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季兴、高从诲父子为何能依靠荆南之地在五代十国坐拥一方
文 和运超
和马氏南楚相毗邻的北面，有一个占据荆州一带，同样属于五代十国之中的小势力，这就是高氏家族的南平王（因为在古时荆州的地方，有时也称荆平），打出这片基业的是高季兴，本名高季昌，由于后来投靠后唐，为避李家祖宗李国昌的名讳而改为高季兴。
高季兴来自中原河南的陕州，早年投身汴州富人李让的府上当家僮。当时一起混吃混喝的人不少，据说董璋、孔循都有类似经历，他们都是五代十国期间颇有影响的角色。
高季兴最初也是被朱温相中投身宣武军中，逐渐成为比较亲信的牙将。例如在入关中对付李茂贞夺取唐昭宗的行动中，李茂贞、韩全诲等联合防守凤翔，朱温难以攻取，又担心后方被李克用反击，当时打算退军。
高季兴趁机崭露头角，向朱温劝说坚持，并寻到一位勇士马景，采取诓骗李茂贞的守军，吸引他们出城追击，结果上当被击溃。李茂贞与朱温讲和成功，交出了唐昭宗，但那位勇士马景和几个死士基本全部战殁。高季兴随后跟着朱温在淮南一带的战事中也多有功绩，不断得到重用。
唐末帝天佑三年（906），朱温因荆襄节度使赵匡凝和朗州方面雷彦恭的联络，本来指望大举南进控制湖湘地区，结果反而失利，既失去荆南节度使成汭，又失去本来对他很恭顺的武贞军节度使雷彦威，令湖湘一带的情势变得非常微妙。
朱温不得不调转枪头收缩范围极力平定毗邻河南的荆州北部地区，带着大军攻破襄州（今湖北襄阳市一带），赵匡凝投奔淮南杨氏，其弟荆南留后赵匡明又投奔西川前蜀。朱温就任命高季兴为荆南留后，由于荆州一带从唐僖宗以来也长期处于纷乱中，高季兴积极招聚流离失散的百姓，朱温给了他主持地方事务的节钺，所以，高季兴能够成为一方藩镇，就在后梁腹地河南的隔壁，完全是出于朱温和后梁对高季兴的信任和器重。假如他和朱温的关系不够，丝毫不用怀疑，他肯定很难在这样微妙的地方长期待下去，正所谓后来赵匡胤的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后梁建立，朱温就正式任命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然后下诏削去赶走雷彦威的武贞军节度使雷彦恭的职务。前面论述马楚时提过朗州一带的雷满自组团练和高骈的关系。因为雷满是地方豪雄（史书称其披发文身），当年高骈坐镇淮南时，招雷满归顺，为对付黄巢义军立下过一些功劳，至少在湖湘一带保境安民是有一定效果。
唐昭宗继位后，就封雷满为武贞军节度使，就这一名号也可见对他的嘉奖与拢络。雷满死后，长子雷彦威本来继承节度使，没多久被弟弟雷彦恭夺了位，尤其雷彦恭对朱温不感冒，选择投靠杨行密来扩大其地盘，这才引起朱温对雷彦恭的讨伐。
朱温命高季兴与楚王马殷联手出兵，高季兴命大将倪可福与楚将秦彦晖攻打朗州（今湖南常德），雷彦恭不敌联军，最后投奔淮南。高季兴进一步招抚百姓恢复生产。此外，他对倪可福、鲍唐等大将也非常倚重，另外还有梁震、司空熏、王保义等为谋士，势力逐渐壮大。
在朱温死后，高季兴也想趁机扩大地盘，先是出兵攻归州（今湖北秭归县一带）、峡州（今宜昌市一带），结果被蜀将王宗寿击败，随后以“助梁击晋”为名北上袭击襄州（即荆州北部的襄阳一带），又被山南东道节度使孔勍击败。孔勍也是跟随朱温的老人，同样在当年入关中对付李茂贞时有过出色表现，他在击败李茂贞弟弟李茂勋一战中，与康怀贞合作非常得力。后梁建立，孔勍被提携为邓州一带宣化军节度使，随后平定襄州，调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孔勍与高季兴虽然打了一仗，而且高季兴还败了，为此断绝给后梁的贡赋。可他与孔勍却只是短时间闹了矛盾，朱温死后，两人又很快和好了。高季兴恢复往汴梁的入贡。
