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佩蒂.班德约）

在阅读本篇文章时,萨提亚对成长的殷切满望深深地打动了作为一名治疗师的我。同时,萨提亚对治疗师自身持续成长的关注也激励着同样是一名家庭治疗师的我。她走着与他人建立内在联结的天赋、自发的创造性,关注个人积极资源的态度,以及敢于冒险的勇气。这些品质让她成为家庭治疗领城真正的先驱。因为萨提亚对人类的这种延续不断、繁荣发展的精神充满好奇,所以她对探索和挖倔人类的内在资源一直保持着浓厚兴趣,再加上她具备与个体进行深层次联结的天赋,这些都使她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天赋和技巧的家庭治疗师。

在本章的开头,萨提亚简短地介绍了她在1951年是如何“无意中闯入后来被称为‘家庭治疗’的领域”。文章生动地描述了她与来访者及其家庭工作时的创新风格。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当其他同行还在遵循关注病理学的心理动力学观点工作时,萨提亚采用了关注个人积极资源的创造性治疗工具。随后,她找到了新的可能性和前景。她与唐·杰克逊、朱尔斯·里斯金在帕洛阿图合作建立了心智研究院。萨提亚一直致力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她的自尊理论。当萨提亚1964年来到伊沙兰后,她对其他同行和他们的治疗模式更加熟悉,包括弗瑞兹·皮尔斯和他的格式塔治疗、艾瑞克·伯恩和他的交互分析、艾尔·劳文的生物疗法等。萨提亚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合作者,她不仅与来访者合作,也与同事合作。

随着与更多家庭的接触,萨提亚更加确信自尊的重要性。除了致力于发展自尊理论,萨提亚继续创建不同的治疗工具,包括生存应对姿态、模拟家庭、家庭重塑、原生家谱图,所有这些工具到现在仍然受到家庭治疗师的欢迎。对家庭的治疗经验也让萨提亚断定,治疗联盟是促进来访者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她指出:“我看到了我所做的事情能够潜在地促进家庭中每个成员自我的发展,促进家庭成员间形成彼此滋养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治疗联盟的重要性也受到当代许多学者、临床治疗师和研究者的关注

本篇文章对那些有兴趣发展家庭治疗工具的治疗师很有帮助,这里将介绍众多的治疗策略。萨提亚对人们言语和非言语信息互动的敏锐觉察令人印象深刻;她与来访者在更深层次联结的直觉力非同一般。她坚信,一个强有力的治疗联盟对来访者冒险去改变和成长是极其关键的,这个观点在治疗界有着持久而重要的影响。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家庭治疗师,就必须能与每个家庭成员建立内在联结,并持续不断地关注家庭成员之间言语和非言语的互动。这些内容在本篇文章中都将得到体现。

1951年1月,我无意中发现了我的第一个带有“治疗”性质的家庭。一不留神,我闯人了后来被称为“家庭治疗”的领域。那时的我作为一名心理分析师已经有八年的个体治疗经验。心理分析治疗让病人发生改变的时间需要很长,但整体来说效果还不错,所以我才敢私人执业。在“闯入家庭治疗”以前,我有六年的中小学教学经历和八年的个体治疗经验。当时,我接手了一名二十四岁的女病人,之前她被诊断为“门诊精神分裂症”。(译者注:指症状较轻的精神分裂症,病人不需要住院治疗,只需定期到门诊复查,这是国外的设置。)她每隔一周来我这里治疗一次,大约六个月的治疗疗程后,她的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善。就在这时,她的妈妈给我打电话,威胁说要起诉我使她们母女情感疏远。尽管表面上她在威胁我,但让我感受到更多的是隐藏在威胁背后的恳求和伤痛。因此,我邀请她参加她女儿和我的治疗会谈,她马上就接受了邀请。母亲加入会谈后,病人立即退回到我和她初次见面时的状态。病人所有的成长都从我眼前消失殆尽。我瞬间陷入了怀疑、愤怒、自责等许多情绪的包围之中,直到我的大脑告诉我要跳出情绪,停止责备自己,去观察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冷静下来之后,不再只是去关注谈话的内容,而是试着去观察母女间的非言语信息。我注意到其中有重复的模式在她们之间发生,似乎女儿在与妈妈的互动模式与其和我的互动模式是不同的。接下来的观察更让我发现,似乎她与妈妈之间的互动模式比与我之间的互动模式更加强大。后来,我从理论上认识到,她之所以会那样,是因为她和妈妈的关系是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上,而与我则不是。再后来,我意识到除非病人转变为行为的主动发起者,而不仅仅只是回应者,否则她将毫无希望地成为他人行为的受害者。

