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序言中，写着这本书是性、暴力和偏见问题的进化心理学。在许多谋杀案例中，性是个不容忽视的催化剂。而读完这本书发现，作者并无意深究性在暴力上的多重作用，而试图将性或者说繁殖冲动置于人类需求金字塔的最顶端。
在探讨为什么《花花公子》对个人心理机制有害时，作者设计了一个眼动仪试验，在样本数量不算庞大的基础上，他的结论是：男性越关注某人（通常为美女）或某物，稍后对于该人或该物的记忆力越强。而女性与男性一样，在美女身上花费的观察时长越长，但却记不住曾凝视过的美男。作者认为这个实验结果说明人脑会天然地开始搜索美貌与权力，因为祖先们要么想赢得其一作为配偶，要么得与其竞争，了解周围存在的机遇和挑战将大有助益。相对于美貌，女性因为对生育成本的高预估，男性的地位高低更影响其审美和比较。而类似于《花花公子》这种过度强调视觉享受的事物，将影响个人对现实生活中伴侣的真实判断。
既然男性的地位高低会左右女性择偶，那么竞争在所难免。对地位的计较，甚至会演变成暴力杀人。在第三章《杀人幻想》中，作者对女性有杀人幻想的概率（65%）与男性杀人幻想（85%）非常接近的数据表示惊讶。但男女在杀人动机上出现了明显差异：男人最常见的杀人理由是琐碎的口角，女性则会在自身或后代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采取暴力手段。
“威尔逊和戴利认为，如果一个男人在他人眼中丧失地位（被另一个男人公然侮辱），他吸引女性的能力也遭受重创。”也就是说，口角的隐喻不在于哪一方更有道理，而是地位的变化和求偶动机让男性才去直接攻击。星星之火的争执最终演变成杀人事件的案例，在美国西部大开发初期十分常见。《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的数据显示，这段时期暴力事件出现一波小高潮。而此后的回落，是由于女性大量涌入西部，步入婚姻的男性因小冲突暴力相向的概率大幅下降。
求偶动机不仅仅影响了暴力行为，同时更广泛地影响到择偶行为。在晚婚非常普遍的现代，经常会看到“男人是非常专一的，他们从来只喜欢20出头的女孩”“女人喜欢事业有成的大叔”的论调。肯里克从进化心理学给出了他的理解，男性看重的是女性在二十多岁时旺盛强大的生育能力，女性则更在乎年长男性占据更多社会资源能为抚育后代提供更多保障。作者同时讨论了男同性恋和特殊部落的择偶行为来反证这一论点，根据其调查男同依然重视外貌，但年轻男同倾向于找同龄甚至更年轻的恋人，导致对年轻男性的竞争加剧。而部落里出现年轻男性多与大龄女性结婚的案例，是由于该部落的高位者占有多位年轻女性，同时又规定任何适龄者必须结婚。因此出现年轻的底层男性与权威者的遗孀结合的情况。
随后，肯里克甚至从进化心理学角度大幅改动了著名的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因为他认为马斯洛的理论不具备任何生物功能。除了将与繁殖相关的三项需求：获得配偶、留住配偶和养育子女依次置于人类基本动机层次顶端，还把旧理论里层层叠加的目标，修改为各个目标之间存在重叠。肯里克的理由是：较高层次的需要发展得较晚，但它们不会取代较低层次的需求。
从肯里克的需求金字塔中可以看出，他已深信“繁殖目标是人性很多积极方面的终极驱动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类的七个次级自我需要在不同场景下设定不同的优先级别。因为生物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假设之一就是，每个动物所能使用的资源是有限的，随着生长发育，始终要对在何时以及怎样分配进行理性权衡。
这七个自我分别是：合作者：负责管理与合作相关的问题和机遇。实干家：负责管理有关地位的问题和机遇。守夜人：负责管理有关自我保护的问题和机遇。“强迫症”：负责避免罹病。快乐单身汉：关注的是获得配偶。佳偶：负责留住配偶。家长：管理与照顾与亲属有关的威胁和机遇。以“守夜人”为例，愤怒的脸会吸引人的注意力，因为这一次级自我在感受到威胁时将提升到意识优先级别，作者认为这与佛洛依德的防卫机制相似。
而与佛洛依德不同的是，作者更倾向于将所有行为最重要的衍生内驱力定义在繁衍上。在他的进化社会学里，寻找配偶、获得配偶和繁衍要高于自我实现。即使这种投入是非理性的，但他认为人类仍选择了这种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