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稻田

              一

  小暑前的夏日早晚还没有那么炎热,清晨的五点,天已经大亮,城市的天空显示着一种久违的蔚蓝,一小轮红日隐隐约约,没有一丝夏日阳光的热烈,仿佛隔着一层薄雾。回老家的这天我特意早起,在空旷的马路旁就等着去北站的第一班公交。我靠在公交站台旁的广告牌,看着人行道上尚未来得及清理的垃圾,凉风打在裸露的臂膀上,我不自然地挺直了腰。

几分钟后公交来了。也许是因为还是早上的原因,公交车的司机开的很慢,从容地停车、开门,连冷漠的脸上都似乎带着一丝笑意。车上的人不多不少,刚刚坐满所有的座位,只有位戴着耳机的女生在窗前站着,像每一个早起的人一样面无表情。我选择另一侧一个靠窗的地方站着,看着窗外,路边是一个个紧闭的店门,像是一排涂鸦的围墙,也有早起的商贩,神态安详地摆着摊。

皋城并不大,尽管我是从城西到城北也只需不到四十分钟。汽车北站就在公交底站的隔壁,像所有皋城的公共设施一般简陋。去售票厅需穿过几百米宽的停车场,在停车场的那头停着几十辆待发的各色客车,有的是高大气派的空调大巴,有些则破旧的如上世纪的铁皮公交车。售票厅前是一个巨大的屏幕,屏幕上一行行红字记录着今天各个时间点的客车班次。老家木安镇其实不过是几十公里的距离,我还以为去老家的客车会很多,然而在屏幕上找了很久,才发现去木安的客车只有一般而且时间是在下午两点多。

我有点泄气。走出售票厅后我决定先出去买点东西吃。我坐在车站外的一个面摊摆在人行道上的椅子上,就在一张破旧的桌子旁吃了一碗牛肉汤和一笼煎得金黄的菜饺。此时是早上七点多,马路上的车渐渐多了,不时有客车出站发车,神气地鸣着笛驶向各方。马路对面是一个小店面的超市,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江淮车,车门敞着,驾驶座上似乎坐着一个男人。我在面摊坐了一会,看了会手机,空间,朋友圈,没有更新,锁屏。我起身想到对面的超市里买了瓶饮料。走过那辆江淮时,我往车里看了一下,车里果然是一个瘦小的留着胡子的中年男人,像晒太阳一般懒洋洋地歪在驾驶席,一双黑溜溜的眼镜也在盯着我,我和他对视了一下走进超市。

由于是在车站旁的原因,超市里的饮料普遍贵些,我拿了瓶冰红茶,出门时看见耀眼的阳光照在超市前的水泥地上,像是一整块金黄色的画布,我有些晃神,站在原地不知道接下来去哪。突然一个声音喊了一声“哎”,我抬头看见江淮车里的男人伸出头冲我喊道:“你可要包车?”

我猜他可能是一个私家车车主,闲来无事想揽活——郊区很多这样的黑车。我走到车前问:“要。跑吗?”

他眯着眼问:“去哪?”

我报了老家的名字。他说:“没去过。”

“你跑。我认识路。”

“有好(多)远?”

“五十多公里。”

他低头想了想,说“那得一百块。”

“八十。你路上可以带人。”我说,“反正闲着。”

男人想了想,说声上车。侧身去开副驾驶座的车门。我坐上车,把背包扔在后座。男人发动车,问:“往哪沿(方向)跑?”

“往北。淮南方向。”

汽车驶上马路,车速不快,男人开的很稳。他单手掏出一盒烟向我示意,我说“我不抽。”

男人独自抽起烟来。他问:“看你没好大,可(是不是)还在上学?”

他说话带着浓厚的皋城人的侉音。我说“高中刚毕业。”

“哪(所)高中?”

“皋城一中。”

“那大学考的一定好。”

“不行。”我说,“我考的不行。”

“今回家?”

“回老家,我爹爹(爷爷)家。”

“自己家在皋城?”

“对。”

他像所有皋城的中年人一样喜欢刨根问底地询问晚辈。我一一答复,一遍看着路旁整齐的行道树和简陋的农家平房。出了郊区后路上的车少了很多,太阳完全出来了,金闪闪的阳光透过行道树宽大的树叶的间隙,映在沥青路上,显示着夏的灿烂。男人话少了,渐渐安静下来。我打开车窗,不冷不热的风吹的人格外舒服。车速渐渐提上来了,车开的却依旧很稳。

男人问“你先跟我讲马上怎走?”