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勖建立后唐，把京城迁到洛阳。高季兴得知后，将名字由“季昌”改为“季兴”，并在司空薰的劝说下打算朝觐。梁震劝阻表示梁与唐有二十年的世仇，而他是梁朝旧臣，占据重镇，如果亲自入朝恐怕有去无回。高季兴害怕遭到唐军南下打击，还是亲自前往洛阳朝见。
后唐庄宗李存勖对高季兴很满意，任命为中书令，但是的确有意扣留，心腹郭崇韬进谏道：“各地诸侯都只是派人进贡，只有高季兴亲自前来，应该褒赏他以为表率。若是把他扣留，怎么能使天下诸侯归心呢？”李存勖觉得也有道理，还是放他回去。
高季兴返回荆州的途中路过襄州与孔勍见面非常感慨，坦陈这次去见李存勖差点有去无回。高季兴返回江陵后，孔勍于次年调离去了北方潞州的昭义军，起初的搭档监军也是后梁降将安崇阮（后安崇阮又调任晋州留后）。
安崇阮是潞州本地人，其父安文祐在唐僖宗末年曾被授为潞州的昭义军节度使。安崇阮很有忠义色彩，还为后梁末帝服丧，博得很大好评。所以李存勖大度招抚和重用一批后梁军将，从道义上是符合新君的宽厚气度，然而潞州昭义镇可说是沙陀李氏的河东河北重镇，此前遭遇多次危机。李存勖大胆启用后梁旧将来坐镇此地，冒着很大的风险。
此前论述后唐时，笔者提过李存勖正是几年后毁在各路军中的矛盾漩涡之下，不论是征服前蜀后地方出现的恩怨，还是河北邺城一带的起事，他均有一种看似无心，却多少有些放任的大意。
比如在最后时刻，李存勖还想用孔勍入洛阳进行守备。但潞州的监军杨继源和手下想要除掉孔勍，趁机夺取地盘。孔勍先下手为强除掉杨继源继续坐镇潞州，没有来得及赶去洛阳。对于此事，并非是孔勍对后唐不忠，而是河东的杨继源等唐军下属对这些后梁旧人的不满，意图找各种理由对付。《旧五代史》就客观评价孔勍在梁唐两代都是忠臣，并无劣迹。他于后唐明宗李嗣源的长兴三年（928）身故，追赠太尉。
反之，高季兴回到荆南江陵，对手下梁震也感叹差点不能回来。高季兴去了一次洛阳，居然对后唐内部看出一些问题，经常对身边人大谈李存勖的骄傲自满，朝堂局势堪忧：“新君举掌对功臣道：‘我在手上夺得天下。’灭梁岂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新君如此骄傲，功臣无不寒心。”这一段出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可能有故意渲染李存勖的迅速败亡之意。
实际上真正表现出骄傲自满的反而是高季兴。他当时对众手下也刻意流露对后唐局势洞若观火的本领，根本原因在于他是第一个向庄宗李存勖进言伐蜀之人。这一番话正中李存勖下怀，所以很快派客省使李严打探蜀中动静，准备了一年多就付诸行动。
高季兴当时在江陵修缮城池，储备粮食，招纳后梁败退的一些散兵游勇。不久，高季兴升尚书令，进封南平王，这是高氏称王的标志。这一方势力在五代十国或称传统的节度使之名为荆南，也有称王位为南平，有时还把两者结合起来称荆平。
后唐同光三年（925），魏王李继岌与枢密使郭崇韬率兵征讨王氏前蜀。高季兴请求率荆南兵马西进取夔州（今重庆奉节一带）、忠州（今重庆忠县一带）和万州（今重庆万县一带）、归州（今湖北宜昌市西部的秭归县一带）、峡州（今湖北宜昌市）等地，还被任命为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
