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一位作家，都是从他的文字开始的。
知道汪曾祺，是在语文课本上的《端午的鸭蛋》。
“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
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
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
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
文风如此清奇脱俗，实在少见，堪称是作家中的一股清流。
汪曾祺人如其字，直白朴素，却又不失淡雅，他始终对生活保持着最初的热情，无论是面对着怎样的生活境地，都秉持着淡然的洒脱，不卑不亢，只喜不悲。
将生活体验得细致，对世间万物皆有情。
西南联大的“差等生”
1939年，十九岁的汪曾祺背上行囊，离开了故乡高邮，只身一人前往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崇尚民主，学风自由，并且名师众多。
汪曾祺所就读的中文系，系主任是罗常培，授课的教师有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沈从文等文学大家。
虽说中文系名师甚多，但大多对学生的要求并不严格，任其发展。
西南联大这样的学术氛围，对于天生有着散漫自由气质的汪曾祺来说，无疑是如入仙境。
他在联大的生活过得随性洒脱，喜欢的课就去上，不喜欢的课就逃。白天泡茶馆，晚上图书馆。
泡茶馆是西南联大学子的一种休闲方式，“泡茶馆”即长时间地在茶馆里坐着。
西南联大旁的小茶馆几乎都被汪曾祺泡了个遍，捧着一本书，泡上一碗茶，吃着几块点心，他便可在茶馆中坐上一天。
“人总要呆在一种什么东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切实地掂出自己的价值。”
汪曾祺也确实掂出了自己的价值，他热爱读书，写得了好文章，沈从文对他极为看重。
沈从文在写给施蛰存的信中说：“……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好的几个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汪曾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霸，也不是典型的学渣。
但除了写作外，汪曾祺其他的科目成绩并不理想，这也使他留级了一年，不过汪曾祺对此并不在意。
他只喜欢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对于内心不喜欢的的东西，他不强迫自己接受。
汪曾祺并没有拿到西南联大的文凭，结业后他留在昆明的一所中学教书，期间跟随着沈从文学习写作。
两年后，汪曾祺辞去教师工作，离开昆明前往上海寻求发展。
没有文凭的他，在上海的生活过得十分寒碜，找不到工作，纵使有着满腹才华，却苦于无人赏识。
他卷缩在一间五平米的小房子里，屋里只有一张三屉桌，一个方凳，墙角堆了一床破棉絮。
白天便伏在桌上写文章，晚上便裹着破棉絮入睡。
尽管生活的境地如此不堪，汪曾祺的文字却始终只带着对生活的热情，生命的美好。
他从不将他的困顿表现在文字上，他的文字带给大家的，永远都像是和煦的暖阳，给予生命以新的希望。
汪曾祺只在某一个恬静安逸的深夜，对着星光灿烂的夜空发出自己的感慨：
“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冷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
1958年的一天，汪曾祺人生的低谷期悄然而至，他被划定为右派。
“我照常去上班，一上楼梯，过道里贴满了围攻我的大字报。
要拔掉编辑部的"白旗"，措辞很激烈，已经出现"右派"字样。我顿时傻了。
运动，都是这样：突然袭击。其实背后已经策划了一些日子，开了几次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只是本人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
这可以说是暗算。但愿这种暗算以后少来，这实在是很伤人的。”
接下来便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会，看着往日朝夕相处的同事全都变了嘴脸，批判着他。
他并不反驳，甚至不说话，只是规规矩矩地听着，记录下这些发言。
他早就看清了这场运动的本质，一场场莫须有的批判会，对批判者和被批判者来说，都是煎熬。
他知道他们也不好受：
“我当时就对他们没有怨恨，甚至还有点同情。我们以前是朋友，以后的关系也不错。”
批判结束后，汪曾祺被下放到农村劳动。
下放的单位是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说好听点是下来基层锻炼，实际上就是干农活，起猪圈，刨冻粪，背粮食。