“到寿县再往东往合肥方向。”

“寿县?寿县离这都有一百公里了。”

“我以前坐客车都是这样走的。”

“那你讲(说)五十多公里。”

“直线距离是五十公里。”

“直线?车跑起来能用直线算?”男人看样子开始心疼起油钱。他冲窗外吐了口痰,掏出一个旧版的按键式手机,开始大声地打电话,像是在和一个熟人问路。“跑到这都快四十多公里了。”他嘀咕,我没有理他。车再往前开了几公里,在一个镇突然拐弯向东。

“怎么搞的(怎么了)?去哪?”我问。

“抄近路。你家不在东北向吗?直接穿过去。”

车驶离高速公路后转向一条颠簸的乡间小路,我看着车外陌生的道路感到有些不安。男人打开车载的收音机,放着一首王菲的红豆。破旧的车体在凹凸不平的路上快散架似的晃动,男人开始骂骂咧咧,车又跑了近半个小时的路,整张车都在剧烈地抖动。这是条简陋的石子路,笔直地通向一个村落。车近村落,就看见村里一栋栋崭新的两层平楼,也有破破烂烂的红砖瓦房,门口坐着瘪着嘴的老人。再往前居然是条河。车停了下来。眼前的河大约二三十米宽,周围没有桥,河对面停着一条小木船。男人下车看了看,又不知给谁打了个电话,大声地说着。我拿起背包下车,问:“怎么?”

“过不去。”男人说。我打开手机地图,发现过了河就是木安镇内了。

“你给50块算了,我就给你送到这了。”

“那我过河不又得找车?”

“那不然没办法。车过不去。50块都不够我半天油钱。”男人提高了语调,却没有恼。

我不再争辩,给了他一张五十的纸币,又加了五元,男人看看没有说话,拿了钱坐回车里开始倒车。

我站在河边张望,看纯净的河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波光粼粼。旁边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在河边洗衣服,看见我大声地说“可(是不是)过河?”我冲她笑笑点点头。她抬头冲着河对岸叫了一个名字,对面一个男人的声音应了一声。河对岸一个简陋的茅土房内走出一个驼着背的矮小老人,他站在河边看了看我们,解开那条木船的绳,划着木船过来。船到跟前,老人问“过河?”我连忙说是,一只脚踏在船板上,感觉船在晃动,赶紧踏上另一只脚,身子还是不稳,就坐了下来,感觉水面很低,一种弹力在支撑着船底,仿佛随时都会把船推翻。这是条很小的木船,大概只有一米多宽,老人左右划动船桨,他穿着一身脏兮兮的蓝色布衣,头发已经花白。河本不宽,很快就到了对岸。我问:“多少钱?”

“一块钱,”老人说,说话却很精神,“原来五毛——现在什么东西都贵。”

我给了老人一枚硬币,上了岸后我问老人我爹爹家的位置。老人告诉我沿着公路往前走十几里路就到了。我问老人附近有没有车,老人说:“那得包车。不过现在不一定有。”

现在已经是中午十点多了。我决定先往前走一段路看有没有车。我沿着公路旁的田埂走着。天渐渐热了起来,好在有风,路旁的桑树树叶发出沙沙声,田的另一头的村庄里不时穿出几声隐隐的狗吠声。几日无雨,脚下的黄土地晒得干燥且坚硬,我一边低头走着,一边抬头看公路上的车。村子之间的公路上车并不多,多的是摩托与自行车式的电瓶车一驶而过。我走了不近的一段距离,经过一个村子,走进了一个小卖部。我买了瓶矿泉水和一包口香糖,店主是一个留着胡渣的五十多岁男人,冷静地盯着我并不吭声。我向他问了路,他说:“还有不近的一截(一段距离)。”随即指了路。我出门继续前行,已不愿再找车,便决定走去。拧开瓶盖喝了一口矿泉水,冰凉凉的水流过喉咙,这才发现自己渴极了。

我这样走了很久。背着的黑色背包捂着脊背的同时吸收着正午太阳的阳光,我的胸前与腰背已是一层黏汗。我以前很少走过这么远的路,背酸疼的几乎直不起来。人饿的厉害,嘴唇干燥的几乎连在一起。直到一个十字路口,我才认出自己的位置,走回往常回老家道路。

回老家这条路是一段两公里多的水泥路,通到老家村子前面几百米。水泥路只是近几年才修的,路面极窄,印着各种鸡鸭粪便和灰尘黄土。路道两旁是水渠,用于夏天稻田放水。我走了大约30多分钟,手心中全是汗,额头旁一根青筋跳动,脑中仿佛响着心跳声,终于走到了水泥路的终端。再往前是一段石子路,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压进无数碎石子,再往前走一段路就可以看见爹爹住的村落了。