高季兴得知消息后其实感到非常吃惊，他满以为提出伐蜀的建议是为了糊弄李存勖，一是为了给自己找台阶下，方便他能离开洛阳；二是多少可以转移视线，避免后唐盯上他的荆州。
哪知道李存勖对此建议十分认真，很快就付诸行动，还把这位首谋之臣也捎带进来。高季兴不能不有所表示，实际却故意推迟出发，最终倒也捡了少许便宜。他派军守在长江岸边，反而等来唐军征服蜀地以后，押送的诸多财物乘船顺江而下，准备通过荆襄地区转运洛阳。这时庄宗遇害的消息很快传到荆州，高季兴这一下反应却很迅速，下令除掉唐军押运财物的使者，将大批物资截留。
后唐明宗李嗣源入洛阳即位后，高季兴上书索要夔州、峡州为荆南地区的属地。李嗣源为了安抚高季兴表示同意，但要求会从朝廷委派刺史。高季兴提前已派手下前去，告知不用再派人。李嗣源对此大怒，削除高季兴官爵。
次年，任命襄州刘训为招讨使准备讨伐高季兴。当时蜀地境内东川节度使董璋手下西方邺先行攻取夔州、忠州、万州，被任命为宁江军节度使。高季兴本来在荆州对抗刘训获得胜绩，害怕长久僵持下去迟早不敌，就打算以荆州、归州、峡州三州之地向淮南杨吴称臣，被册封为秦王。随后，归州被西方邺夺走。天成三年末（929年1月），高季兴病故，年七十一岁。长子高从诲继位后上表向后唐请罪，李嗣源为拢络地方，决定息事宁人，继续任命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
高季兴坐拥的荆州是要冲之地，但五代时期的荆州远不能和当年汉末三国阶段相提并论，实际就是江陵府和周边峡州、归州，包括少许县城。就像前面提及，连北面的襄阳都不在实际掌控，南面岳州、澧州已是马楚的地盘。
但高季兴就在这区区弹丸之地，在招揽人才和治理方面居然也颇有成绩，否则不可能形成一方气候。比如有梁震、孙光宪、倪可福、梁延嗣、王保义等人，基本都任用到位，有些以姻亲方式笼络以收其心。
梁震和孙光宪都是川蜀杰出人士，但两人早年的际遇很不一样。
梁震是成都附近的邛州人（今成都所辖邛崃市人）。在唐僖宗从蜀地回去长安后，他因拜会过身边一位郎中刘象，很受赏识，跟随到关中寻找机会。终于在唐昭宗乾宁年间进士及第，做到工部侍郎。不久朱温建立后梁，梁震对其很不满，就离开汴梁准备返回川蜀。
经过荆州时，高季兴却将他留下，梁震其实心怀唐室，也看不起和朱温关系密切的高季兴。但高季兴非常欣赏他，打算任命为节度判官，梁震本想推辞，可又怕态度立场过于激烈会惹来杀身之祸，就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称：“震素不慕荣宦，明公不以为愚，必欲使之参谋，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高季兴听后同意，所以梁震没有接受正式官职，却又愿意为高季兴做幕僚顾问，始终自称为前进士，自号荆台隐士，高季兴将他视为首席智囊，称为前辈。荆南的所有要务和总体规划大都出于梁震的设计。
梁震非常睿智和有远见，正如前面提过李存勖消灭后梁，高季兴受不少人建议去洛阳朝觐，当时就梁震表示反对。高季兴听从多数意见去了果然险些回不来，所以好容易忽悠李存勖对付前蜀，这才脱身回到荆州。高季兴见到梁震几乎哭诉：“不用君言，几不免虎口。”之后李存勖很快付诸行动消灭前蜀，高季兴感叹曰：“老夫过也。”梁震又婉转附和高季兴曰：“唐主得蜀益骄，亡无日矣，安知不为我福。”没多久，庄宗果然被杀，由是高季兴对梁震的见识更是钦佩不已。
高季兴去世后，高从诲继立，也信任梁震，以兄礼事之。最终梁震什么时间过世缺少记载，他有三个儿子梁股、梁肱和梁肘，三兄弟名字感觉都有些奇怪，据说其中梁股改名为梁宜，而梁肘后来也改名梁原，但事迹都不多。