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但是我开始理解对当前互动线索的回应，如何影响了人类的行为,这些行为又是如何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可预测的模式。当时我也并不了解这些模式又是如何交织成一个系统来满足生存需要的,但我很清楚自已正在违背心理分析治疗的一条规则:不要见病人的亲属。后来,在与那个女儿和她的妈妈一起进行治疗到第五或六周的某个时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关系中可能还有爸爸。我询问她们后得到了肯定的回复

因为过去的那幅病理性的画面只有妈妈,它是不完整的,所以我邀请那位父亲加入。我再次违反了心理分析治疗的重要规则。爸爸接受了邀请加入我们的治疗,他的参与使那些模式有了更多的互动,这与我所看到的母亲和女儿之间的情况是兼容的。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我所看到的就是后来被贝特森和杰克逊命名为“双重束缚”的现象。这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所属家庭共有的互动模式。后来,病人的所谓“好”哥哥也加入了会谈,这个家庭的画面终于完整了。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治疗进展得很好。我认为,拯救我并鼓励我继续进行下去的是我忘记了治疗,我只是观察和评论我所看到的,将其理论化是后来的事情。当时,文献中除了弗洛伊德的小汉斯个案和沙利文的人际理论,没有任何相关的记载。我所认识的人中也没有任何人在治疗中接待除了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人。我当时觉得非常孤独。此外,在那段时间里我的生计完全依赖私人执业的收入,所以我必须有“令人满意的客户”(能够支付治疗费用的病人)。同时为了职业的声誉,我不能让病人出现自杀或者伤害他人的情况。为了我的职业操守,我当然也不能强迫任何病人为我个人的目标服务。那个年代,心理治疗基本上采用的都是精神分析的方法,我也试图遵守这一状况。此外,这也是我治疗的唯一途径,我当时拥有的唯一工具就是精神分析。

此后,我开始逐渐邀请其他病人的家庭成员加入到治疗会谈中,观察是否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对于观察到的这些现象,我还没有完全理解,也不知道如何去创造性地解决。

后来,我基于这些经验,发明了一个新的治疗工具,我称之为“家庭生活事件编年史”。在所有家庭成员都在场的情况下,我会记录每个家庭成员生活事件中的基本事实,即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谁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并不是社会史,而是家庭编年史。我侧重记录那些具有发展意义的事件和创伤性的经历。我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只是简单地认为,如果我列出家庭中的父母从出生到现在每年发生的事件,就能够获得一些有关这个家庭的发展的完整感受。这个工具让我有机会了解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对“编年史”中的事件是如何体验的。

在询问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很少有家庭成员真正了解的事实,他们彼此的观点也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对事实有着完全相反的看法。也许“家庭生活事件编年史”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谈论的是过去的事情,事实上却是在构建该家庭当下的现实情境。在这个真实情境中,家庭成员开始彼此的沟通,包括添加、纠正、告知和正视各种信息此外,这一工具也有助于我理解他们过去的情况,并获得纠结于当前家庭的各种力量的线索,而正是这些力量提供了家庭发展的动力。“家庭编年史”成为一种按时间和地点排列家庭事件的可信赖的工具。我试图将这些事件呈现给冒险而来的家庭,对于家庭中所发生的不管是正性还是负性的事件我都会给予同等的关注,因为我的主要目的是让家庭成员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个人对互动信息的回应方式上

回想起来,我认为这个编年史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被证明是一种可以信赖的并易于理解的工具,它能真正地揭示当前家庭的互动方式。

我开始真正了解家庭中每个人对其他人的想象和期待,而事实上在他们之间这些从未被澄清过。这一点就是我现在的沟通理论的基础。

在完成了几百个案例后,我开始看到家庭中各种系统的出现和影响,由此我的信心倍增。这一工具也成为我现在帮助个体做家庭重塑(我发展的另外一个工具)前做准备的基础。我开始明白,一个人在生命早期所形成的认知常常成为他衡量所处世界及其他人的标准,似乎他仍然生活在儿时的情境中。这并不一定是个新观点,我称其为“过去的学习经验”。我有所创新的部分是,我能够帮助人在他觉得安全的情况下重新认识和理解他实际所处的情境,而不再继续停留在早年的感觉水平。我是在与小组中的家庭开始工作后才发展出这一工具的,我会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使用这些工具。假定我们所具有的任何知识都是来自过去的学习,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个人经验的积累,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知识,但它也可能和实际发生的事情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关系。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过去积累的经验去看待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我一直被教导用病理学的观点看待病人的行为,但当我开始观察家庭时,我发现他们的行为大多反映了当前情境中相应的自尊需要。这些行为反应有些能够被他们自己意识到,有些则不能意识到,于是我开始认真地审视心理分析的概念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特别是在1955年到1958年间,我在伊利诺伊州心理治疗所给住院医师上课时,我不得不反思我所教授的内容,因为住院医师们会问一些我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问题。这些经历让我觉得有必要真正地形成我自己的理论基础,于是新的图景开始在我面前展现出来

我与杰克逊和里斯金在帕洛阿图合作建立了心智研究院,此后,我继续完善沟通的概念,我把沟通看作保持人类系统运转的能量源泉。接下来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系统的功能是健康的?什么样的系统的功能不健康?人们做此判断的线索是什么?