公路旁依旧是那几栋熟悉的老房,涂满整面墙壁的广告开始变成破败的灰黑色。家家房前都是一颗果树,枣树,柿子,梨树,霉变的果子在坑洼的土泥地上随处可见。我感到村子有些变化,似乎又多盖起几家平房,却格外地安静许多。想了半天才发觉是少了记忆中的狗吠声。时值晌午,不时有中老年的妇女在村中来往,手里拿着簸箕、干葫芦(晾干的葫芦,类似水瓢),她们看着我,欲言又止地停下脚步,我知道她们都是我或远或近的亲戚熟人,只是太久没有回来记不清她们的称呼,所以只能低头走过。当我走过最南边那个最旧最破的猪圈后,只见一个精瘦的老人蹲在一个铁皮水炉前添柴烧水,我叫了他一声,他条件反射般应了一声,抬头看我,花白的眉毛突然舒展开了,“哦,陆取回来了。”眼前的这个老人就是我的姥爷,村里三十年的老会计陈续成。

我和姥爷寒嘘几句后进了堂屋。家里还有姥姥,舅妈和表弟陈涛,见到我便说我瘦了。我和他们聊了一阵,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着黑黑的茶水。后来我终于回到了爹爹(木安镇把爷爷称作爹爹)家。奶奶去了镇上小姑家,只有爹爹一人在家,因此房里显得格外安静。进门是爹爹正坐在客厅擦着一个玻璃酒杯,看到我老人显得很高兴,他一边忙着给我泡茶,一遍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这是他心情愉快的表现。堂屋里十分凉快,我一路路程上流淌的汗水此刻冷下,黏黏地使人难受。我坐了一会,急急地洗了一个澡,来到房中躺下,很快便睡着了。我睡得很沉,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睡眼惺忪地似乎听见爹爹叫我吃饭,却懒得回复,我微微摇摇头,便再次失去了意识。

当我再次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了,房间里十分亮堂,窗外不时传来鸡在咕咕地叫着。现在才不到7点,我起床时爹爹已经坐在院子里剥毛豆,旁边还站着一个男人。男人穿着一身短裤汗衫,裸露的胳膊被晒成咖啡色,顶着一头糟乱的短发,一双小眼睛却显得十分精神。他背着手看着我笑,我一时想不起他是谁,只能不好意思地赔着笑。

“回来了?”男人问。

“昨天回来的。”我说。

“记得比以前小时候瘦了嘛。”

“小时候胖。”

男人满意地笑了,他又开始细细打量起我。他突然问:“你可知道我哪个?”

“不很记得。忘了怎么叫的。”

“我也不知道你该叫我什么。”男人看了看爹爹,爹爹扭头对我说:“按讲叫叔。罗叔。”

我这才想起这位是木安的村书记罗军。

“罗叔。”我说。

罗叔问:“皋城人讲话都带侉音,听你讲话也还好。”

“差不多吧,我不是很分得清口音。”

“还是不一样——北侉南蛮。一地一地口音。”

我同意地点点头,爹爹加了一句:“水不一样。”

“水不一样?”我没有听懂。

“喝的不是一地的水源,讲的话就不太一样。”爹爹说,“东边往合肥那有两个村子挨边,一个喝井水,一个喝河水,两个村子讲话就不一样了。”

“那喝雨水的怎么办?”我随口说。这才发现说的不好。爹爹和罗叔没有接话,我有些尴尬,开始转身看着整个院子,随后进了厨房吃早饭。

奶奶不在家,爹爹却煮了一大锅浓稠的红豆稀饭,我很有胃口地喝了一碗。过去几年我极少一次睡得超过8小时,这次从昨天下午睡到现在,我的精神有些亢奋,只是腰部的肌肉依旧酸疼。等我再到院子时太阳已经出来了,明亮透明的光洒满整个院子的水泥地面。罗叔已经走了,我在爹爹面前站了一会儿聊了会学校的事情,等到无话可说,我就想去村子里走走。

已经很久没有回来过了。村子整体的规模没有多少变化,曾经的几片空地盖起了房子,雪白的院墙鲜红的瓷瓦,在其余的老宅的衬托下显得十分显眼。我走到村后的公路上,围着整个村子走了一圈,细细打量着平静的村子,努力追寻着记忆中一点点有关木安的记忆。乡下的空气清新,在早上更是如此,泥土的燥热与草木的青涩味使人感到四肢轻盈,我这样慢悠悠地走了一圈,全身上下关节酸痒地十分舒服。我决定去姥爷家坐会。

