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三权分立，来自英王与大陆各国王室在十四五世纪开始的，集权欲望相同的起点。
不同的是，大陆各王室在服膺教廷的前提下，以赎买和压迫贵族的领地统治权来获取集权优势。
而英国贵族在这一压迫下不肯退让也不接受赎买。
由于英王控制了国内宗教势力，于是他通过派遣教士做各领地法官的方式，分割领地统治权，彼时，统治权里的行政权与司法权并没有现代这么清晰（党锅除外）。各领主也乐得将麻烦的审判事务交给教士组成的法庭。
于是，教士阶级一旦垄断了审判权，就开始谋求坚持这一制度和放大这一权力的范围。
虽然，英王在其后出于怕司法权力被教士垄断的考虑，敕令俗人也可以成为法官。
但是审判事务的职业化，专业化使法官和他的继任者之间形成师承关系，并依此形成一个紧密和权利相依的组织。
而组织一旦建立，它就只为自己存在和发展不惜一切。
因此，英王在与贵族的斗争中，既没有依照原意掳取统治权形成集权，反而在其统治权之侧，形成了司法独立的制度，而且这个制度的权力与贵族领地统治权结盟，在分割减少英王统治权之后，也将英王置于法律监管之下。
而同期的法王，则通过不平等的税收制度，赎买贵族领地统治权后，又卖官鬻爵稀释了贵族的特权，利用御前会议组构了集权然而臃肿无效的统治体系，在国王之下（法王也用司法权力分割各地治权，不同的是，他用法庭几乎完全代替行政，又不断向法官群体掺沙子，实际上法王向统治体系内所有部门掺沙子，所以其体系内很难形成组织）把所有社会组织撕裂孤立。成为唯一最后责任人。整个法国生活在法王独裁之下，各个阶层和阶级互相仇恨，但所有人都仇恨国王。
伯克以英国的角度对法国大革命提出了批评，然而他没有看到的是，因为法国贵族的退让，和法国贵族与英国贵族习惯与认知的不同（他们都很骄傲，英国贵族骄傲的不肯放弃权利与权力，只要保住权力和权利，哪怕和他们治下一脚牛屎的农民同桌吃饭也无所谓。而法国贵族骄傲的不肯放弃权利，为了与其它阶层在形式上，比如纳税义务，比如服饰饮食，比如语言，划开一条深沟大壑，哪怕将权力交给国王也无所谓。因此，他们在本质上扼杀了本阶级的生命力。
与英国贵族的骄傲相比，法国贵族的骄傲是肤浅而徒有其表的）尤其是英国司法制度的变化与发展，已然把英国与大陆王国从制度本质上区分开来。
制度一旦形成，制度之下驯化的人们，两三代后就已经彼此完全不同了，从此，法国人再也不可能像英国人一样务实，英国人也再不可能像法国人一样肤浅。
政治自由可以保障拥有他的人们自行结成组织，而只有形成组织，人们才有能力保障他们的权利。个人单打独斗是很难在社会立足，更遑论维护其利益。
独夫之下，人们苟延残喘只能努力维系其做为奴隶的生存或者成为帮凶的特权，人本有的意志和思想自由都被扼杀了。退化为真社会生物。
贵族退让成为单纯的有特权的食利者，他们的社会责任让位于他们的虚荣心，而这更容易为独夫收买和镇压。
双轨制使一条轨道的人永远不会关心另一条轨道的人们，他们之间只剩下戒备和仇视。
为什么有钱了一定要买一个正邪委员或者任打代表？一个是与普通阶级区分（无论上层设计还是下层认知）另一个就是买下一个虚妄的安全感（卖官鬻爵的变形）。这与大革命前法国资产阶级不惜代价买官或者求爵是一样的。
各种“办”白菜办，馒头办，拉面办
每上升一个阶级，他们就妄求固化这个地位，他们只拼命向上爬，却看不到在大地与他们仰望的金殿之间，那根独木难支的梁柱，已经注满仇恨和嫉妒，他们彼此仇恨，然而一旦地火被引动，他就只会向上燃烧，向上燃烧，向上燃烧，直至毁灭一切。
国王不惜出卖一切敛财，而他每次无耻的卖出特许权，就是出卖他王殿的基石。如果国王是出尔反尔不值得信任的，王冠即使是黄金和宝石打造，也一钱不值。如果国王是不可靠和不值得仰仗的，他的权杖就是腊与冰铸造的，他挥舞权杖的力量不是来自愤怒和正义，而是来自邪恶与恐惧。
法王以为收买尽可能多的人，可以稳固他的金殿，然而这臃肿无效的冗官冗员不过是他吊索另一头的压石，他的另立更简练有效的权力体系，不过是那一根吊索。
路易十六是个好人，仅此而已，一百多年对民间组织的撕裂，早已把法国国王架空为最后责任人，无论是不是好人，都到了最后负责的时刻了，虽然有各地农民自发保王，但是朝廷与国家的矛盾是全方位全体系的。
这是被制度撕裂的社会，迪尔格只看见了法国的撕裂，没有看到原因。
恐惧与邪恶挥舞的权杖，只是撒尿打激灵
他们在金殿里，而且自以为永远在金殿里，他们有何不食肉糜的仁慈，然而永远不知道真实的饥渴有多么大的力量。这些血统的王室比后来的僭越者拥有更多的仁慈，或者愚蠢。他们的恐惧没有僭越者那么多，所以他们表面的邪恶，也看上去没那么多。
教士，特别是英国教士自然成为超然的存在
当哭诉最后的渠道败坏了，就不必哭诉了
枷锁只是勒在脖子上，而奴性是勒在灵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