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爸爸的学生小贺结婚，妻子是邻居张老师的女儿，他们俩来家里送喜糖，知道小贺在中国电影家协会工作，每天就是看电影，那时更多是内部观摩场，羡慕得没流出口水，却忘了问光看不做点什么，或者思考等等。后来，有时间自己扎堆看过一些电影，总在琢磨那些光与影是如何引导人，以及生活的。“他还好吗？”“他不好”，于是第二个人，缓缓走向饭店旁边的石狮子，双手掩面，低头顶着狮子的底座，第一个人幽幽地跟过来。那到底是怎样一种痛苦，换了我上去，会不会扭头离开对话人？观众看过之后，会不会在未来的痛苦中，习得这么表达？
也许根本不是有意识的表达，而是无意识的自然反应，演员要学会假装无意识，久而久之，你会发现生活艺术化了，大家用同样地几个套路生活，说它是风格也好个性也罢，好一个“化”字承载了太多的人性，有点像大禹治水，引流而已。另一类有意思的电影是，相对松散的结构与情节，破案的警察同时还在找对象，而这件事与案情平行发展，且并未产生直接关系，表现他是个凡人而更真实？在我们习惯了90分钟精致人生里，每个画面每句台词都意味深长，像精神过敏的含羞草，任何的人与物都可能是罪犯，以致真实世界里，同《新包法利夫人》中的面包师，她必须是偷情者。
想起中国文人看不上国外汉学家，说他们的神经太敏感、想象力太丰富，连鲁迅早就指出有些“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常得出“性”的结果。批评者举例，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顾彬（德国人）解释说，这个东风“也是男人要在女人那里呆下去的路径。如果在这条路上得不到满足，就连这个女人也会在其本性和可能性方面受到限制”。假如没有翻译的事，敏感该是好事，也是探索人性免疫力的新路径。而文字摆在那里，像一只可装万物的筐，谁都可以把自己的理解与想象投射进去，久而久之那就塑成一个符号，自己的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