木安村的房屋无论新旧,大体的格局都是一进大门便是厨房,然后是露天的院子,后面才是两层楼的主屋,姥爷家正是村子里最旧也是最大最气派的一栋。我走进院子时姥姥正在院中洗衣服,我便站在姥姥旁边与她交谈。姥姥很想妈妈,感伤地问了她一些情况,我只能换了个话题聊了几句。

我上楼找陈涛时他还在没有起床,正歪着身子躺在床上玩手机。看到我时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坐起身来喊了我一声哥。我坐在他的床上看着房间里的摆设一边随意问了他上学的情况。他回答的声音很小,声带不稳似乎还没有完全变音。他站起身漫不经心的玩弄电视机旁的存钱罐,我这才发现他已经很高了,尽管很瘦,黝黑却光滑的皮肤显示出他的年轻,而这样一个稚气未脱的男孩子听说已经打算着出门打工独立了,我心中有些惊讶。我问:“你现在天天在干什么?”

“没事干,就玩玩手机。有时候跟爹爹他们打打麻将。”

“玩钱吗?”

“不玩钱。就是没事干消磨时间。”

“经常玩吗?”

“冬天多点。夏天爹爹要打农药没时间,天又热。”

我们不再搭话。我想起小时候和他一起钓虾,那时候他还敢直呼我的名字,我们和另一个表姐三人一起坐在菜园的水沟旁用小蟾蜍肉钓鲜红的“老红”,我纯粹是出于好玩,他却真的可以钓上好几只红褐色的小龙虾,扔在地上呆笨地挥动两只大螯,最终被我们用火烤死或趁我们不注意时跑掉。于是我问他:“你现在还钓虾吗?”

他正低头看手机,说“不很钓了。现在越来越少了——有时候罗军他们用电磅电鱼虾。”他关了手机,甩了下刘海,“不过有时候会逮鱼。等下雨前或等村里往田里放水时。”

“我记得你不是不吃鱼吗?”

“我不吃鱼,但我逮鱼。”他又看了一眼手机。

 初夏的雨季还没到来前,天气热得厉害。在初来的几天里我都起的很早,坐在院子里那棵柿子树下,听隔壁的鸡叫鸭鸣,却不吵。农村的空气真的让人很舒服,我能这样一早上和爹爹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坐到日光照进整个院子。然而中午和冗长的下午就不一样了,没有睡午觉的我没有事情可以消磨时间,几日过得百无聊赖。

爹爹并不是一个多么有趣的人,他除了对烟酒外似乎没有多少期盼。我们每天吃午饭很早,大概在11点半他就会上床睡午觉,一直到两点前才会醒来,头靠着放在床头的老旧的木柜,眯着眼抽烟。等到无聊时就起身出门逛一圈,再回来时看会电视剧,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不出几天我就和他无话可谈了。

村里没有我的同龄人。我有时会去和陈涛聊会天,他那里也有一些零食,小时候我们总是打架,然而其他时间我们还会愉快地一起瞎逛、玩耍,那时他是个坚强而有主见的小伙子,也不怎么理会大人的责骂,把我当做一个瞎闹的伙伴——他不怎么喜欢一个人。不过几年的教育把我俩都毁了,现在我只会和他故作正经地聊天,两个人几乎都对聊天的内容不感兴趣,但又这样聊着。有时还会碰到舅妈在那里,每当我看到她脸上挂着一副似真似假的僵笑,都有些说不出的尴尬,因此我也不怎么去见整日在楼上玩手机的陈涛了。

在其中一个下午,受够了屋中的燥热后我决定沿着公路往南边走走看看。我并没有想着去哪,只是想浪费掉多余的夏日。在皋城时我会习惯一个人出去走走。然而这附近不是公园,一个陌生人出现在村子里总不是一个多么有趣的事,我只能在附近的地方随处走走。村南方是一个大塘,大约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中间有个田埂将塘分为两半,远远望去如同一个畸形的蝴蝶。再往前是成块的农田,种着棉花和稻子,也有菜田,每块都并不大。几十年前这里有一片住屋,我小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几栋用茅草泥土盖起的土屋,丑陋而朴素的土屋冬暖夏凉,只是没有窗户以致屋内终日昏暗。那里住着一个老哑巴,整日唔哇地絮叨着,也不知道他说着什么。我和陈涛曾经在土屋后钓虾,那一弯狭长的水沟被绿树映成青绿色,我们还曾在附近的一围竹林里发现一个用红砖块围成的小窝,里面铺着干芦苇和稻草,还有两本印刷模糊的漫画,似乎是其他小孩的秘密乐园。然而现在这些都不见了,几年前土地整改后这里便成了此刻的棉花地。