当我更加充分地意识到一个语言信号实际上包含言语和非言语两种信息的时候,我就能够理解两种信息可能会相互矛盾。我往前走了一小步。将这一点与我正在发展的自尊理论相结合,产生了这样一个观点:人际关系的核心动力是获得心理上的生存。接下来,另一个观点就浮现出来:人们对自己的大部分行为是觉察不到的。那么,我能做些什么才能帮助人们觉察到他们的行为,并让他们有机会决定是否需要做出改变呢?结合我所知道的关于连续性、沟通和自尊的知识,后来我很快又发明了”模拟家庭工具”“沟通姿态”和“游戏”技术

顺便说一下,我大部分的治疗工具都是在偶然事件中或根据某一刻的治疗需要形成的。例如,“模拟家庭工具”是在1962年到1963年期间我在科罗拉多州据利大会进行家庭治疗演示时发明的。当时因为有人忘记去安排一个我所要工作的家庭,当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努力克服随之而来的恐慌，我告诉自己:“好的,维吉尼亚,如果你对家庭系统是如此熟悉,你应该能够进行模拟家庭演示。”这是我头脑中突然冒出的想法。我尝试着这样去做,后来证明它不仅效果显著,而且成为我一直使用的工具。我会在和很多家庭一起工作时使用它,我也会把学习家庭治疗的学生安排在不同类型的模拟家庭中,在做家庭重构时我也会用到这个工具。在模拟家庭中形成的体验有助于人们快速理解家庭系统的动力,同时认识到家庭系统的共性

“沟通姿态”是某一天我正在思考我所遇到的各种沟通应对方式时形成的。我头脑中自发地出现五种不同的行为应对方式,这与我多年来观察到的情况惊人地相似。这五种行为似乎都是为了生存,但表现出这些行为的人们对此没有觉察。现在我相信一个人的内心感受与外部表现可能并不相同,我将其称为不一致。这并不是新观点,但是我在其中增加了一个生动的身体姿势画面

由于我认为身体姿势比言语更有效、更清晰,所以我发明了所谓的“沟通姿态”。我已经发现,特定类型的语言会伴随着特定类型的身体姿势和情感。我只是把它们加以扩展,变得更加夸张化。例如,对一个抑郁的人,我让他以一个笨抽的失去平衡的姿势跪着,头向上看,肩膀弓着像是在乞求某人的拯救,似乎这才是他生存下去的理由。

随看时间的推移,这些姿势表现出互动的方式,展现了人际间的距离和地位的高低。我也能够看到人们如何同时表达两种信息,例如“过来”和“走开”。我称这样的形式为家庭雕塑。这一工具在使用中被不断发发展,现已成为引发觉察的有力工具。

1964年,伊沙兰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它被统称为情感领域。在那里我遇到了那些终身对此进行研究的人们,至此我才意识到在治疗领域我所观察到的只是一部分,而其他一些人已经探索得更深入了。这些人都对理解和改善人类的境况很感兴趣,那也是我的兴趣所在。这些人包括:皮尔斯和他的格式塔治疗、伯恩和他的交互分析、艾尔·劳文的生物疗法、夏洛特·塞尔文和伯尼·冈瑟对身体的觉察、唐·早川嘉会的普通语义学、乔治·普林斯的团体激荡法。我还了解了催眠术、电休克疗法法、迷幻药、超心理学、睡眠研究、意识状态转换、马拉松、裸体和穿衣按摩及身体形象工作、占星术、心理治疗以及瑜伽、艾伦·瓦兹及其东方的思维方式。上述这些人和他们的治疗方法为我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我通过三个层次来理解这些方法:这些学派如何解读人类存在?如何解释人类的功能失调?如何帮助功能失调的人们重新获得成长?我发现每个学派都能带给我一些东西,我又转而可以把它们用于家庭治疗。

关于自尊的概念一直是我工作的重点。现在对我来说,似乎自尊与我们的灵魂和精神(自己神圣的部分)的密切程度就如同它与我们的身体、情绪、智力、我一你关系的体验及信念的相关程度一样。

于是,我似乎开始明白,无论何时,当我们试图开始帮助其他人时,就必须对人类的灵魂带着深深的欣赏。二十年前我非常小心地避免谈论,甚至提及灵魂,因为那是在组织严谨的宗教领地,而心理治疗的“科学”中尚没有它的位置。

