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大学要编纂一部书，那么西南联大必然是要被印在封面上的。著名人类学家克罗伯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于西南联大而言，那便是因为这是民族的气节与国家的需要。
浩荡长存的迁移史诗
1938年4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这所只存在了8年多时间的大学,却被人怀念至今。80年过去了,提起“西南联大”,我们依然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满怀敬意。但西南联大的历史，却开始于一场浩大而悲壮的搬迁。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1937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下在长沙组建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学，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校庆日。
“七七事变”后,陈寅恪教授的父亲“觉得自己老了,不能去保卫祖国；国家沦陷,他不能承受如此耻辱”赫然绝食而亡。他草草为父亲办完丧事便连夜逃走，奔赴西南。
当时还是少年的邓稼先,看到日军在北平沦陷后举行“庆功会”,怒不可遏,当众把一面日本膏药旗撕得粉碎,并扔在地上踩了几脚。他的父亲是清华大学美学教授,知道儿子此举必将引来日军报复,不得不把他送出城,南下昆明,临行前,他告诉儿子:“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学文,科学对国家有用。”此后邓稼先投奔西南联大学习理科，成为建国后主持原子弹，氢弹研究的“两弹元勋”。
而在清华任教的赵忠尧教授，更是冒着生命危险，伙同梁思成潜入已被日军占领的清华园，取回了当时中国仅有的50毫克镭。此后他将这份镭装在咸菜坛子里，自己打扮成老百姓，随着逃难的人群一起向长沙进发。一路上，为了躲避日军的盘查、保护这些镭，他白天藏起来，天黑了才敢上路。也不敢走大路，只挑那些人迹罕至的荒野小路走，差不多扔掉了所有的行李，却从未让那个咸菜坛子离开过自己。而当天再次站在校长梅贻琦面前时，原本风度翩翩的大学教授变成了一个衣服破烂，蓬头垢面，拄着一根棍子的乞丐。据说他梅贻琦后便放声痛哭起来……
但随着战火迅速蔓延，长沙也连遭日机轰炸，迫不得已之下长沙临时大学于1938年2月分3路西迁到昆明。
从长沙到昆明，当时有3条路线:
第一条：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车入滇。
第二条：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转乘火车入滇--这一路人数最多;
而最艰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旅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配有4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他们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3600里，历时68天。
为了减轻负重，步行的学生所出发前每人发给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8公斤。湖南天气闷热多雨，这批身体柔弱读书人脚踏草鞋，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一路从湖南走到了昆明。
参加过这次“旅行”的人回忆说:在路上时间长了之后，队伍越拉越长，首尾相距竟有十多公里。为了照顾那些掉了队的人，负责后勤的人一般每天下午5点以后就开始找地方宿营，饭做好后，把所有的碗集中起来，以每人盛一碗为限，先到者先吃。晚上9点以后，各队队长清点饭碗，只要碗都空了，就说明人员全部齐了。
回首中国五千年文化史，从南到北的文化大迁徙不过是西晋的“衣冠南渡”与抗日时期的“西南联大”了。但与“衣冠南渡”的狼狈与绝望不同，西南联大真可谓是一场史诗般壮阔的壮举！无数的青年学子、风度翩翩的教授，孱弱的老者与妇女，顶着飞机的轰炸，脚踩着泥泞，一路还要提防着兵匪的骚扰，却依然高昂着头颅，满怀着希望前进。
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国家有过如此大规模的文化大转移，也没有有哪个民族遭受过这等苦难唯有中国有过这么一群读书人,把大学当作捍卫国家荣誉与民族精神的第二战场，纵横中国南北，历经无数苦难，只为保留那一点知识的火种与希望。
艰苦教学，矢志报国
虽然昆明给予了这批苦难之人一个立足之地，但仍旧不能给他们一张平静的书桌。西南联大虽然在昆明成立了，但困难并没有随之解决。
西南联大成立时经费捉襟见肘，校长梅贻琦邀请梁思成夫妇为新校设计校舍，然而设计稿一改再改，设计的校舍一次比一次简陋，梁思成跑到梅贻琦的办公室大发雷霆：“茅草房，不是每一个中国农民都会盖的吗？要我梁思成干什么啊？”梅贻琦只能无奈地说，“国难当头，用茅草来建大学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能不能用茅草把校舍做得尽可能好看点、好用点，这还得靠你们支持！当晚，梁思成和林徽因按照建茅草校舍的思路再次修改方案。林徽因一边修改图纸一边流泪。
最终西南联大的校舍大部分都是茅草顶，只有小部分采用了铁皮顶。这样的环境晴天闷热，一下雨，雨水敲打在屋顶上宛如雷鸣，教授讲课完全听不清。而后来，学校的经费愈加紧张了，只得将铁皮屋顶拆下卖掉，全部都换成了稻草屋顶。下雨时，教室里漏雨厉害，学生们只能打着伞上课。