阳光热烈。尽管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热得无法忍受,走在发烫的田埂上依旧不是多么有趣的消遣。往南走了大约一公里,这边是另一片民屋。这已经是木安的最南边的地方了,也是木安村委会的所在地,一个诊所和两三家小零售店构成了木安的经济中心。村子里隐隐听得到嘶哑的鹅叫声、麻将碰撞的响声、赌博人的笑声,这里也确实比别处热闹些。小时候过年我们常常来这里买擦炮。那时候经常去一个老奶奶的店,在她家买十盒擦炮或十袋辣条、零食,她总是会额外送一盒,我记得那是一个皮肤很白的胖老人,说话时总喜欢低着头。我准备去那里买瓶水,凭着记忆找到那间狭小的屋子时,却发现门已经锁上了。我有点失望,正准备回去时,看见一个老奶奶从公路上走过。我不太确定她是不是小店的主人,她似乎没有印象中那么胖,但她已经走到了这边,抬头看看我,很自然地笑了:“回来了?”

她的语气很平静却又很亲切,似乎我是她熟识的亲戚家的孩子。但我无法确定她是否真的认识我,只是笑着答道:“回来了。”

她晃着矮胖的身子离我更近了,突然问我:“什么时候走?”

我奇怪地看着她,说:“想走时再走。我一个人回来的,反正想过到什么时候就过到什么时候。”

“那是想走再走。”她还是笑,用手擦了擦衣角,“你要买东西吗?”

“好。有零食吗?”

“有锅巴,香。”说着她就掏出钥匙来打开了那扇黄色的木门。

屋内很小,只有四五平米,简陋的紫色木柜漆掉得严重,上面稀稀拉拉地放着几样物品,这里就像一个平常农村人家的仓库,远不像记忆中那么富有吸引力。我买了一点锅巴,一点口香糖。她在一米高的柜台后艰难而缓慢地转身,用一个铁皮杆秤秤锅巴,在昏暗的屋子里把脸凑到秤杆上,用一种清晰而低沉的声音小声地絮絮叨叨,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穆肃与平静。

回去时已是傍晚,朝霞已经出现了,复杂而丰富的云层把天空映衬成火红色。路边一种黑色的鸟叫得厉害,一路的景色仿佛有所不同。

经过姥姥家时,我看见姥爷在门口烧水。他的面前是一种类似于之前的老式炉子般的水炉,铁皮制作的炉子中间是空心,把水倒在空心夹层中,可以在炉下用柴火和干稻草把火烧开。几年前农村烧水做饭习惯用灶头或炉子,把干稻草当作燃料,每个屋子前面的空地两边总是堆着高高的稻草堆,直到现在有时还可以看到这种面包状的稻草堆,只是农村早已经开始用沼气或煤气了。但是水还是习惯用明火烧开,农村人总认为用火和用电烧出的水温度不同。所以每次傍晚和早上,总是可以看到像姥爷这般在自家门口烧水的老人。

我站在姥爷的旁边,和姥爷聊起了天。过了一会爹爹路过了这边,他和姥爷打了个招呼,开始互相散烟。爹爹问起了我下午去了那里,我说去了一个开小店奶奶家。爹爹说:“那是高宏有妈。”

“高宏有?”

“现在的木安村的村长。”爹爹说。

“高宏有…”姥爷低声道。

“走路都横着走!”爹爹说,他们两人笑了,不说话。

“高宏有妈也可怜,”姥爷跟我说,“高宏有他爸今年年下(正月)刚死掉。高宏有在村委会里,不干净。也不很回家。他爸死前跟他说,'我死都不能让你好过’。”

“正月里死掉了,是不好过。”爹爹说。

姥爷丢了烟头,盯着噼啪作响的燃烧的枯枝。半天他抬头,说:“还不是那样。”

两人又沉默下来,各自想着自己的事。我就只能抬头看渐渐暗沉的紫红色天幕。

时间多了,人似乎突然懒了下来。几日多梦,浑浑噩噩地、似睡非睡地游撞回忆,那些童年的杂碎与破烂的细节轮流拜访,人突然一惊,热醒在潮闷的老屋里。起床后照例是在院子里站着刷牙,喝着碱性的井水,冰凉凉的井水使人舒服。早餐总不会让人失望的,稀饭和面还有菜油拌出的小菜都让人胃口大开,再然后却又是无事可干。院中干枯的的葡萄秧结满没人吃的酸葡萄,斑驳地把阳光映在平整的水泥地上,无名的、白腹的雀鸟好听地叫着,我拿出一把矮凳子,坐在厨房前剥毛豆。

我一遍玩弄着毛茸茸的豆荚,想起早上梦中记忆的木安。爹爹走到旁边,蹲在地上也去剥毛豆秧上的豆荚,我问爹爹:“狗呢?”