但是我现在认为,如果宗教真的有用,那么心理治疗可能水远不会诞生。我发现人类的灵魂会用不同的方式展示自己。对我而言,灵魂的感受反映在我们如何评价自己,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身体、情绪及我们周围动物的生命。滋养是一个经常在我头脑中出现的词,它不同于依赖或纵容自己,而是意味着一种自由一一真正爱自己和尊重自己。我相信一个真正受滋养的个体是不会虐待自己或他人的。此外,我认为,人类的灵魂的确是一种生命力和能量的展现,这种生命力和能量可以继续或重新创造自我

我相信我们正在开始突破性地进入一个完整的新的精神世界。我发现,获得自我价值感的人是不需要依靠别人而“不劳而获”的。他们明白,因为他们有能力清楚地知道自己就是决策的制定者,因为他们主宰着自己的反应和行为,所以他们能够更好地生存。他们坚信,生命是一个发展过程,总是能够改变,而且他们有勇气愿意冒险。我现在认为,治疗师的工作就是帮助来访者形成这些品质。我也清楚如何改变人们的互动系统,使它朝向实现这一目标迈进,而不是去相反的方向。

随着我的不断成长,我已经拥有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告诉我人类存在某些可以被称作生命力或普遍精神的东西。我知道这种力量包含了许多方面,它们强有力地塑造着人类行为。对我来说它有点像电流,总是在那里。等着人们去识别它,并学会如何使用它以实现有益的目标,这大概就是被称为精神力量的东西,某些我们体验到的类似于氛围的东西。常常有一些观点认为,每个人的身体都像一个发电单位。我们的能量发动机、能量的多少及它的用途都是由我们对自我价值的肯定程度和感受所控制的。我知道当我处于低自尊状态时,我的能量就会低,并且常常指向错误的方向,即大多数目时候都是反对自己的。对我来说,这些体验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前进方向。不过,很多时候,我认为我很难自已帮助自已,因为涌现出这么多的体验,我需要强迫自已才能在这个方向上进行观察和探索。

现在,让我们返回到另外一个“成长历程”,这是一个有趣的部分。它在我对家庭系统和公共系统进行类比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事实上,我发现在家庭中看到的现象也同样发生在组织、社会和政府机构中。我把家庭看作所有人类系统的缩影,与家庭的工作为我现在与更大的机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之后我有了一些新的观点。通过类比不难发现,家庭和机构的功能是相似的。父母和孩子的角色类似于总统和内阁大臣的角色,夫妻间的角色关系类似于议会和总统。事实上,几乎从任何团体中都能够发现这些相似性。如果家长像一个老板,系统就可能以惩罚一奖赏的方式运转,他和他的“婚姻伙伴”可能是竞争或是联盟的关系,而孩子们不得不成为奴隶。他们只有通过竟争或者暗中合作来获得奖赏。事实上每个人都在遭受痛苦。这听起来是否似曾相识?

相反,如果家长是一个领导者,他可能会拥有一些富有才干和创造性的“孩子们”,也可能会拥有一个可以真正分享的“伙伴”。你可以试着对学校、企业教堂或任何单位进行这样的比较。

我曾经有机会在完整的省级机构、医院及学校组织中中工作。这些组织中存在一些独特的机会和问题,并且,因为我知道组织的规律和特征,我认为它们可以被更好地理解,也完全可能被创造性地改变。例如,如果某个组织系统中没有来自外部的监督者,那么它就不会保持开放。这个监督者并不是扮演警察的角色,他更像雷达塔中的飞机着陆导航员。因为如果没有外部的监额,组织中的人们就会习惯自已已有的角色,慢慢地整个组织都会适应这种方式,比如会放弃每次挑战、不再获取新的信息、总是通过想当然的方式来满足自己。有时,系统中某个成员会死亡或者离开,或者有新成员加入,这些变化都可能会引起其短暂的骚动,但是,如果没有新的变化,家庭随后将慢慢恢复过去的状态,每个人就好像是“旧机器的齿轮”,周而复始地生活。

作为家庭治疗师,我现在知道,我要做的事情是尽可能地促进每个家庭成员自我的发展,并在家庭、社会机构及整个世界中建立滋养型的人际关系。

这显然不仅是个技术问题。作为治疗师或老师,我发现,如果要很好地帮助人们开始去冒险改变并建立可靠的信任关系,我自身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否则在家庭治疗和培训中都不可能产生太好的效果。

因此,我自己继续前行的方向就是观察和体验所有能够开启新蓝图的事情。正是在那条路上,我觉得我的“成长历程”将随着我面前打开的蓝图而继续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