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读《万历十五年》都会有新收获，因为阅历的增加，看这个社会、了解各种事情，对其中人物的命数、局限和无奈更能感同身受。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大时代中，平日只与周围的人打交道，似乎在处理这个小环境，恍然如梦，10年、20年过去了，这个时代已经变了，2007年、1997年的生活都已经远去，我们无可避免地被这个大时代裹狭着前行。
无奈的个人命运
很难去评价张居正和申时行，张居正能看到整个文官体制的弊和病，希望能够以自己的威望和关系网去建立些许规则来让这个体制变得好一些，他是真的能干，在幅员如此广阔的国度推进考成法，严苛地对待每位官员，然而这并没有让体制的弊病消失，腐败和低效依然暗涌。而且仅仅在张居正去世的几年之后，考成法就被废弃啦。这个制度从诞生之日起结局已定，考成法想设立一个新规则，但本身这种方法就是没有规矩的，依赖亲信来推进，身不正名不顺。张居正身在此山不知山，恰恰没有看到整个文官体制根深蒂固的运营本质，文官体制带来的腐败和低效并不是因为没有规则，而是因为整个大的国家机制都建立在虚幻的道德下，阴阳平衡之术是整个体制运营的根基，而张首辅的严苛恰恰破坏了这种平衡，在位之时尚可靠权威维持这个体系，而一旦驾鹤西去，维系之手消失，体制会迅速恢复到他本来的样子。
文官体制影响整个社会，上至皇族大臣，下至贫民百姓。没有法制和详尽规则，皇帝何以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呢，于是就要维持这种至高无上，就要有各种形式、礼仪、规则、四书五经，而这一切就是皇帝本人的枷锁。
知微见著，个人经历决定他如何看待世界，恰巧这个人又身居高位时，他的看法和做法会影响整个走势。反过来，这个人即便再怎样身处高位，依然被这个时代、时代背后的机制所限制。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规则，或者叫潜规则更合适，这些文化符号塑造每个人的时候也塑造了一个时代，我们叫它为机制。君权神授，朱翊钧也逃脱不了这所有的羁绊，他想做的做不了，他又看透整个局，成为文官体制的玩偶是他断不接受的，于是身为君主至少还能做一件事，是为躲，至少可以不做你们想让我做的事。1587年开始，他不再出演各种礼仪仪式，整个文官体制之前的运作规则也不再维系，想上升的没有通道，想发财的各有门路。
关于法制
无力感，贯穿在所有人物命运的主线，不管是朱翊钧、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他们每个人都在和体制周旋，有人缓和，有人激进，然而这个体制自有其运作演化，可以改变一时，却无人动的了根基。
这个体制最大的问题在于道德凌驾于法制，万历十五年如此，今日亦如此。而国人的矛盾之处恰在于，我们希望有法制，却在很多时候想要诉诸道德。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海瑞定理
看到这段话，能深深体会法律解释和执行之简化和粗糙，总忍不住想问一句，凭什么？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组织系统，能够解决复杂多元化的社会问题，而不是仰仗一个逻辑漏洞百出的道德评判体系。海瑞坚信自己的原则和信仰，穷一生践行法制，却仍逃不脱道德伦理的限制。黄先生的一句话道破天机“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追求一种简化，不关乎细节的完善，从古至今延续。管理这个庞大的国家，如果打磨出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财政制度，让社会和经济在其间自由生长，这片土地应该会成为最强大的国度。然而历代政府的目标似乎仅仅是让民众安分、让统治延续，依靠文化传统、伦理纲常在小范围内形成自制，全国大统一成为最简单的思路。简单的思路经过时间的演化，会慢慢崩溃，从一个小点开始溃烂，而后染指整个机构。当我们选择避免复杂的技术设置，寻求简化的时候，正确的方向就离我们远去了。
司法隶属于行政，政府得以简化，一元化得以保持，整个政府的思想和行动就会趋于一致，看起来更容易管理。Easy come easy go。我们这么懂得阴阳平衡、有失有得的民族，却总逃不出这个逻辑魔爪，从没有花大精力来真正改造这个社会，让他更现代化、复杂化，告别原始和简单。
统治集团的一元化和经济的两极分化似乎相伴而生，新的经济和商业在这样的举国体制下并不被重视，于是土地成为社会经济分配中的关键，大官僚、大地主、中小地主、贫民这样的分级迭代反复又没有交集，基于土地的各种盘剥、高利贷成为中下阶层永远的咒语。无节制的货币政策，同样以最粗暴的方式进行财产的一次次重新分配。观古知今。
体制的僵化和缺乏弹性
去年翻看《深奥的简洁》，开始喜欢那种能正向演化的、生生不息的自适应系统，当事情变坏时，触发让它重现生机的机制。整个帝制则很难看到这种喜人的僵化，而是一段一段的矫枉过正，串接而成的必然失败史。
当唐朝的藩镇制度让大唐盛世陷入危机，给身后人留下的讳疾忌医和矫枉过正，大明一朝的文官和武官关系就是最好的例证。
体制僵化和技术创新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延续太久，现代化的社会结构才能支撑各类技术创新，而明朝类似农村集合体的体制结构，是无法支持大的技术创新的，既包括军事现代化，也包括商业现代化。要不是技术进步推动社会组织更加精确和严密，要不就是落后的体制抑制了技术进步。于是我们会看到，这个固化的体制只能容许小变革、小创新，比如戚继光，比如申时行，却没有俞大猷和海瑞的生存空间。
历史的魅力之处就在看清现实，时至今日，我们与大时代同行，希望此时此地的现实能够借鉴历史、超越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