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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驾崩，玛丽公主的继承权一目了然。简·格雷女士一党新提出的反对意见，举国闻所未闻。虽然所有新教徒，甚至许多天主教徒相信：亨利八世和阿拉贡的凯瑟琳之间的婚姻非法无效，但这次婚姻没有任何不正当的意图——由双方父母缔结，经邦国认可，似乎建立在法律和宗教原则的基础上。这些原则在当时占主导地位，几乎没有人想象：他们的后裔应该为此被视为私生子。国会受到亨利的胁迫，为此发布宣言，原因只是亨利一贯的横暴和反复。但君主后来回心转意，恢复了女儿的继承权。她现在享有经国会批准的合法继承权，且公正、自然、一如既往。公众熟知其事，为时已久。终爱德华一朝，公众都认为玛丽公主是他的合法继承人。虽然新教徒害怕她的偏见，但他们普遍深恶痛绝的对象却是达德利。人们预见到：他会以简的名义，掌握实质的君权，这种危险绰绰有余地抵消了新教派对宗教的忠诚。诺森伯兰最近破坏继承顺序，充分暴露了他的野心和不义。人民一旦回顾起他长期以来为这个计划所犯下的欺骗、不义和残暴行径，西摩两兄弟的生命和公主的继承权都将为此牺牲，人们就会义愤填膺，反对这个罪恶的计划。亨利八世余威犹在，促使国民保卫他后裔的权利。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古代内战的酷烈，为了维护合法继承权，甘愿承担流血和杀戮的风险。

简女士称孤道寡不过十天，又退居私邸，她觉得这里比宫廷的生活更惬意。他们遣使命令诺森伯兰放下武器，发现他已经众叛亲离、无望成功，所有部众都已经拥戴女王、欢欣鼓舞。女王向伦敦前进，各地人民纷纷拥戴、效忠。伊丽莎白女士征集了一千骑兵，反对篡位者，保卫她们姐妹共同的权利，她率领这支部队迎驾。

诺森伯兰罪行太大，野心和勇气太危险，实在无望侥幸偷生。他受审时，只求获准向陪审团的贵族提两个问题：服从枢密院颁布、用玺的诏令，是不是叛逆？他的同犯有没有资格审判他？他得到的答复是：篡位者的御玺没有权威。任何人除非剥夺公权，在法律上仍属无辜，可以参加任何陪审团。他勉强默认、服罪。

女王当着枢密院公开宣布：宽容那些跟她信仰不同的人。但人们预见到：涉及敌对的宗教偏见，这个承诺和以前的承诺一样靠不住。

查理一听说爱德华去世，他的亲戚玛丽继位，就策划将英格兰王国纳入他的家族治下。他希望：这次事件可以弥补他在德国的损失。他的儿子菲利普是鳏夫。虽然菲利普只有二十七岁，比玛丽小十一岁；但这一不利条件无足轻重，玛丽完全可能子孙满堂。因此，皇帝立刻派代理人向玛丽表达意向。玛丽乐于获得如此强大的联盟，接近她非常依恋的外戚，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求婚。诺福克、阿伦德尔、佩吉特也建议联姻。加德纳现任首相，升任大法官，他明白玛丽的心愿，附议支持西班牙联姻。同时，他向女王和皇帝指出：完婚以前，有必要停止一切宗教改革。他注意到：国会在种种抱怨中，流露出猜忌的迹象，似乎当时决心不再向天主教继续让步。他们虽然愿意为君主牺牲一些自己不理解的、一些似乎无足轻重的抽象原则，却已经吸收了强烈的偏见，反对罗马教廷的僭越和勒索。因此，他们很难再次向罗马的权威屈膝。贵族和绅士害怕归还修道院的土地，因而鼓励民众的先入之见。民众普遍反对天主教会的教义和仪式。这些因素加强了国民反对西班牙联姻的偏见。如果首先在这一点，继而在宗教变革问题上大做文章，就有举国叛乱和暴动的危险。女王一旦完婚，就会受到婚姻的影响，接着推进她已经着手的虔诚事业。因此必须未雨绸缪，安抚国民。所以，婚约条件应该极其有利于英国人，以便保证他们的独立，保证他们古老的自由和特权完好无损。

苏格兰和法兰西的紧密联盟对玛丽的安宁和安全造成了直接威胁。可以预见到：即使君主不在国内，苏格兰政府自然会产生朋党和混乱，力量有所削弱；但这个王国至少可以为法兰西提供一条入侵英格兰的道路。因此女王有必要召集国会，要求补充枯竭的国库。这样的紧急情况通常非常有利于国民，因为本朝国会已经显示：一旦王国的自由和独立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他们不会完全被宫廷吓倒。据此，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预期：国会将对最近的武断勒索提出责难，或许还会有某些未来的防范性补救措施。然而下议院不顾前例，投票通过了十五分之一税和补助金。土地每镑缴纳四先令补助金，动产每镑缴纳两先令八便士。教士缴纳八先令补助金，相当于平民信徒四年的份额。

长期以来，玛丽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她一度将水肿误认为怀孕，采用了不合适的养生术，病情日益恶化。这时她受到种种反思的折磨。她意识到臣民的痛恨、伊丽莎白继位的前景；明白天主教会面临的危险；悲痛加莱失陷；忧心国事岌岌；尤其是操心丈夫不在。她知道：菲利普有意不久后去西班牙，在那里度过余生。所有这些悲哀的思绪折磨着她的精神与身体，发烧始终不退，因此而去世。她短暂而不幸的朝代历时五年四个月零十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