孙光宪是蜀地陵州人（今属眉山市仁寿县），他的年纪又较梁震晚了整整一辈。早年的孙光宪可说是王氏前蜀的文人，与当时在前蜀任职的牛希济、毛文锡等文人交往甚密，而且在当时著名的花间词派中崭露头角。但是，孙光宪似乎没有在前蜀出仕，而且提前离开北上，所以没有经历后唐讨伐蜀地的战事。
不过，当时后唐基业比较兴盛，孙光宪也没有更多的选择，大约三十出头，他反而是在后唐开始出仕。后唐军在蜀地频频发生危机，东西川孟知祥和董璋从合作走向对抗，孙光宪对蜀地家乡的前途再次感到忧虑，又选择坐船离开，所以一路到了江陵。
孙光宪一来就受到蜀地老乡兼前辈的梁震欣赏，以才学出众担任文书。后来高从诲上位，梁震也年老退休后，所有重要的事情基本都交给孙光宪。一路从秘书少监、朝议郎、御史中丞等做到节度副使。他先后辅佐高从诲、高继冲两代节度使，为荆南地区归顺北宋做了重要的劝说。入宋以后，宋太祖赵匡胤还授他黄州刺史，直到北宋开宝元年（968）逝世。
孙光宪的事迹对高氏荆南而言虽说非常重要，可放在五代十国阶段其实又不算太突出了。但是他在历史上却比很多五代十国人物都价值，因为他留下一本非常重要的笔记史料《北梦琐言》，记录了唐五代时期众多的历史资料和故事，虽然有不少属于小说性质，或是道听途说的八卦，正如此前论述马楚时期关于马希声的死，笔者也引用孙光宪的记录，以两段小故事暗示马希声的为人可能是招来天谴导致早亡。因为孙光宪距离唐代非常近，对五代十国更是“当代人”，他的记载就有不可取代的史料参考价值。
另外如倪可福则是勇猛武将，他本来是唐末宫廷的驾前指挥使，说白了，倪可福其实是朱温安排在昭宗、末帝跟前负责监管的亲信。由于高季兴刚到荆南时实力不够，经常受到朗州武贞军雷彦恭的滋扰，朱温建立后梁，为了确保荆南在自己的控制下，就派出倪可福领了数千人马前往相助高季兴守住荆南。
倪可福不仅武勇，还颇有指挥实力，在高氏诸多军事行动中，多数是倪可福主打。他对付蜀军时有功，被高季兴授命为都指挥使，还把自己女儿嫁给倪可福的儿子倪知进。多年来，像对付襄州一带李洪袭扰荆南的动荡，攻占前蜀的归州、峡州等地。淮南杨吴方面陈璋占据岳州以后，试图继续进攻荆南，这些全是倪可福带着荆南军一次次挫败对方取得的成绩。
除了军事方面出色外，与之紧密关联的就是防御方面，倪可福为保障荆南地区也做了很大贡献。他多次设法加固江陵府和周边城池的防御，同时连带兴修水利，比如修筑了江陵城西流传至今的寸金堤（位于荆州市西面沙市区）。还有后梁龙德元年（921），倪可福挑大梁负责督造江陵府的外城加固，动用了一万多人赶工，为此高季兴还不满意，巡视时认为倪可福的动作有点慢，居然当众杖责一百。过后高季兴让女儿回去悄悄告知，并非故意为难倪可福，而是威慑众人，让他们做工时不能偷懒，为此还赏赐倪可福金银以示安抚。
后唐李嗣源上位后，高季兴于晚年（天成二年927）还让倪可福又一次主持整修江陵的内城，结束后奖赏了江陵府城东的三十里田地。倪家后人多数都居住在这一片地周围，倪可福大约在高从诲继位没几年就过世。据说江陵城一带有纪念倪可福的遗迹流传，如城东有倪军市，而城西修堤附近则有将军庙。
正是高季兴能够发挥和倚重一批人才，依靠非常不利的荆南弹丸之地，居然纵横捭阖，灵活地周旋于五代十国各大势力之中。高季兴先后算是依附后梁、后唐和杨吴，只要能够保全自己的地位，高氏并不以称臣为耻。
高从诲是高季兴的长子，论年纪比后唐庄宗李存勖小六岁，比石敬瑭还大一岁。他在后梁时就已经成年，凭借高季兴和朱温的渊源，一早就出任供奉官，不断得到提拔任命，属于贴身亲军职务，出任殿前控鹤军的都头。
尽管颇有人质色彩，但高从诲一直比较谨慎，后梁贞明四年（918）终于回到高季兴身边，得到荆南牙内都指挥使、归州刺史等职务，他对此已经很满足，随后在荆南也有十年左右。