“木安没狗了。”

“不养了?”

“没人养,都偷了。”

“还有人偷狗?”

“有!到年下、腊月有人开着面包车来偷。”

“怎么偷的?狗不叫?”

“晚上睡着时候有人来,用枪打麻醉,有时候用肉喂狗,肉里放药。”

爹爹点了一支烟,像姥爷一样驼着背,微微抬起下巴,吹出一股白烟,“现在人好能!”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几天来总觉得村子比以往安静了许多。我问:“没人管?”

“怎么管?谁管来!”爹爹说。

我摇摇头,想换个话题。爹爹发现了豆秧里的一只青虫,用脚踩死在地上,浓稠的软体溅出一滩液体,我恶心地起身洗了洗手,走进了屋里看电视。

下午的时候似乎更热了,人的胸背不经意间就会滑出一滴滴汗珠,天色一变,厚厚的云层一盖看不见太阳。“天要下雨”,姥爷说。那时我正和姥爷在一片稻田前看水,不知何处引来的河水顺着公路旁的水渠流进每片田地,细细的水流清冽如泉。姥爷蹲坐在锄头的手柄上,我试着蹲了一会双腿却酸得发软。姥爷突然起身,弓着腰侧身进密密的稻秧中摘了一支稻子,早熟的这支稻秧已经结出了一只小小的稻穗。姥爷把稻子递给我看,他说:“这块田原来就是你妈妈名下的。”

我仔细地端详起稻子,突然想起了野生的狗尾巴草。我问姥爷:“现在木安田还按户口分?”

“难讲。马上要承包了。”

“公家承包?”

“私人老板。霍邱那边的老板。木安东沿都已经搞好了,这边也快了。”

“农民怎搞?”

“承包给钱,劳动力帮干活也有钱。”

“老板赚钱吗?”

“国家补贴!田公了,都用机器栽秧,收稻,只要不亏,国家补贴就够赚了。”

我正想问农民没田了以后干什么,有人喊了声“爹爹”,我转身一看,是陈涛。他穿着拖鞋,双手插着牛仔裤口袋沿着田埂走来。

“三老板他们在大塘那沿逮鱼了。”

“多少人?”

“不少人。罗军他们都去了,讲用电磅逮。”

姥爷弯腰去捡草帽,陈涛问:“去吗?”

“去”,姥爷说,“我去家拿网,你们先去。”

我和陈涛于是往大塘走去。陈涛不怎么开口,却可以看出他很兴奋。我对捕鱼已经完全陌生了,只在脑海里还有儿时看大人捕鱼的单薄记忆。走到那个蝴蝶状的大塘,水面浑浊地波动着,却并没有人。转身再向塘的南边走去,穿过塘边的芦苇丛,那边还有一个地势较低的小塘。塘中十来个大小人们正站在水中勾着腰在水中摸鱼。这一大一小的两个水塘并不是鱼塘,只是蓄水池,短暂地蓄着从近处河流引来的灌溉稻田的水流。每一次的塘水更换,引一股新流,都有可能带来一些河鱼河虾,于是木安家家几天里都可以吃到乳白色的鱼汤。

陈涛很快地脱了鞋下了水,这里水深不过两尺,也仅仅达到膝盖。我在塘边等姥爷,看着塘中的人们。其中有的是我认识的,有的则很面生,叽叽喳喳的几个塘边玩耍的小孩更是一个都不认识。然而有劳动力的男人很少,多是老人和陈涛一般的少年。姥爷带着一个渔网、一个白色的鱼篓来了,他简单地卷起裤脚就下了塘,“下来看看,水浅”,他对我说。

我先是笑,终于没有忍住也下了水。水不凉,虽然有些浑浊,站在其中却也可以隐隐看见水底。我不会游泳,因此不敢有得太快,先是站在浅水滩,等适应水温后,慢慢地往水深处趟去。然而,当水沒过大腿后,我突然感觉脚下的软泥在往下陷,我有些害怕不知该往何处,我看着水面在接近傍晚的晚风中荡动,突然感觉有些眩晕,仿佛自己也在随着水面晃动。我闭上眼,脚尖用力并拢,勉强站稳,似乎更晕了,身体像是出了一身冷汗,也不再有闷热的感觉,只是恶心,像是站在陡峭的高处一般。我看看姥爷和陈涛,他们在远一些的地方,想叫他们,又觉得周围的人又太多。但我终于还是勉强叫了一声,却没有人注意。我绝望了。