从前只拿过笔杆的手现在不得不拿起农具劳动，对于体质羸弱的汪曾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无论农活怎样繁重，生活怎样清苦，汪曾祺总能找到生活的乐趣，他经常写信告诉家人，自豪地跟家人炫耀自己又学会了哪些农活。
后来，汪曾祺被调往果园劳动。
果园的工作相对地轻松了一些，汪曾祺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果园里一切平常的事物，在汪曾祺眼里都是美的化身。
杀虫用的波尔多液在汪曾祺眼里就像是浅蓝的晴空，喷洒完波尔多液白衬衫会被染成浅蓝色。
他称这是最有诗意的农活。
大雨过后的葡萄园，葡萄上挂满摇摇欲坠的雨滴，在汪曾祺看来，这时节的葡萄是最美的。
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
1961年，汪曾祺被安排到了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他的工作是画一套马铃薯图谱。
沽源地处高寒地区，研究站只有他一人。
远离了家人和故友，独自生活在荒凉的绝塞，这样的生活未免过于凄苦寂寞。
但他却表示日子过得实在是舒服。
每天一早起来到马铃薯地里掐一把花，几枝叶子，插在玻璃杯里对着画，不用开会，不用学习，也没人管，自由自在的。
到了马铃薯成熟的季节，就画薯块，画完便扔在牛粪火里烤烤，然后吃掉。
老年的他在回忆这段日子时，并没有讲述独自一人生活的凄苦寂寞，而是讨论什么品种的马铃薯好吃，自己是全国吃最多种马铃薯的人。
生活对于汪曾祺而言，永远是美好的，即使是苦难，他也能坦然面对，并将苦难淡化。
后来汪曾祺在《随遇而安》一文中回忆说：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生活，一定要热爱点什么
谈起汪曾祺，除了是作家外，熟识他的人更多的会是兴奋地一拍大腿：
“噢！吃货！”
花草树木，鸟兽虫鱼，他皆深爱。不能吃的他欣赏，能吃的他绝对不放过。
他有着独特的生活观：
“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汪曾祺是一枚不折不扣的吃货。
淮安的狮子头，蒙古的手把肉，昆明的汽锅鸡，北京的豆汁儿，长沙的臭豆腐，云南跟浙江的火腿……
他用吃证明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不止可以用脚丈量，用胃也是可以的。
他是吃货里头最会写文章，写文章里头最会吃的。
翻开他谈吃的文章，那简直就是文字版的《舌尖上的中国》，在饥肠辘辘的深夜根本就不敢细读。
有一次，汪曾祺去买牛肉，排在他前面的是一位中年妇女。
这位中年妇女买了肉问摊主：
“这牛肉该怎样做？”
汪曾祺在后面听着不由来了兴致，将那位中年妇女请到了一边，讲了一通牛肉做法。
这还不够，他从清炖、红烧、咖喱牛肉，讲到广东的耗油炒牛肉，四川的水煮牛肉，干煸牛肉丝……
汪曾祺除了会吃，懂吃，他还会做吃。
他还自创过不少菜品，这“塞陷回锅油条”便是其中之一：
“塞肉回锅油条，这是我的发明，可以申请专利。油条切成寸半长的小段，用手指将内层掏出空隙，塞入肉茸、葱花、榨菜末，下油锅重炸。油条有矾，较之春卷尤有风味。回锅油条极酥脆，嚼之真可声动十里人。”
这种家常小菜，看着汪曾祺的书，依葫芦画瓢，大都可以做出来。
汪曾祺在吃的方面拥有着独特的魅力并不是他吃的足够多，做的足够好，而是他在吃中能悟出许多做人的道理：
总之，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
生活与口味一样，它不该是单一的，该什么都去尝试，什么都去体验，这样才能保持生活的乐趣。
汪曾祺还热爱人间草木。
白得耀眼的槐树，清冷的水仙，像火球似的茶花，还有那为文雅人所不取的栀子花。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汪曾祺就像是栀子花，他有着独一无二的生活态度，他就是要这样活，活得痛痛快快，谁他妈也管不着。
人生如梦，我投入的确是真情。
汪曾祺这一生，顺境也好，逆境也罢。
西南联大的快活，上海求职的失意，担任文联编辑的安稳，划为右派的无奈，独处沽源的孤寂，年老创作的风光。
对于这一生的起起落落，汪曾祺一直都秉持着一颗平常心。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便是汪曾祺人生的真实写照。
失志得意，权利名誉，只不过是过眼烟云，该散去的，终会散去。
唯有那颗热爱生活的初心能够永留。
它体现在汪曾祺的文字里，并将慰藉着更多在烟火人间奔波的人，给予一种生的力量，新的希望。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在医院溘然长逝。
汪曾祺带着他一贯的幽默口吻，说出了他留给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哎！出院后第一件事，一定喝它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