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中国的经验中我们得到四个重要的含意。
第一，私产与市场对于改进人民的生活无疑是重要，但我们一定要加进界定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与安排来看问题。……中国的经济制度牵涉着一个广泛而又复杂的经济结构，相近的没有出现过。这种安排的县际竞争，对我来说，关键地解释了“中国的问题”。当然，从科学的角度衡量，我们不排除还有其他更有效率的合约安排，只是人类没有尝试过。从这个世纪转换的时候来看，以一个天然资源相对地贫乏的国家而言，我认为中国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对经济增长最有效的制度。
第二，人民与社会面对的局限条件如何，对界定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的选择有决定性。以县为基础的制度在中国运作得好。那是人口众多而天然资源稀少的国家，上苍赐予的只是一个聪明而又能刻苦耐劳的民族。换作一个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采用中国的经济制度不一定有好效果。
第三，经济增长的速度与界定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是息息相关的。……当我们见到增长率高于百分之八或九时，远高于国外的，就认为经济“过热”，要用宏观冷却经济。近距离地观察了中国三十年，我认为那里的经济波动主要来自政策的转变，而西方经常提及的内部性的“商业周期”，中国一丝也看不到。
最后，我认为如果没有政府或共产党的主持，中国的经济制度不会近于奇迹地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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