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美术馆19楼的展厅里，干净的白墙上开了几个大小不一的玻璃窗，正如头顶上的天窗，可以把阳光从天上偷进屋里。看展间隙隔窗眺望，偶尔会瞥见不远处的街坊在阳台晾衣、在厨房煮食，走近一面落地玻璃，低头便是熙熙攘攘的街市和不远处的黄边村。

19楼展厅外墙

这座美术馆，就像邻居一样住在你的隔壁，被一线城市的城郊结合部包裹，镶嵌在新小区的住宅高楼数个不同楼层里。

2010年，广州地铁二号线黄边站正式开通，著名建筑师雷姆·库哈斯和阿兰·弗劳克斯为时代美术馆设计的观念性永久建筑同年完工并投入使用，这也代表时代美术馆正式脱离其前身“广东美术馆时代分馆”，独立注册为非营利性公益美术馆。

你能从高耸的楼盘建筑与老旧的居民楼、露天的大排档之间观察到这片区域里的割裂感，空降的小区居民和本地村民尽管生活在同一块地方，却没有真正发生联系。位处小区边缘的时代美术馆，从诞生开始就蕴含作为黄边连结点的可能性。

艺术家石青花了大量时间在黄边村进行调研，希望通过“腹地计划”项目能给予时代美术馆一些提示——“作为一个社区里的美术馆，如何在坚持专业程度下，找到与周围现实共生的渠道”。

“腹地计划”展览

这并不是一场静止的展览，“腹地计划”一共包括九个子项目，其中“英国馆”、“茶叶工厂”、“移动的植物”等都在展览期间不断地通过向公众开放报名的讲座、戏剧排演、对谈等行为介入广州本地。在这个项目里，石青充当着艺术家和项目组织者的综合角色，时代美术馆展览部主任、“腹地计划”策展人之一梁健华认为这点很有意思：“传统的策划人应该是做石青这样的角色，但现在我们是一起在做这个事情。我在这个行业工作也很多年了，像这样在实质工作里面碰到惯常设定身份以外的东西，特别有意思。”

腹地项目周末的讲座现场

在传统的展览里，策展人作为媒介，替代公众挑选艺术作品，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展示、研究，并把它介绍给大家。但在“腹地计划”里，作品不是静物，而是一组行动框架，它让展场变成了一个活动的空间，同时也激活了美术馆手里的公共资源，从而扩大了项目本身的影响范围。

“这对于美术馆的角色变化来说非常重要，尽管我们仍然没有获得特别多的观众走进来，但这个项目放进来，让这个空间和工作人员的角色产生了变换，它是一个提醒——美术馆可以通过做这样的项目变成一个公共平台。现在观众不多的原因是石青的展览还是集中在艺术系统内的，但是我们不排除可以去做更多公共议题的事情。”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梁健华说需要在展览结束后通过写作、出版物来理清，正如石青所说，“腹地计划”的展览仅仅是一个开始。

“腹地计划”作品

展览的最后一天，两位年轻姑娘在闭馆前走进19楼展厅，匆匆逛了一圈，两人嘀咕讨论着“看不懂这个展览”，头发花白的保安大叔正好路过听到了，指着放在展览正中间的纸箱子，热心地向她们介绍“班车”项目，相谈甚欢。

子项目“班车”

石青并不在乎“腹地计划”作为展览是否受观众欢迎，或者观众看不看得懂，他说这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像看完电影一样感到愉悦的展览，他要探讨的是艺术生产、艺术家工作方法的问题：“这个东西并不兼顾面向大众的东西， 它的意义在于，艺术本身就应该是一种在大众文化之前走得更远的一些东西，因为它可能代表着未来的一种工作方向。那么这种工作方向注定不可能只是说跟大众的东西进行衔接，而且今天的大众文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消费文化，甚至是跟艺术相对立的。就是说，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一种新的工作方法，这个是艺术家心目中的任务，比他去做一个普通的东西要重要得多。”

“腹地计划”作品

在石青看来，艺术家跟一个普通的邻居没什么区别，而且还没有固定的生产和收入，没有各种社会保障，唯一的好处就是自由——以自我雇佣的代价换取的自由。但他不同意“人人都是艺术家”这种说法，他觉得这只是一句口号，“一个观众是不可能理解当代艺术的，只有当他成为当代艺术家之后才能理解当代艺术。而且艺术家并不是学会画两幅画就叫艺术家了，他要有一种自觉的问题意识和艺术的自由意识，主动对这个世界进行发问，这就是艺术家了。”

