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方法和方法论

研究方法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核心竞争力。研究任何一门科学都需要找到合适自身的方法和路径。这里说的方法有三个层面，狭义的层面是作为分析工具的研究方法，如内容分析法；广义的方法包括什么是可以研究的问题, 怎样设计一个回答问题的研究计划, 用什么方法搜集和分析资料, 怎样从资料中提出对问题的解释, 怎样阐明自己的发现并把它表述出来等。最高层次的就是哲学层面的方法论，它就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概括地说，世界观主要解决世界“是什么”的问题，方法论主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在此我着重谈后两个层面的方法。

1. 方法论

   
   

“方法论的自觉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从方法论层面来看，研究新闻传播用什么方法呢？科学的结论通常用两种方法来保证其有效性: 要么由经验事实(尤其是数据) 予以支撑, 要么由逻辑推理予以保证。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受美国实证主义的影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加强实证研究，这是好事，但也会走进另一个极端。我参加一次传播学硕士论文答辩时发现，有的同学的实证研究虽然做了大量的数据采集和分析，但却感觉他是认真真地去做一个毫无价值的东西。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系统，简单生硬地使用一种研究方法来讨论和分析某一问题往往是力不从心的。人文科学回答“为什么？”，社会科学回答“是什么？”，应该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我国新闻传播学方法论的演变：人文学科方法论——社会学科方法论——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结合的方法论。1987年, 祝建华教授发表的论文《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 可能是最早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这篇文章明确提出, 传统的研究方法——哲学思辨、历史求证、法规判别——已不能适应科学研究深入发展的客观需要, 需要借鉴“科学方法论”。文章指出了科学方法论的要义: 科学研究的关键不在于结论是什么, 而在于得出结论的过程是否合乎科学原理。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质量较高的文章, 通常是量化分析与质化分析相结合, 新闻学话题与传播学方法相结合。陈力丹教授认为：“新闻传播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整合方向, 除了证实研究的量化分析与质化分析的结合外,更为长远的整合, 应该是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方法论’的思维方式的结合。”①

“当代学术发展，正面临着两个基本现实：一是没有哪一个学科，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解决任何一个重大社会理论和实践问题；二是实现学科进步，越来越多地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也就是说，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依存度在加强。正是这两个现实，是学科之间的对话、交流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须。”②因此，跨学科研究和系统研究的方法日益显得重要。

2.研究方法

时常有些同学还在尚未确定选题时就跟我讨论研究方法，试图通过研究方法的优势而确保论文的品质，这是一种为方法而方法的做法。研究方法的选取应该是为研究选题度身定做的。不要过分关心方法，重要的是某研究有没有意思，逻辑是否成立，经验根据是否充分可靠，结论是否有助于社会变革的思考和对策。

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主张研究真实的世界，有别于语词构成的概念世界或由信条构成的理论世界。实证研究用可经验感受和验证的方式，有别于概念界定和演绎的方法，运用特定研究所必备的多学科知识，努力追求功能性和因果性，理解社会中的各种现象，进而有助于人们审慎但有效地改造世界。实证研究也完全可能做得不好，同样可能毫无学术意义，同样可能自觉不自觉地研究假问题，仅仅是把概念或意识形态争论演绎成所谓实证研究。因此，所谓的实证研究，不是以方法来界定，或者是以概念来界定，而是要看这个问题是不是有意思，是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不要以为实证研究只有定量分析，它包括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方法。量化研究主要是回答“是什么”，而质化研究主要回答“为什么”。当然，质化研究对于样品的选取十分严格，如果能够辅助其他研究方法，可以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差与片面。量化研究同样面临挑战，一是假设和取样，二是对数据的解读，对结果的解释。长期以来，人类学和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没有引起新闻传播学者足够的重视，少有学者把新闻实践和传媒业务作为调查研究的“田野”。为此，我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质化研究：新闻传播被忽视的分析工具》，之后在《湛江师范学院学报》作了更详尽的介绍和讨论。

个案研究

在国内外学界，问卷调查成为主流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方法则备受批评。在各种批评意见中，代表性问题成为个案研究方法遭受最多批评的问题。例如，人们常常发出疑问：对单个个案的研究，能有代表性吗?能有多大的代表性?个案研究的结论怎么能推论到总体?可以说，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是国内外社会学界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其实所谓“代表性”属于统计调查研究的问题，主要是指在概率意义上“样本”能否估测“总体”的特征(谢宇，2006；彭玉生，2011)。因为没有涉及“大数”现象，个案研究无从谈及这一问题，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个案研究的意义就限于其本身，研究者都试图“走出个案”(卢晖临、李雪，2007)。

像统计调查研究一样，个案研究最终呈现的结果也是一项知识，这一知识是否有意义在于它能否增加新的认识，即能否促进知识的增长。知识包括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相应地，知识增长也包括两个方面：扩充对经验事实的认知与提出新的理论见解。个案研究如何能获得对更大范围事实的认知？如何能获得更具一般性的理论概括？即基于个案研究能否获得超过个案适用范围的知识？这是个案研究始终要面临的问题，我们称之为超越性问题，也是个案研究的典型意义所在。在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脉络中，三种研究取向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深具影响，它们分别是费孝通的“社区研究”、格尔茨的“深描说”和布洛维的“扩展个案法”。对超越性问题的处理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将个案视为“整体”中的“部分”，探寻事实层面上通过“部分”认识“整体”的途径；一是着眼于个案研究的理论意义，试图通过个案进行理论启发或检验。

研究方法是为研究服务的，没有一种研究方法是可以轻而易举取得效果。思辨推理需要很强的理论功底，实证研究不仅要求数据采集和分析的严谨，还要有解释力和说服力。往往单一的研究方法难以解决问题，可以采用多种分析工具相结合的方法，如定量研究加深度访谈，个案研究为主，比较研究为辅。但一般不宜超过三种研究方法。我们要充分认识各种研究方法所能和所不能，了解它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才能把它用对用好。此外，除了史学研究之外，文献分析一般不能算是一种研究方法，它是研究前必须做的文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