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我在商场买东西，中途累了就想找个地方休息，muji店里舒适的凳子和床自然就是我的上上选。

正当我舒舒服服的坐在这张柔软的床上休息的时候，一个大嗓门的服务员对我厉声呵斥，警告我这张床上不能坐，让我赶紧起来。

店里本来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安静和热闹，一声呵斥，安静被打破，我成了这热闹中最大的看点。

一瞬间，我羞红了脸，又惭愧又愤怒，既想赶紧消失，又想与她理论一番，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好，只是嘴里嘟囔了两句，悻悻的走开了。

这不但毁了我一整天的好心情，还让我至今想起都不能轻松面对，因为我不但犯了错，出了丑，还完全丧失了应对能力。可是，这种强烈的痛苦感又让我非常困惑。

首先，这件事并不是什么耻辱，只是不同店家有不同规定，我只是一不小心违反了店规，并不是什么无赖惯犯。以muji历来允许顾客坐卧的习惯看来，更是如此。

其次，对我呵斥的服务员并没有与我有利害关系，也没有足够的社会威望或强制力让我惧怕和敬畏，我完全不需要在乎她是不是瞧得起我。

可是，那一瞬间的我居然羞愤交加，不知如何应对。

有很多时候，我们即使在面对不那么权威的人，做出不那么耻辱的事，只要我们受到了当面的指责，都会如此难堪，尤其，当这种指责发生在众人面前。

从众的力量

在这样一个“有个性”会被无比推崇的年代，我们好像都忘记了自己其实是个害怕“表现的不同”的人。面对我们认同的群体，我们会害怕自己的思想跟他们不一样，害怕自己的行为跟他们不一样，甚至，“有个性”这个追求本身就是因为害怕跟他们不一样，因为他们好像很有个性，或至少表现的很有个性。

在这里，我还要把以前提过的那个经典心理学实验（来自John Darley 和Bibb Latane）搬出来：

几个实验参与者（被试）来参加一个心理学实验，实验开始前，他们在一个休息室里等待实验正式开始（实际上实验已经开始了），没过一小会，房间里某处突然开始冒出浓烟，似乎有着火的迹象。

所有人都注意到这点，情形看上去非常危险，请问，实验参与者会作何反应呢？

如果此时只有被试一人，不出所料，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前去呼救，至少不会傻呆呆的坐在原地。

但是，如果此时被试是和其他几个人同在一屋（这几个人其实是伪装成实验参与者的实验助手），只要这些伪装者不作任何反应，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那这时，被试（真正的实验参与者）也很少会立刻做出反应，他们会心生疑惑，非常的疑惑，可是他们多半不会做出任何行动，以免自己成为那个大惊小怪的傻逼。

差异即错误

我们几乎总是低估自己从众的倾向性，低估自己想要“表现的与别人一样”的倾向性，低估自己想要讨好、服从他人的倾向性。所以，回到一开始的案例，一旦有人指出我们的特殊性，指出我们与“我们认同的群体”的差异性，我们几乎总是抗拒的。

我们做了什么不重要，只要这种做法偏离了我们认可的那个群体，那它就是错的、值得羞耻的事情。与我一样有品味的muji顾客们没有违反这个规定，没有受到服务员的斥责，而我违反了，我受到斥责了，所以我觉得羞耻。

同样，谁指出这个“错误”也不那么重要，只要ta指出的是这种差异，只要这时候的观众是我们认同的那个群体。虽然服务员已经因为她的粗鲁彻底丧失了我的认可，但是看着我出丑的正是一群与我有相似之处的顾客，与他们的差异、在他们面前出丑都是我痛苦的源泉。

对事即对人

有些人难以接受别人的负面评价（不管这种评价是否属实），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不了这一个一个的差评，而是因为他们常常无法把具体的事件和自我身份的认同区分开来。

当他人就事件或者观点进行争论时，他们会将他人的观点看成是对自己信念、价值的攻击，看成对他们本人的不认同。

为什么很多人都在说“对事不对人”，那正是因为很少有人做到，或者相信别人真的可以“对事不对人”，很多人都会下意识的认为，如果有人批评自己做的事，就是批评自己这个人，我的事，也就是我的人。

这种想法有多普遍？只要数一数我们有多少次认真的指出身边人的错误就可以。

每个人都有值得改正或提高的地方，且很少有人能靠自己认识并纠正，我们很多时候明明已经旁观者清了，却也纠结着不愿说破。

这种纠结恰恰是因为我们在乎那个人，并且害怕自己一旦说破，就破坏了我们之间的亲密与友好，而我们怕的，不正是给对方留下“对人不对事”的印象吗？不正是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认同“对事即对人”吗？

总结一下

我们害怕出错或出丑，其实也就是怕表现的和我们认同的群体的有所差异，尤其是这种差异性正好在这个群体面前呈现的时候。

一旦有人指出了这种差异性，我们又可能会过分夸大它的打击面，甚至以为这就是对我们整体人格的否定。

这也就难怪，那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人，也能给我们带来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