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四五月间书

景祥

一、葛兆光《汉字的魔方》

葛兆光善于发挥“言不尽意”的庄禅哲学，如小文《钻他故纸，驴年去》等，亦庄亦禅，比起老老实实区分庄禅之意的李泽厚来说，实在狡猾的很，同时，葛兆光又借助了诗歌语言的局限于无限并存的矛盾特点，警告人们不要企图通过诗歌追溯时代思想与诗人心迹，并运用伽达默尔、海德格尔等阐释文本的手段，总之，读他对诗歌和诗人心迹的分析，就是觉得很有道理，包括他运用语法结构的错乱和词语之间超越逻辑的思维模式等等，如果你对诗词的领悟能力还不够的话，读完葛兆光《汉字的魔方》，你会失去读诗词的信心。

我在学农基地一字一句读完这本书，遗憾的是抓锄头的手没能很好地抓住笔，在看学生劳动的过程中没有把读书和读农作物完美结合起来，故也实在无法真正进入诗歌的境界，所以没有及时记下读这本书时许多次刹那的惊颤与叹息。

化用荣格的话来说，一个符号一旦达到能清晰地解释的程度，其魔力就会消失。葛兆光从语言的困境出发，阐释了表达人类精神活动与情感活动的难处。本来，诗歌是人类语言中除了音乐之外就接近本质的形式，而汉字在表意上又远远超过了其他纯符号性质文字，但是，我们仍从葛兆光的分析中发现汉字在表达人类情意志方面的种种局限，或许，这正是我们在解读汉字诗歌时可以作出丰富多义性阐释的缘故吧。

葛兆光运用的是对简单化思考进行颠覆和对清晰化分析进行反驳的论证模式，通过中国古典诗歌分析中运用的“背景分析”、“语言批评”、“意脉分析”、“结构分析”、“典故分析”等方法进行批判性思考，意图把前人企图清晰化诗人心迹的传统打破，回归古典诗歌本身所包含的“诗人气质”、“诗人经历”、“文化思维”、“情绪转化”等多方面的特点进行综合呈现。

汉字保留了视觉符号的特点，在表达情意的时候同时再现记忆，而记忆本身是个时间的过程，在词汇与记忆的双重作用之下，汉语句法可以摆脱固定的规律，可以选择性地突出重要音律与画面，所以在词序上并不需要过分讲究，而古人的方法论中，如《诗镜总论》、《木天禁语》等，所讲究的句法与意象使用，其实是对诗人运用词汇与调动集体记忆的经验总结，而对于语言之外的苍茫、清新、壮阔、禅思等，经验往往不可靠，否则这些诗歌分析者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便可以凌驾于李杜之上了，事实告诉我，伟大的诗人如杜甫虽然有总结诗歌发展的经历，“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但其伟大诗歌的成就却与他漂泊的人生经历和“乾坤一草亭”的人生感触有关。

在古典诗歌中，因为历史形成了一种流动的文化语境，所以诗歌的描写与叙述语言生成了一个带着血色和心灵的生命体，它已经充入了不同的感情价值，所以不能用文本阐释的方法简单粗暴地进行解剖式分析，不要把诗人猜测成一个时事评论员或者一个再三申述悲痛的祥林嫂，要相信诗人创作诗歌时带着创造生命的欣喜和对生命未来隐约的忧虑，再加上从这个生命体对诗人的情感抚慰等。

当然，诗歌的音律特点是和音乐相通的，诗与乐同源同化，虽然中国古典诗歌自《诗经》起开始分家，但“音乐内在的和谐统一性”协调了多种不同的声音，“和”与“韵”构成和谐的曲调，刚柔、动静、卑高在同一个文本中对应，错综、对称、和谐在同一个文本内融合，让具有共同文化心理的读者从这些语言符号启发下整体领悟独特的审美节奏。

总之，变化着的诗歌语言会引你登上诗歌之筏，驶向情理审美的彼岸。

二、吕祖谦《近思录》、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圈内有宋儒专家，故而再读《近思录》与《四书章句集注》也是汗漫不敢言，不过记下当时一点点思索，或许能自我安慰一番。