除了对世界发问，艺术家还要经常进行自我提问，因为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效率的，它不像其它行业可以设置一个可量化的指标，同时，它对固定不变的方法充满警惕。石青说他没法对成果进行评估，尤其没法自我评估，只能不断往前走，不断地问自己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

艺术家石青

过去的这一年，时代美术馆曾经敞开大门让蔡明亮大展的观众们自带枕头睡在展厅过夜；曾经走出美术馆这个载体，把艺术作品带进了广州的有轨电车；曾经把多功能厅变成影院，免费播放那些你不可能在院线上看到的影视作品。偶有来自福建、重庆等外地的观众慕名而来，但是生活在广州的人又常常抱怨时代美术馆的地理位置太偏远。

2015年的最后一晚，在大家都热热闹闹地参加跨年活动时，时代美术馆也为新项目空间“榕树头”办了热热闹闹的开幕式——艺术家古妮拉·克林伯格在黄边社区的店铺、超市中收集形形色色的商标与图案，将这些日常的商品符号通过艺术创作的方式加以转换，形成一幅巨大的密宗图腾，覆盖在美术馆一楼临街的落地玻璃上。

古妮拉•克林伯格作品“万象归一”

“榕树头”在广府话的语境里是一个公共空间，说书人在这儿讲故事，货郎来这儿卖东西，它是一个街头巷尾、行人驻足的临时据点，也是传统的社区中心。梁健华希望临街的“榕树头”与相对严肃的19楼展厅区别开来，通过更视觉化的、更易为公众接受的作品鼓励周边的人走进来，不管是时代玫瑰园的居民还是黄边村的村民们，都能因此走在一起。

时代美术馆策展部主任梁健华

每两年时代美术馆就会举办一次社区艺术节，在社区里放映电影院里看不到的片子，艺术家也会走进社区与居民面对面进行创作。居民们觉得还挺好玩，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梁健华说：“因为艺术在中国没有太好的公共基础，美术馆进入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象征，而不是通过自生需求、开展启蒙运动、经历知识民主化后过来的。所以我们目前不太可能看到像纽约 MOMA 那样的情况，纽约 MOMA 星期天一开门，就像天河城一样。它跟整个社会的勾连是很深的，但是我们没有。这个问题不可能靠一个美术馆去完成，我们永远面对专业艺术家、专业圈子和公众之间的裂痕，要跨过这个裂痕的话其实中间有很多雷区，包括有一些议题我们是不能碰的，你避开这些雷区之后又很容易变成娱乐化。”

免费电影放映会

时代美术馆现在有两百多个志愿者，基本上都是在广州读书的大学生，公共项目部曾经努力发展过其它年龄层次的志愿者，但至今仍然是个位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艺术对大众的影响力覆盖范围。

去年11月，馆长赵趄在时代美术馆的官方网站及微信公号上发出了一篇题为《
资助美术馆是一种公益行为》的文章，其中指出：“美术馆作为文化价值的输出机构，目前的困境在于整体社会尤其是商业社会对文化价值的认知被理解为通过文化创造商业利益的价值。这源于消费社会的单一价值观，而忽略了人性关怀文明发展的精神价值观，这需要社会整体结构中各界人士长期的启发与培育。”

时代美术馆自2010年独立了之后，希望“回到公益性的出路上，坚持学术建树的独立性、纯粹性”，这就注定了它警惕资本的介入。不管是开始收取展览门票、发展会员、运营商店还是寻求资助人，这都只是时代美术馆尝试通过运营获取自由的资金、自己养活自己的一个起点。

正如梁健华所说：“美术馆不是开个士多（store），开个五年关了就拉倒，美术馆是按五十年计的，至少五十年，你做的工作才真正对社会生活有实质性的影响。所以需要找到稳定的机制，我们依赖的不是人，换了人之后不能就变成了别的东西啊。”

时间会见证这棵在广州生根的榕树头。

采访撰文｜Jovy
图片｜阿钟（部分由时代美术馆提供）

（「艺术·广州」：通过探访扎根在广州不同艺术领域的艺术家及艺术机构，用文字、图片、影像记录广州的艺术印迹，创造共同讨论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