心突然跳得厉害,我开始试着往回走。每一步都似乎在往下陷,几次几乎摔倒,等走回田埂时,我已精疲力竭。

于是我不再下水,只是站在塘边看着塘中的人们。他们互相搭着话,一遍低头细细地找着水中一游而过的鱼。姥爷两手分别拿着根已变成褐色的长竹竿,中间系着一个袋子一般的渔网,从水的这头走向另一边,间或从网中摸出一两条四五寸的小鱼,扔进系在腰边的鱼篓。塘对面站着一个衣裤整洁的老人,满脸微笑中带着特殊的满足,他突然说:“哪家打的多吃不完的卖给我!”塘中的老人们抬头笑着,姥爷上岸和那个老人说了起话。陈涛不知不觉走到我这边,说,“你认识那个人吗?原来老村书记,跟爹爹原来一块在村委会。”我看着那个老人,忽然觉得他和姥爷很像,睿智少语,带着和蔼的笑。我问陈涛为什么没有见过他,陈涛没说话,突然猛地弯下腰激起一片水花,手里已拿着一条四寸长的红色尾巴的鱼了。

“红尾巴。”陈涛看着鱼,竟不见得多么兴奋。

“鲤鱼。”我想了想说。

天真的要下雨了。回到家后天已经灰懵懵暗了下来。陈涛和姥爷的成果很快地变成了晚餐,各式各样的小鱼变成了一盆鱼汤。用菜籽油和猪油煮用鸡蛋煎过的鱼,熬出的汤乳白色的鱼汁和金黄色的油花却并不腻人,带着浓烈的姜香和鲜肥的鱼味。我吃了几条鱼,甚至喝了小半碗那咸咸的鱼汤。

晚饭后起了风,院子里风声呼呼作响,天色变成了一种诡异的玫瑰金色,姥姥和姥爷忙着把鸡鸭赶回窝里,慌张的家禽没命地叫着,声音却很快在呼烈的风声中消散。“要下老雨。”姥爷说。“晚上别回去了,快下雨了。”姥姥对我说,虽然爹爹家也只有几百米远。陈涛和舅妈去了他的姥姥家,他们吃完饭就走了,我也想在这里过一晚上,于是就搬着板凳,在堂屋门前坐了下来。等到天色更深,我们回了屋,这时却停了电。

“电线被吹断了吗?”我问姥爷。

“不是,他们怕风大,把电闸关了,等风停就来电了。”

我没怎么听懂里面的逻辑关系,姥爷已经从屋内找出几根细长的红色蜡烛。关了门后屋内十分闷热,人在床上躺着依旧很热,我们在堂屋中搬出床垫和席子在地上铺起床铺,就这样在几根蜡烛的照映下聊起天。

窗外杂乱的风声一直没停,哗哗的杂声像是雨声,又像是树叶拍打的声音,姥姥看姥爷:“楼上会不会漏雨?”

“没什么大不了。”

“没修吗?”我问。“以前就说漏雨。”

“你小舅今年秋天割稻回来找人修,我们两人搞它干嘛来。”

姥姥和姥爷谈起了村里几家老人的事情,谁去了闺女家带孩子,谁家男人醉酒出事,絮絮叨叨地几句话说出一个个家庭的喜怒哀乐,他们就这样平静地谈着,似乎自己觉得没什么意思,又觉得有义务进行这种信息的交流。我看着一根红烛的昏暗光芒摇晃在丑陋的水泥地上,却把桌椅的影翳无限放大在天花板上。

后来,姥姥和姥爷开始谈起了死亡,他们的谈话中有喝醉后摔死在水沟中的男劳动力,有和子女赌气后喝毒药的妇女,还有死后遗体被遗忘在灵堂、空棺材下葬的老人。渐渐又多了些迷信,我笑了,“两老人天天谈这些东西。”

“那怎的?”姥爷点起一根烟,橘黄色的光一明一暗。

人一旦开始怕死,就是衰老的第一步。平淡的、积累出的生活冲淡了死亡的恐怖,却也能培养出其他的恐惧,所以才会有迷信这一回事。当然,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聊下去,昏暗光线下人很舒服,没有那么清醒,很容易就会听着风声迷迷糊糊地睡着。当我再次恢复意识中,只感到全身冷得发虚,姥姥在黑暗中正把一个毛毯往我身上盖,“睡吧,没事,接着睡。”她轻声说,于是我又蜷缩在这一点点温暖中那么轻易地再次睡着。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依旧那么无所事事。这里手机的网络信号极差,也没有什么书,电脑是村子里还没有普及的,电视也只有几个地方台,整日放着无名的抗战电视剧和重复的药品广告。我有时会好几个小时呆坐着,一分钟一分钟地艰难地熬过一个下午,寂寞地不知所措。我的作息彻底变了,我变得十分嗜睡。无论我睡的多早,第二天早上我还是很少在9点钟前醒来,我也开始睡午觉了,这使我每天的睡眠时间多得令我甚至有些担心。接连几天下着雨,夏初的季节却如同深秋一般,我将就着换上爹爹的长袖外套和长裤,衣服很不合身,厚重地呢布松垮地挂在身上十分难受。这使我更加不愿出门,畏缩在那个昏暗的小屋里看着电视,在仅有的几个台间来回切换,有时就坐在大门前看着外面茫茫水雾中的稻田。不时有褐色的癞蛤蟆鼓着嘴在院中爬过,有时离人仅一两米,恶心的糙肉表面清晰可见,我却懒得去理会。