受限于物资，学校里很多人都长期挨饿。当时文学系主任朱自清先生已经瘦到只有三十九公斤，常常饿得无法入睡，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来诸事顺遂的，然而因为饥饿影响了效率。过去从来没有感到饿过，并常夸耀不知饥饿为何物。但是现在一到十二点腿也软了，手也颤了，眼睛发花，吃一点东西就行。这恐怕是吃两顿饭的原因。也是过多地使用储存的精力的缘故。”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的家遭到日机轰炸，最让他心疼的是缸里的面粉掺进了很多碎玻璃和泥沙，不得已只能用水冲洗，做成面筋。为了给妻子补充营养，他常常去菜市场捡些牛骨头，回家熬汤。在最窘困的时候，他甚至亲自养了两头小猪准备卖钱……
而教授夫人们也早就告别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为补贴家用绞尽脑汁，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做糕点--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取名“定胜糕”，做好后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寄卖，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她的脚都磨破，最后还受限于医疗条件感染了，脚部肿胀难以行走。
此外日寇飞机频频前来轰炸，但即使在躲突袭的间隙,师生们仍在上课,在电影《无问西东》中便有西南联大遭遇轰炸，教授仍坚持讲课的场景。当时在遭遇日军轰炸时，陈寅恪的腿脚不便，行动缓慢；同校的教授刘文典每次遇到轰炸第一件事想的不是逃命，而是直奔陈寅恪的宿舍将他扶着往外跑。当学生想来搀扶刘文典，他却高声喊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要学生先救陈寅恪。
日军的猖獗也激起了众多学子心中的怒火，在西南联大历史上,曾出现过3次学生从军抗日的热潮:第一次是在长沙临时大学期间,众多学生作为技术人员加入机械化装甲兵团,其余学生去了战地服务团,一批学生还去了延安抗大学习,他们在八路军大显身手,制造地雷炸药,甚至还造出了土火箭,可飞150米。
第二次是随着来华美军增多,西南联大学子纷纷报名担任翻译人员,其中包括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
第三次是中国远征军组建期间,联大学子被送到印度蓝姆加当汽车兵,驾车活跃在史迪威公路上。
除了3次大规模的从军活动外,也有部分联大学生零星自发参军的。1946年5月,西南联大回迁前,在联大新校舍即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东北角竖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纪念碑背面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总计834人,后人亦称之为西南联大“八百壮士”。碑文上写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战时任务完成学校结束之日,勒其从军学生之姓名于贞石,庶垂令闻,及于久远。其有遗阙,补于校志。”
群星璀璨，中国顶尖学者大集合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秉承着这样的教学理念，在西南联大办学的8年中，梅贻琦先后邀请了陈寅恪、冯友兰、钱钟书、朱自清、闻一多、陈省身、吴大猷和周培源等学术泰斗、专家300余人到西南联大执教。
1938年，教授中国通史的钱穆跟随学校一路南迁。逃亡的路上，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他一直将教授中国通史的五六本讲义藏在手提箱的夹层里。最终钱穆在昆明郊外的岩泉寺找到一间禅房，静下心来开始写作《国史大纲》。此时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无数人都在质疑“中国到底还有没有希望”。众多文人投身日伪，为日本的侵略粉饰太平，宣扬“崖山之后无华夏，明亡之后无中国”的言论。
而此时，钱穆在《国史大纲》序言中写道，“我就是要唤起国民的自信心”。“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已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
而在战乱年代，西南联大也被无数中国青年当做求学圣地，救国希望。他们从祖国的大江南北，顶着炮火和战乱来到昆明求学。其中有一个16岁的瘦弱少年,从上海出逃,一路向西,浙江、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他途中得了疟疾,又患了痢疾,身上长满疥疮,活像一个流浪的乞丐。缺医少药之下,差点丧命。一路上,他把衣服丢得精光,但书却一本未丢,反而一次比一次多。他的名字,叫李政道，多年以后他与自己西南联大的同学杨振宁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
最终这所于抗战时临时组建的大学，存在仅短短八年，却培养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元勋和170多位两院院士......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西南联大的伟大，在于对知识的尊重，对民族的热爱，在于即使身处绝境，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纵然深陷战火，依旧坚持教育救国。在茫茫然的黑夜中，依旧高昂着头颅点燃篝火，引领无数学子走向光明。
正如联大学子如同缪弘在《血的灌溉》之结尾所写那般:“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我们之所以怀念西南联大，既是在怀念历史，更在警醒当下。我们不曾忘记，并将永久追寻知识与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