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鼓应有一本小书，叫《庄子浅说》，199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定价4.8元，是正宗的《庄子》开蒙读物。这本小书的第一个小章节就是《贫困的生活》，讲述了《庄子》一书中关于庄子本人生活状态的三个小故事。
第一个是《外物》中故事，说庄子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找监河侯借米。监河侯说等我收了采邑的税金后给你三百金好了。庄子沉着脸讲一个虚构的经历。说有条车辙里的鲫鱼向他求救，他答应引来西江来救它。鲫鱼说，那你干脆到干鱼市场上找我算了。这就是成语“涸辙之鲋”、“枯鱼之肆”的来处，在此用以体现庄子家境之贫。
第二个是《山木》中的故事，说庄子穿得邋里邋遢去见魏王，魏王说他“惫”，庄子说：“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用这个故事中描写的庄子的穿着，来表现他的生活贫穷。
第三个是《列御寇》中的故事，说曹商出使秦国，差事办得好，得到很多车马，回来先讽刺庄子“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又向庄子炫耀。庄子就回敬道，我听说治好秦王的毒疮可得一乘车，给他舔痔疮可得五乘车。治的越卑下，可得的车辆就越多。莫非你舔痔疮了，要不怎么得到那么多车啊！这是成语“吮痈舐痔”的来处，在此借曹商之口来说明庄子生活困窘的程度。
这三个故事如果是真的话，倒是可以形象地反映庄子的一些生活状况。
我断定于丹是读过这本小书的，并且很现成地连故事带顺序套用到自己的书里来说明同一问题。这叫不叫抄袭，不好定性，只能算貌似。我们知道，《庄子》惯用寓言来表达思想，这三个寓言故事尽管是陈鼓应仅仅用来表现庄子生活实况，但其本身也是有深刻寓意的。读懂这些寓意，结合自身实践，自然就会有所“心得”。这恐怕也是于丹所谓“心得”的基本学理。然而，于丹未必能够读懂这些故事，所以其“心得”就与庄子甚远而不得要领。
于丹对第一个故事没有进行引申，而是借以引出“庄子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贫困的呢”这个话题。为了说明这个话题，于丹引用了第二个故事。我们有必要把这个故事中庄子关于“贫”和“惫”的论述详细看一下。原文是这样的，庄子说：
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王独不见夫腾猿乎？其得楠梓豫章也，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危行侧视，振动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
庄子这一段言论是对自己贫困的看法吗？并不是。庄子仅仅说明自己只是“贫”而不是“惫”，然后通篇开始论述“惫”的原因，所谈只是“惫者”，而非“贫者”。在庄子看来，所谓“惫者”是那些“有道德而不能行”的“士”，而其“不能行”的原因就是“非遭时也”。庄子用猿猴做比方，猿猴在大树上悠然自得，没有谁能够伤害到它们。但到了灌木丛里就战栗不安。这并不是它们的身体本身不再灵活了，而是因为处在了不利的环境。并说现在正是“昏上乱相”的乱世，那些“有道德之士”想做到不“惫”是不可能的。
《山木》中的这段话是什么寓意呢？这必须从《山木》全篇主旨来看。《山木》主旨是讲身处乱世的免患之道。文章一开始就讲，大木无用而免伐，鹅不能鸣而被杀，到底应该“有用”还是“无用”呢？庄子的观点是“唯道德之乡”，就是说“凡事要顺其自然”，这个“顺其自然”其实就是“遭时”，跟“有用”、“无用”没有关系。也就是说那些有才能的“道德之士”如果“遭时”也不会“惫”。
在这里，庄子完全是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的，他没有就自己的“贫”发表议论，而是为那些“道德之士”找到了生不逢时而“惫”的原因。于丹说：“庄子对自己身处的环境是有情形认识的。真正的仁人志士不怕生活上的贫困，怕的是精神上的潦倒。”这就是于丹从这个小故事中得到的“心得”。第一句话没有错，庄子的所有思想正是为他生存的环境而发，可以说，如果没有对社会现实尤其政治乱相的充分认识就不会有庄子的思想。所以，我们研究庄子思想如果脱离了“昏上乱相”这个时代背景，也就找不到要领、抓不住真谛了。
而“真正的仁人志士不怕生活上的贫困，怕的是精神上的潦倒”这句话单独看也没有错误，但用来评价庄子，却是天大的笑话，并且和庄子基本扯不上任何关系。
首先，庄子不是什么“仁人志士”，他对“仁”是批判的，对“志”是漠视的，一个追求精神逍遥游的人，怎么可能宥于“仁”而累于“志”呢？如果把庄子归于“仁人志士”，那么《庄子》一书就永远别想读懂了；
第二，庄子是“不怕生活上的贫困”吗？我们知道，庄子讲究万物一齐、身游物外，既不会在意贫困，也不会反感富裕。这一问题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不在他的思考范畴之内。说庄子不怕贫困并没有错，关键是从这个故事中能够得到这个答案吗？在这里，庄子根本就没有对自己的贫困的“怕与不怕”、“在不在意”说过一个字。于丹又是怎么从中有此“心得”呢？
第三，对于“精神上的潦倒”，庄子也未着一言。庄子提到的比干是精神“潦倒”还是没有“潦倒”呢？根本谈不上。那些“惫者”之所以“惫”跟“精神潦倒”与否也毫无关系，庄子说得很清楚，完全是因为“处势不便”而已。
于丹所说的“真正的仁人志士不怕生活上的贫困，怕的是精神上的潦倒”，其实是在鼓励人们争做“真正的仁人志士”，即便再贫困也不要怕，只要精神坚持住就可以。于丹的这一心得不仅与这个故事毫无关联，而且与庄子思想完全背离。
到这里，与其说庄子思想被彻底歪曲，还不如说被完全抛弃。歪曲，手法不高明；抛弃，毕竟不甘心。于丹继续借用庄子的外衣来论述与庄子毫无关系的一些“生活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