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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是最主要的科研科研战场之一，每年都会有大量科研成果诞生。而专利是最主要的成果之一。教育部3月份公布了中国高校有效发明专利榜，截至2016年年底，在榜单前50的高校就拥有有效发明专利数量116156件。再加上其它科研机构的专利成果，我国的专利数量是非常庞大的，但是专利转化率却是很低的，它不能用统计数据来说话，只能用个别的案例来支撑。因为这个名为转化率的统计数据很低，低到可怜的程度。

要知道一项专利的发明是要付出很多人力、物力、财力的。如果这些投入巨大的专利只能躺在实验室里睡大觉，那这些投入就是巨大的浪费。

高校的很多教授、科研人员申请专利并不是为了科技进步、不是为了成果转化、不是为了社会发展，而是为了申请经费、评职称。这种情况也不能怪老师们目光短浅，没有更大的抱负。中国的科研环境就是这样，对教师来说评职称就是他们最大的追求，有了一定级别的职称才能带研究生搞科研才能申请经费，才能发明专利，才能再评更高一级的职称。而科技成果转化对一个身居实验的的高校老师来说没有太多的社会资源没有很好的平台和渠道。

而一项科研成果要进行转化，其中需要经历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投资耗费也是巨大的。单凭发明人员自己的实力是无法完成的。这通常需要科研人员、风险投资家、企业家、制造商、营销专家的共同努力，一步步把理论向现实推进，一步步把想法变成产品。这其中制度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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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为了鼓励科研机构进行科研成果转化，1980年出台了一部“拜杜法案（Bayh-Dole Act)”。

在这个法案颁布之前，很多科学研究都是由联邦政府拨款资助的，科学家拿到资助之后就去搞研究，搞发明，而一项研究项目结束的标志却是一项专利的申请，申请完专利就万事大吉了，然后就去申请下一个项目，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搞发明创造而已，根本不考虑发明创造是为了什么。

政府官员的任务也是拿到他们资助项目的专利就OK了。结果就是大量专利被束之高阁，没有转化为民用，没有转化为商用，没有任何推动社会发展的迹象，于是造成大量的浪费。

拜杜法案的颁布就破解了这个困局。拜杜法案是由两位议员，一个是Birch Bayh,一个是Robert Dole。他们两位共同提出的。

拜杜法案是这样的，一项由联邦政府资助产生的知识产权，科学家或他们所在地科研机构有权使用它们的商业开发权，也就是说这项知识产权仍然归政府所有，但是商业开发权却可以归科学家或科研机构所拥有，他们可以将成果转化为产品，从中得到的收益也归他们所有。

这就极大的激发了科研成果转化为积极性，科学研究也就能够转化为商业利益。这样以来很多科学家就被聘请到企业里面当产业顾问，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而由于科学家直接面对市场，也能接收到市场的反馈再回过来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真正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的机制。科研和资本的结合不再是单凭兴趣了，科研和资本的结合导致了创新创业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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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很多大学是鼓励教授在外面做兼职的，其实一个创新思想的产生很多时候并不是坐在实验室里苦苦思索的结果，而是接触了很多市场的反馈，经过了很多思考的过程在不经意间就产生了很多的创意。学校的这种“慷慨”，这种宽松的氛围正式激发创新创意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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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创新更过发生在科技领域，基础研究。而在中国更多的创新是在商业模式上。

在美国不仅拥有鼓励成果转化的法案还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而在中国本来基础研究水平就落后，转化无门还要担心被盗版被侵权。因此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创新就会相对少一些。

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基数大，能够得到很大的数据样本。一项新技术与普罗大众的行为习惯相结合的研发风险就会小很多。围绕人来做商业模式的探索非常容易取得成功。比如电子商务、团购、共享经济、移动支付，在中国能够取得世界领先的地位不是靠顶尖的技术创新而是基于大规模人口的商业模式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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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科研投入与商业投入的比例是非常让人震撼的。你知道每一块钱的科研投入需要多少的商业运作的投入才能将思想转化为产品吗？答案不是1:1，也不是1:50，而是1:100。即投入一块钱的科研成果需要100块钱的商业运作才能转化成最终的产品。

也许一个企业家最初找到科学家，提出这样分成时，科学家会很不服气，但是慢慢他就会意识到即使是他只分得1份的分成当产品面向市场所产生的效益也是巨大的，比单单躺在功劳簿上领取科研经费晋级职称的收益大得多。怎么分饼决定了饼能做多大。

所以企业家在科研成果转化中的贡献是巨大的，给科技成果转化一个合理的渠道和平台，给企业家一份应得的收益也是很重要的。

科研成果只要转化为产品才能真正对社会有益。今天我们处处在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府应该给科研成果一个得以转化的创新创业平台，一份制度的保障。让制度去促进众多的有效专利转化为实际的产品，让实际的效益激发科研人员的创业激情，让科研人员得到更大的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