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墨子

        窗外，烟花映月。

        心，陪武汉过节。

        记忆把一个个春节罗列，只有这个年家里没有燃放一爆一竹。

        说说九岁那年吧。文革还没有完全结束，一向说话做事谨慎的父亲决定过年不买鞭炮，他说他是党员，怕被谁捅上头去他就得被扣上“资本家”的帽子。话一出口，很少笑的母亲笑出了声。

        “那叫走资派。”母亲把“派”字拉成弧线，且还带着大甩腔。随后母亲的脸上就漾起愁波。

        没有鞭炮，对我来说毫无影响我对年的那份祈盼，就算没有新衣赏，没有糖果，只要有熟瓜籽、彩头绳和平时很少看到的饺子就足够我乐得手舞足蹈连蹦带跳。再把母亲剪的挂钱和舅舅写的福字春联一贴，————过年。

        武汉，这个年可否楹联似锦？

      ” 愁逐前年少”。对哥哥来说，没有鞭炮不叫过年。更所谓，盼过年就是为了能放上鞭炮。哧，叮当，噼噼啪啪，那冷，那香火，喜声？喜吵？喜味道？

      也许，喜欢只是欲望的挑唆。

        腊月二十九傍晚，家里早早拉开了灯，灯泡也由15瓦换成25瓦，增了十倍的光，所谓灯火通明了。我和哥哥正在炕上打扑克，“呯——当”，外面响起一个二踢脚声，我抖，窗抖，夜抖，哥哥却没抖。他忙侧耳，随后扑克一扔翻身下地，半截小王扔落地上。由于动作乱而快，哥哥的脚踝被炕席划出了血，母亲在缝枕头，见血色差点蹭到刚洗过的枕头上，就拿起线板打了哥哥一下，嘎嘣一声，我又一抖，再看哥哥，仍无所谓，摸下脑袋就跑了出去。辗转，哥哥很快又回来了，然后对拿着玻璃茬子刮擀面杖的父亲说：“爸，先给我一个二踢脚呗？小鞭儿也行。”

      父亲并没有马上回答给或不给，固自刮着擀面杖。

      “咔咔咔”。细听，那声音刮的头皮麻。          “爸……”哥哥开始磨了，声音里有了哭腔。

        “没有。没买。”父亲的声音有些高。

      我不知道，今夜武汉那边的灯下，有没有小儿问父求得爆竹烟花来燃的场幕。

        我八岁之前，家里是不是逢年都买鞭炮我不知道，但从我有了记忆开始，过年都见哥哥放鞭炮。我很怕放二踢脚，也怕连环响的小鞭儿，但每次哥哥放时，却还是捂起耳朵躲在一旁看。从七、八岁起，大年三十的傍晚我就要和哥哥提着灯笼去村西庙那边接神，哥哥兴起时，还给我一个放，若不过瘾，哥哥就再给我一个，然后就告诉我说：“没有了。”然后，他自顾放着。

      后来，我听说那些个小鞭儿都是两个舅舅给哥哥的。

      那年，家里没买鞭炮，哥哥失落的哭了半宿。但第二天，也就是大年三十的上午，哥哥跑出去两趟后，每次回来嘴都是咧着的，我说像瓢，他还打了我，还捂着两兜满满的大小不一的小鞭儿得意洋洋，一副小财主的样子。然后，他会掏出来大部分放进炕席底下，每天都要数一遍再去放，我知道，他不是怕我偷，是分布每天该放的数量。直到过完元宵节，炕席那儿也平整了。

        第二年，我清晰的记得父亲买了一挂500响的小鞭儿和五个二踢脚，还清晰记得那小鞭儿小的像火柴棍儿。既便小，哥哥依然乐得窜高，还爬上猪圈棚顶去放，父亲怕他摔到，就说：“不听话明年不给你买啦。”

        此后的年里，我便漠视于鞭炮出处，只记得哥哥一直有鞭炮放，或多或少。

        我想，那个时候的武汉，一定会有最美丽的烟花。

        有了自己的日子后，我不得不关注鞭炮了。

        每年，还不到腊月，先生就会用车辆弄很多鞭炮回来，一箱箱，一橐橐，大大小小，一搬就是好一阵子，占了半间仓房。当然，都是别人送的。

      我不喜欢爆竹，觉得它鲁莽、暴躁。我极喜欢烟花，它美丽、奔放，缤纷的色彩每每另我叹赞它好神奇，那黑夜的绽放，能使人在悲怆中一跃狂欢。

      武汉，今夜你那里有烟花燃起吗？

        这夜，我心如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