后唐明宗李嗣源天成三年底（928年12月）高季兴重病之时，高从诲出任荆南行军司马、忠义节度使、同平章事，受命权知军府事，后来杨吴之主杨溥任命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兼侍中。
高从诲早年在后梁为人质，长久压抑自己的本性，回荆南后要低调做事，获取父亲的信任，所以也比较掩饰自己。终于轮到他当家做主后，很快开始释放自己比较贪图享受、喜欢奢侈的一面。只不过总体上他还是懂得守成之道，每每经人劝谏后还是能够克制。
高从诲与高季兴有很大的一点区别，他在位期间重新确立尊奉中原的政策，《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六》都记载，在高季兴晚年决心背弃后唐，选择臣服杨吴时，高从诲曾哭着劝谏，但高季兴没有听从。
高从诲主事就采取灵活手段，他也非常尊重其父留下的老班底。比如他的左右大臣不断进言：“唐近而吴远，舍弃唐而臣服吴，这不是好方法。”高从诲认为有道理，于是通过楚王马殷一方向后唐表达谢罪之意。而且一个说客不够，还同时给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元信写信，请求他上奏李嗣源，愿意重新称臣纳贡。
天成四年（929）五月，安元信把高从诲来信的内容告诉李嗣源，得到同意。于是一个月后，高从诲派押牙刘知谦上表请求归附，并进献赎罪银三千两，又过一个月，李嗣源册封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这自然又令杨吴方面不满，次年杨吴就有攻打荆南的行动，但是没有捡到便宜。
到长兴三年（932）春，后唐册封高从诲为渤海王，加检校太尉。高从诲为了稳固关系，这一年冬十月向后唐进贡银茶以求战马。李嗣源表示荆南是内地，没必要装备战马，只赐马二十匹。后唐闵帝李从厚在位的应顺元年（934）春，改封高从诲为南平王，在名份上算是恢复了其父高季兴的待遇。
总的来说，高从诲对后唐的维系是比较成功，时不时贡献粮饷外，高从诲对于经过荆南的使臣所求几乎无有不允，如934年使臣路过荆南向其借贷，高从诲赠送名贵毛皮。
当中原势力出现危机动荡时，高从诲其实还是像其父高季兴一样，马上寻找新靠山。如后晋覆灭后，契丹和刘知远先后入主汴京，高从诲一面及时送上财帛礼物，对周边势力也采取交好，如庆贺新君即位等。只要给高从诲足够的礼遇和拢络，其实他也不羞于频频改换门庭称臣归附，这一点倒不一定是高氏为人的品格问题，而是荆南这样极为局促狭小的势力，面对周遭都是比较强大的势力，无法轻易拓展开来，又要想继续盘踞，就不得不采取这样无奈的办法，换做谁也是一样。
在其他方面，史书对高从诲还是比较认可，认为他能够礼敬贤士，比如之前提过的梁震，多年来高从诲对他都非常尊敬，视为兄长。而梁震也常常称呼高从诲为郎君。
另外对梁震的继承者孙光宪，高从诲也很欣赏倚重。像后唐清泰二年（935）春，楚王马希范的生活追求奢侈，参加迎春游乐的人都夸赞楚王节庆的盛况。高从诲就对僚佐感慨：“像马王那样可以称得上是大丈夫了。”孙光宪回答说：“天子和诸侯，礼节上是有差别的。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骄纵奢侈越糜费，取得快意于一时，不作长远的思虑，不知哪天便要危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高从诲听了有所觉悟，表示“先生的话是对的。”之后，高从诲也尽量用阅读经史作为自己的娱乐，减少玩乐活动。然后减轻刑罚，降低赋税，荆南地区得以维系安定。
