义上的传播危害，还有无形的精神上的传播，而这种传播是潜移默化的，表现在患者周围的人、所处的环境和整个社会对患者的不良态度。
所以说，艾滋病的危害不仅仅在于他的传播速度和无法治愈的生物学意义，还在于它对人们内心的改变和扭曲。
就像这些艾滋病儿童，通过母婴传播的方式无辜罹患疾病，艾滋病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是一种疾病，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然而，他们却替成人们，承担了艾滋病带来的非议、冷漠和歧视。在他们稚嫩的心灵中，过早的刻入了成人世界的灰暗和险恶，他人的歧视，就是在他们心里刻字的刀。
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就业、医疗、社会治安等诸多问题。减少人们对艾滋病的误解，努力消除歧视，迫在眉睫。
希望艾滋病儿童能够拥有一个平凡普通的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