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金融博物馆展出一件罕见的唐代笏型银铤，形如洗衣服用的棒槌。就是这个不起眼的物件却是反映唐代货币制度和赋税制度的珍贵白银实物遗存。不为人知的是，在唐代，无论是税银还是贡银，最终都是要铸造成一定形状运送京城长安进献给皇帝的，所以银铤和银饼上面，都要錾刻进贡人的姓名、官职、年份等信息。唐代银铤上錾刻的“杨国忠进奉银”引人关注。原来，杨贵妃堂兄杨国忠做过唐代“专知采市银使”，这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肥缺”，既主管全国白银税收的领导。
这件唐代笏型银铤，通体黑色包浆，两端粗细不同，有一尺来长。即便在当时笏型银铤也属于比较罕见的物件儿。唐政府统治的地域固然幅员辽阔，但是由于当时开采冶炼水平有限，全国全年的白银产量只有一万五千两，而且铸造出的银铤或银饼，远远没有后世那么规范整齐，存在着同样规格的成品轻重不一、厚薄不均的情况。
唐代银铤的器形尚无统一的规定，见有笏形的、长条形的、长方平板形的、束腰船形的，还有圆饼形的,制作规格也不统一。
如果作为日常交易的货币在民间流通确实是既不够用又不好用。那么唐代的白银有哪些用途呢？唐代白银的使用范畴比较有限，基本上是作为贡银和税银在进贡、进奉、赋税等领域内使用，偶有与西域、南洋诸国做国际贸易的大商人，也是作为大额贸易款项的支付货币，主要体现了货币的储值功能和支付功能，也百姓日常生活联系不大，一般的商品也绝不会以白银定价。
如今公民缴税直接缴钱就可以了，可是，在唐代中后期推行“二税法”以前，唐代“公民”缴税是缴实物的。统治者开始把应该收的粮食、布帛等，折算成银两，上缴到国库。“税口银”就是地方政府将征收来的粮食折换成银两，上缴到京城的税银。
将实物折换成银两，就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按什么比例折算，因为实物的价格是不断变化的；另一个就是白银是有不同成色的。
唐代政府规定，各地收缴赋税，要先由卿、御史等官员监督核对尺度斤两等，再入库房，同时在将要入库的物品上，写上缴纳物品的州县名、日期，以便区别优劣和新旧。一般物品尚且如此，赋税银饼更不能例外。
这样一来，银饼的表面就相当于现在的财务报表，经手的人都要在上面留名，算是签字。银铤和银饼上面，都要采用持刀錾刻或执笔墨书的形式，写明该件银货的性质、重量、成色、来源，以及进贡人的姓名、官职、年份等信息。
沈阳金融博物馆馆藏唐代笏型银铤目前未见任何錾刻的铭文，属于素面无字银铤一类。但是同一时期的笏型银铤发现有6件刻有“杨国忠进奉银”的银铤。
杨玉环得宠于唐玄宗之后，她的族兄杨国忠也飞黄腾达，升任宰相，身兼40余职，但其中“专知采市银使”的头衔却一直没变，原因就在于这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肥缺”，既是主管全国白银税收的领导，又是负责将大量国库收入转入唐明皇李隆基私人账户的财政负责人。
银饼一般是税银，而银铤则多是给皇帝进奉用的，给皇帝进奉金银器主要是为了邀恩取宠、晋升官位。既然是给皇上进奉，当然要写上自己的名字，不然进奉的官员那么多，领导怎么知道是谁送的？进奉的次数多，杨国忠提升的速度也非常快。到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李林甫死，杨国忠成为宰相，并一个人兼任吏部尚书等40多个职务，这40多个职务中，有不少就是“专知采市银使”等主管某方面税收、财务的职务。
杨国忠与安禄山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杨国忠专权误国，积怨太深，最终被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