不久，中原后晋依靠契丹消灭后唐，当时引起各地非议。高从诲此前是依靠恢复对后唐的臣服才确保了地位，他对石敬瑭这一背弃后唐，投靠契丹的行为同样既感不满，又颇为忧虑。
后晋天福元年（936），杨吴方面已经是徐知诰掌握大局，眼看已经要建立自己的基业。于是，高从诲又再次派出使者前往江南进行劝进（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徐知诰确实很快登位，居然以继承唐朝的身份自居，恢复为李姓后人，建立南唐。这一来，荆南与新立的南唐之间来往又变得密切，高氏甚至让南唐同意在金陵设置了住宅，貌似万一将来有所不测，他们一家可以随时逃往江南躲避，又一次灵活机动的找到了靠山和后路。
后晋为了表示是中原宗主，同时石敬瑭也并不愿意树立太多的反对者，对高从诲没有立刻放弃，仍然多次加官笼络。而高氏为了生存，既然后晋愿意示好，所以还是继续与之保持联络。到天福五年（940），安从进起兵反抗，高从诲暗地与其有联系。
这时，翰林学士陶谷受命出使荆南，高从诲在望沙楼宴请陶谷，大陈战舰于楼下，对其说：“吴蜀拒绝臣服已久，愿修武备，习水战，以待后晋大军的到来”。陶谷回报石敬瑭，对高从诲的态度很满意，于是遣使赐甲马百匹。
这里提到的望沙楼是江陵府的一处名胜，位于城东，西面尚有雄楚楼，均为高季兴在后梁时期兴建。北宋时期依然存在，后来苏轼一家离开四川坐船前往汴京赴考时，路过江陵写下过《荆州》组诗，其中第四首就提及“朱槛城东角，高王此望沙，江山非一国，烽火畏三巴……”就是借这一建筑，感叹高氏在荆南的局促之地，还幻想有朝一日可以建立丰功伟业，实际只是转瞬即逝。
当时安从进起兵后求援，高从诲采纳了行军司马王保义的建议，不但向后晋上报其情况，还派遣都指挥使李端赠军粮协助晋军，石敬瑭对高氏表现非常高兴，诏令加封守尚书令。高从诲和其父一样，就是靠着左右逢源的方式保全自己的一方势力，不断从各方得到好处。
换一个角度看，这世上显然并不是就高从诲最聪明，其实各方对他的这种机巧圆滑并非不清楚，比如安从进被平定后，高从诲上奏请求将郢州（今湖北武汉市南面武昌区一带）划为荆南属地，后晋就不许。
高从诲对后晋再次产生了意见，到天福十二年（947），后晋已经覆灭，高从诲不仅顺势派使者向契丹进贡，从他们那里得到一大批良马，同时也派使者到河东劝刘知远继承大位，趁机收复中原，还送上了大批礼物。
其实高从诲还是打着希望拓展地盘的主意，争取刘知远平定黄河、汴州一带后就将郢州划归荆南。等到刘知远进入汴京建立后汉，高从诲又一次送贡礼，希望刘知远兑现要求，结果再次遭到拒绝。
可以看出，高从诲的灵活多变其实和高季兴基本一样，只不过他表现地比较婉转，也显得更加圆滑。他不像高季兴那样还打算仰仗身边的武力真的与周边势力频频动手来扩大地盘。在保持荆南比较安稳的大前提下，他往往采取沟通方式寻求机会，只是效果始终不好。好比以为对后晋立下很大功绩时，他提出索要郢州的要求。同样地，在刘知远尚未登位时也提前表达劝进之意，以为是所谓拥戴的元勋，等刘知远进入汴京，高从诲希望有所回报或嘉奖，再次提出索要郢州，结果还是落空，心情非常郁闷，不久就患病了。
高从诲每每都是自以为时机比较理想的情况下提出诉求，但不论后晋还是后汉，其实也还是一方藩镇。尤其从后晋开始，众所周知基本放弃了燕云大片地区，实际的地盘已经大不如前，谁都没有慷慨到可以随意舍弃一州的地步，高从诲想要从中白捡便宜当然很不现实。后汉乾祐元年（948）十月，高从诲病重，命第三子节度副使高保融兼领内外兵事务。年底就病故，年五十八岁，追赠尚书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