昨天我和姥爷在屋前烧水,罗叔走过来,他喊了声“老会计”,随后背着手站在了一旁。姥爷扔给他一支烟,他敏捷地接着,两人无语,远处大塘方向突然传来了鞭炮声。

“乖,高宏有真死了。”罗叔说,语调却很平静。我吃了一惊,姥爷却依旧紧锁眉头地抽了口烟:“怎么死的?”

    “喝酒喝死的。”

    “什么?”我问。

    “原来村东四老板家不是搬到木安镇上了吗,他家闺女今年考上大学了。高宏有他们闹着去喝喜酒,酒喝多了,回来一觉睡死了。”

   “没抢救吗?”

“救了,送去时早死了,医院已经不接了。反正不是高血压就是闷死的,在那躺一晚上都以为只是喝醉了,谁知道第二天他家里人才发现死了。那时候人都硬了。”

“怎么是闷死的?”

“回来空调屋里睡一晚上,领带都没解,搞不好就是闷死的。第二天他女人叫他起床叫不醒,碰他腿谁知道头也跟着动了——那时候都僵了,早死了。”

我们都不做声,姥爷想了想,笑了一下,“一辈子烟酒……”

“然后怎么办?”我问,“人死了,找谁?”

“当天一块喝酒的一家两万块。只有多友走实(幸运),他讲我是司机,我又没喝酒。其他人也没话讲,喝酒时一个两个照死劝酒,好了,现在没话讲了。”我于是不再说话。姥爷问了哪几个人劝的酒,又谈论了几个我不认识的人,直到那水沸腾起来,溢出的热水流到火堆中滋滋作响。

此时我坐在院中想着几天来的听闻,只觉得说不出地无聊。我听见那只丑陋的蛤蟆在耳边烦心地叫着,终于决定离开了。我打算去淮南过几天,晚饭时和爹爹说起时,他却劝我去木安镇区见见小姑。我接受了这个建议,爹爹帮我找了一辆面包车,我决定明天早上先去木安镇的小姑家,预备着在那里过上几天。

第二天我们出发得很早,这是一辆舒服尽管破旧的面包车,尽管司机的脾气差得要命。上车时我没有什么感觉,然而车驶离木安后,我才突然想起还没有去姥姥家道别,而此刻已经到了另一个村庄。经过的公路旁的村庄静静悄悄,偶尔会有赶鹅的农妇站在村口,手拿一根破烂的系着红色塑料袋的竹竿,神色警惕地端详过往的车辆。再往东去景色变了一变,公路两旁是成片的夏稻田,整齐而密集的稻杆还未结穗,却已经有一尺多高了。然而由于几日前的狂风,更多的稻杆已经齐腰折断,垂下的稻叶有的已经变成褐色,有的稻田被整片地旋倒,如同被一只巨大的脚踩下的草地。我想起这里应该是被人承包的稻田,因此才会如此整齐。眼前这被糟蹋的田地如同一只小猫被烈火烧掉浓密的毛发后留下的秃癍,暗淡的、充满生机的青黄色铺向天边,也不知等到今年秋季收获时候这片土地是什么样的模样。

我突然变得很想说话。我开始想念起皋城的朋友,无论是谁,我都很想和他痛痛快快谈上一下午。去见小姑我很开心,我希望能从她那里弄几本书看看,镇上还有一些小吃的可以试一下,这一切让我有了一些期待。我试着打开车窗,仔细地最后一次看着这片夏稻田:鲜艳的青绿色稻田被褐色田埂整齐地分割,清冽如玉石般的鱼塘柔波荡漾,远处一排桦树随着国道伸向远方,我想起十几年前新路修成前,每次从木安回皋城时坐的客车走的就是这条国道。那时没有这条公路,回家时就要徒步走到国道旁,鬼知道这得走多久,所以小时候我往往是被大人们背去的,那时我还很胖,趴在大人的肩膀上一晃一晃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风像厚钝的刀刃般扑打在脸上,我伸出头看了看车后,随后在司机的催促下关上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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