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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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放牛娃逆袭成作家（二）我是一个放牛娃，一本看不懂的书让我走上“歧途”，一次致命的挫折改变了我的命运！
三
《乡土作家》写的大部分是反映农村生活的文学作品，还有乡土作家成长故事。当我看到高玉宝的故事时，眼前一亮，像打了鸡血一样——异常兴奋。
高玉宝因为家里穷，只读了几天私塾，基本不识字。他参军之后，开始写作，后来入选语文课本里的《半夜鸡叫》，就是他那时候写的。
高玉宝不会写字，他想出个用符号代替的办法。比如，“地主”俩字他不会写，他就画一个带小揪的帽子，“公鸡”不会写，他就画一个鸡冠子，“喊”不会写，他就画一张嘴。
过后，他再请教识字多的战友，把画改成字。有一次，他竟然拦住骑马的军长，目的就是问几个不会写的字……
我顿悟到：没文化可以当作家呀！高玉宝基本属于文盲那伙的，与他比，我算是个半文盲，他文盲能当作家，我半文盲凭啥不能当？
我又仔细想了想，当作家基本没有啥成本，只需要一支笔和一本纸，不像当木匠，还需要投资买锯、买刨子、买墨盒等等。
作家门槛低，而且稿费还比较诱人，真是穷苦人赚钱的好项目。这时我想起了我的小学语文老师潘承谦。
潘老师是位文学爱好者，上学时，每到周末他都上作文课，作文课上，他鼓励学生好好练习写作，将来当作家。
我认为，只有读书多了才有可能当作家。我预感到我不可能读到初中、高中，也没敢想当作家的事儿。
为了完成作业，作文是写了，可是写得稀里糊涂，与班里几个学习好的同学相比，简直就是一摊儿狗屎。
受高玉宝故事的影响，我向潘老师表达了当作家的决心。也许，世界上所有的老师，都不愿做打消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事儿，潘老师给我很大鼓励。
他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还说，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向他请教。
我把从新华书店换回来的书看完了，没有书看了，就去潘老师家借。他一看我真下工夫读书了，开始认真给我讲文学作品，讲他所了解的作家故事，并且借给我很多珍贵的书。
我记得有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等。
农村晚上总好停电，我点煤油灯看书，小半宿儿下来两个鼻孔让油烟熏得黑乎乎的。赶上有月亮的时候，我就趴在窗台上借着月光看一阵子，写一阵子。这样既省煤油又不影响家人睡觉。
东山嘴刚有一抹白色，生产队出工的钟声就恼人的“当当”响个没完，其他劳力下地干活儿了，我则赶着牛群跟在他们后面。
去放牛的时候，我也不忘揣上一本书。我揣书绝对不是摆样子，而是真的抽空翻看。我在地头的草甸子放牛，牛犊子不老实，到处乱跑。我追来追去，追到了，往一块拢。
好不容易休息一会儿，我悄悄钻到树底下看书。其他劳力歇气的时候，围坐在一起，有的摔大小王（打扑克），有的唠闲嗑。
唠闲嗑的唠着唠着就牵扯到我。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尖酸刻薄的说我：“看到没？放牛的看书呢。猪鼻子插葱知道不？那叫装象；家雀下鸡蛋——硬撑屁眼儿大……”
起初，我听了这些风凉话会很生气，气得心都哆嗦。时间长了，我的脸皮也厚了，把他们说的风凉话全当耳旁风。
我想好了，我书念得少，家里又特穷，干不了别的，非当作家不可。
当作家的前提要多看书，多练习写东西。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把写小说，写散文看得过于简单了。
我绞尽脑汁把农村发生的事儿，编一编，“连一连”，再经过几遍修改就寄走了，还专门往大报大刊投，如《人民文学》《十月》《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中山》等。
等到这些大报大刊退稿了，我再把退稿装进信封里往档次低一点的报刊投，做梦都想自己写的东西变成铅字，一夜成名。
买书、买稿纸、买邮票、买信封、买墨水，虽说这些用不了多少钱，但对于我家来说就算过重负担了。
有人用“揭不开锅”形容穷，而我家连一口完好的锅都没有，用的是一口掉一块碴的残锅。
之前，我还能从妈妈腰包里抠出几个准备买油盐酱醋的钱，后来妈妈看我费了不少心血，耽误了不少活儿，一点收效都没有，对我不抱有希望了，因此，不但不给分文，还常常唠叨没完：“你这个败家玩意，高中生、大学生有得是，你念两天半书不白扯吗？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嘚瑟啥呀！”
我说：“我有理想，将来当作家。”
妈妈用手指头使劲戳我的脑门：“儿呀！理想是啥你知道吗？妈今天告诉你，理想就是白日做梦，知道了吧！”
我好委屈，一下哭出了声：“我是男人，我就这么一点理想了，不去做还能咋整？”
一看我哭了，妈妈也蹲在地上，双手捂住脸哭了：“你托生这样的穷家，还有啥理想啊？能吃上饭，饿不死就烧高香了……”
我下定决心，要继续走下去，将来即便不成功，能够收获“此路不通”的经验，给和我一样怀揣文学梦想的人一个借鉴，也值了。
我养了一条大黄狗，实在没钱买稿纸了，一狠心把它卖了。卖狗的揪心场面，今天仍历历在目。来买狗的是两个朝鲜族人，他们买狗的目的就是“喝狗肉汤”。
讨价还价之后，来人给到18块钱。我默认了，接过几张纸币。
狗不好控制，买狗人教我逮狗的技法：把麻袋放在地上，狗主人撑开袋嘴儿，往里投块大饼子，狗一钻，袋嘴儿一收，完事大吉。
常言道：狗通人气。我想那是它与人相伴时间久的缘故。
大黄狗好像知道了我的心思，它一反常态地静静站着，我从它那疑惑的目光里看到了质问，又看到了怨恨。
这时，东院一头老母猪从我家的泥墙豁挤过来，寻找吃的。
狗仍忠于职守地冲上去，前爪搭在猪的“后鞧”，利齿啃咬着直拧劲儿的猪尾巴。把猪撵跑，狗又回到原处，还是那样望着我。
我这才发现，狗的眼仁是晶莹的棕黄色，并能映出我的模样：小细脖支着大脑袋。
我自问：能把理想坚持到底，对得起这一条鲜活的性命吗？
那天，大黄狗没有马上进麻袋里叼那块大饼子，而是缓缓走进去的，并转回头一直看着我，直到我亲手把麻袋嘴儿扎紧，它才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声……
我心碎了，跑到村东的大沙坑里，痛哭一场。
从1979年到1981年，两年多的时间，我写了80多篇小说、散文，每篇我又修改，抄写了3至4遍，加起来足足能装满一面袋子。
我满怀希望投给报刊的文学作品无一“存活”，有的石沉大海，有的寄回了退稿信。
退稿信是铅印的，内容几乎千篇一律，现在我都能背下来，基本上是这样一些文字：您的来稿收到了，已阅不拟刊用，感谢您的支持……
要说一点收获没有也是不对的，报刊退稿的大信封厚厚的，十分显眼，尤其是铅印着xxx报社或者xxx杂志的大名，这些包含厚重文化的名字既庄重又气派，可以说是明晃晃、光亮亮的。
不少人误认为我与这些报刊有联系，或作品已经发表了，为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也高看一眼。我急切盼着报刊给我来信，最好信里夹着样刊样报。
然而，我每次接到报刊的来信，用手一摸就确定是退稿。
失望的同时，也不忘装逼——把退稿信故意在村办公室的信篓里多放一会儿，好让更多人知道报刊又与我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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