据说《近思录》是《四书章句集注》的餐前小菜，而《四书章句集注》是向儒学登堂入室的必经之路。秦晖认为孔子的价值在于“精神的永远流浪”、儒家的价值是“对现实不满，对秦制不妥协。”黄俊杰在《孟子》一书中表明，孟子民本政治的理想，更是辗转于专制政治之下的中国人民与传统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永恒的乡愁。

我发现儒家发明了永远正确的政治理念，所以儒家的理论实质上是对儒家政治理想的论述，但儒家政治理想的绝对正确，便成为现实绝对无法达到的彼岸。所以，我不相信儒家会在政治实践中取得成功，我只能把读这两本书的目标定位为“感受高标的人生，随遇而读，逐步成己”。把《近思录》和《四书章句集注》当成一种人生修炼手册，不知道会不会是对先贤思想的浅读。

孔孟之学，实际上是“活泼泼”的，如先《关雎》、《麟趾》而后《周官》，如“吾与点也”，无不道明这点，其“兴于诗”表明教化之道，先入于情理，如巽之顺，有“惠风和畅”之德，方为正道。那些动辄礼教之面孔，误解“存天理”的含义，专行“灭人欲”的肃杀，就是矮化了孔孟之道的表现。

程子认为，孔子“兴于诗”，是因为当时闾巷童稚皆通《诗》义，故而可兴，后世硕儒，《诗》义未明，故而难得。事实上，按照孔孟之道，通乎天理之变，存乎成己成物之心，便通不同时代文学，尤其是“古诗十九首”、“唐诗宋词”等作品所存留并彰显的人们对天地之心自然生动的感触。历史叙事太零碎，哲学表达太抽象，只有文学“活泼泼”地再现历史思考与人生体悟，所以孔子强调“兴于诗”，刘熙载言“诗者，天地之心”。诗作中天机桀然者为诗，若“舍南舍北皆春水”，若“微风燕子斜”，若“为有源头活水来”等，诗作中浩大博深，如“乾坤一草亭”，若“永忆江湖归白发”，若“锦江春色来天地”等，莫不是仁、智、勇之体现，后世俗儒，限于才学，未必全通“诗、书、礼、射、御、数”诸艺，固然不能领会“孔颜乐处”。

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因才学致于身，教化施诸行，德望形乎情，而“温良恭俭让”，就是格局够大，所以宽厚。今日读《四书章句集注》，果然春风入体，万事平和。

孔子也曾被人追问——子奚不为政。自古以来硕师巨儒少有为政施展抱负的，就算有，也难免在错综复杂的政局中纠葛难安，或退或死，或杂糅法术，或文章太守。

其实，读书人或满腹才华、一腔正义，但在执政者看来，无非可有可无的文饰，或是有害于时政的思想毒瘤。故欲用之，仅取文采，欲除之，唯恐不及时，那些太当自己一回事的文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当然，君子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君子这块玉要在粗粝的石头间磨砺，才更显其价值，温润如此的玉会不会从此成为碎末，然后“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就难说了。儒家太相信此岸，太相信明明德，太相信自己的语言艺术，“圣人之言，逊而不迫，使王孙贾而知此意，不为无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祸”。

总之，读这两本书觉得句句在理，所以摘抄无数。掩卷而思，也思考各种批判儒家文化遏制中华文明的那些言论，记下几点：

如果没有给孔子将问学之道进行社会阶层下放，中华文明能不能发展至此，也是很难说明的。这些人没有给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孟诸圣人在文明之始的启蒙作用作出恰当的评价，没有认识到他们在启蒙阶段的历史局限，是不公允的。你能预见二千年后的变化吗？一切都是过去式，包括你对未来的设想，也不过是过去对未来的设想，所以不应该把历史的罪责放到他们身上，不要让历史人物为当下自己不能创造历史担责，不要把他们的学说当成万世的纲领，推卸了自己重建理论的使命。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执政者、阐释者以自己狭小的心器去理解圣人之道，而取其易于操作的内容，摒弃其难于明言的部分，不能充分理解孔子“述而不作”的苦衷，是后人的责任，不是孔孟的责任，所以没有必要把历史的虚无或者严酷的礼教，当成是孔孟思想的主要内容。

总之，读此二书，可以执着于人间，关注于现实，获得将个体心理沉浸在整体人际关怀的情感之中，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尽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就很儒家。

六、[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