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的崛起是明朝噩梦的开始，萨尔浒惨败之后，明军在与后金（清）军的作战过程中，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处于极为被动的状态中。即便是孙承宗与袁崇焕主持辽东防务的时期，这种被动局面也从未从本质上得到扭转，只不过是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即关宁锦地区，做到了“能守住“而已。

    将敌对双方的实力进行比较，总体上明朝无疑是具有绝对优势的。但明朝实力上的绝对优势，无法转化成军事上的实际优势。反而我们看到，明朝的优势到最后似乎都成了自己的负担。譬如明军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由于有大量防区需要固守，结果是每一防区的驻守兵力都成了战时需要救援的负担。在灵活机动的敌军面前，明军一次次被对方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在野战中被消灭掉大量的有生力量。在此，明军数量上的优势反而为敌所乘，转化成了自身的劣势。此外明朝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在政治影响上的各种优势，都存在类似的情况，在此就不一一展开了。

    各种优势的丧失，应当是基于一种同样的逻辑，问题应当出在明朝的中枢神经上。时至万历后期，明朝精英们的思维乎都已固化在了同一种模式之中，对于任何问题，他们基本上都是采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式的“堵”和“压“来解决。作为敌人的对方来什么，他们就具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地应对措施。如努尔哈赤宣誓反明，他们就组织军队进攻，攻的时候就只想怎样怎样攻，结果打了败仗，自己变成守方，对方开始进攻了，这时他们就只组织军队守，而且就是一味地守，守不住了就派人去救。总体来说就是一种机械的、直线式、反应式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没有什么在对峙之外的“奇计“。“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兵者，诡道也”这些古已有之的军事原则似乎被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在这种机械的思维方式的主导下，当时的明朝政府似乎没有一个人想到跳出这种“对应“的圈子，采用奇正结合的方式使自己摆脱被动的局面。有战略眼光如孙承宗者，不过也就是提出了建立关宁锦纵深防御体系的构想，整个仍然是立足于点线面防守体系的“守”，而且是一种以静态防守为主的“守“。在袁崇焕被杀后孙承宗重新主持辽东防务的短暂时期，他有一阵似乎有摆脱单纯防守局面的举动，想主动进攻收复广宁。作为这一行动的准备，他“筑城大凌河，以渐而进”。快竣工时，清方洞悉他的战略意图，大举出兵围困大凌河。孙承宗派兵救之，但因内部组织不力，救兵大败于长山，损失可能有上万人，新筑之城复又沦陷，规复广宁遂成泡影，承宗也因此败二次解职，从此再未主持辽东军务，而辽东从此也每况愈下。另一个较为能干者袁崇焕，没有孙承宗的战略眼光，但在战术上颇有可取之处，但他主要也还是善守，在高第坏事以后，重建了关宁锦防线并牢牢守住了这条防线，但除了守，他甚而连孙承宗那样有限进攻的尝试都没有。不过袁还是有一个值得称道的亮点，那就是他将关宁骑兵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在他的任上，关宁骑兵在与清兵的野战中，已经不处下风，甚而有时还会占些便宜。

    如孙承宗、袁崇焕这样在当时明朝将领统帅中最为杰出者，都没有想到打造一支作为战略力量的骑兵部队。孙具有战略眼光，建设的防御体系是非常必要而且有用的，且他也意识到不能一味死守，在机会出现时应当主动进攻。但他倚仗的进攻力量是软弱的，进攻的方式是错误的，故而他的进攻未收到任何效果，反而带来了惨败并导致了自己下台。袁具有杰出的实战能力，但他没有战略头脑，缺乏将进攻与防御有机结合起来的意识。他手中已经有了一支未来新战略力量的雏形，但由于他压根没有战略方面的头脑，因而直到他下狱，善战的关宁骑兵充其量也只能发挥救火员的作用而已。

    在援朝战争中明军与日军作战，遭遇过不少战役上的失败，如顺天之败、蔚山之败。但明朝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进攻态势，始终处于主动出击的状态中，而日军在在战略上处处被动，在哪儿开战、怎样开战都由明军决定，日军始终处于被动应对的局面中。这是日军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明军之所以在朝鲜战场上始终掌握着战争主动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明军拥有较日军强大得多的骑兵部队。优势的骑兵，在那个热兵器威力尚还不足的时期，是一个可以决定战争胜负的战略力量。

    而到了辽东战场上，明朝似乎忘却了对日作战胜利的经验。明军在野战中远远不及清军，就只是一味地“凭坚城、用大炮”，而从未想到过提升自己的野战能力，弥补自己的短板。如果明朝在依托防御体系防守的同时，组织力量建立一支规模较大的有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并将其作为战略力量使用，那么辽东战事很可能不会那么一直让人郁闷不堪了，而且清军在皇太极时期从蒙古地区一再绕行入关的举动，很可能都不会得以实施。 思维的僵化，断送了大明的全部优势，也断送了古代中国的全部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