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清明节，似乎越来越找不到回乡的理由了。
爷爷奶奶走了多年，姑姑伯伯们也先后移居城里。家里的老房子，要么铁将军把守，要么成了断壁颓垣。房子前庭后院的杂草已然生机勃勃的生长。不知哪位邻居，沿着坍圮的篱墙种下倭瓜、丝瓜。离家多年，我们也不认得她，她也该不认得我们，乡里乡亲的记得的都是父辈们的旧事。灶房旁一株父亲在世时亲手种下的石榴树，那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念想。父亲走后，石榴树还是不停的旺盛生长。我和妹妹结婚生女儿那年，石榴树开了满树的花，长了满树的果。前年被大伯砍去大半，大伯说，村里太多的孩子来摘石榴了，轰也轰不走，就砍了。当时我十分心痛。没想到，今年石榴树又恢复当年繁盛。在这两年中不知道这株石榴历经了怎样的一番起死回生。扎根在农村土生土长的生命，有时候那么脆弱有时候又那么的坚韧。
从儿时起，我对这个贫瘠脏乱而落后封建的小山村并没多少好感。在我的儿时记忆中，依旧有些零零散散的片段。东边的丁婶与村口的李嫂扭打在一起，滚在泥泞地面上，一个歇斯底里一个奋起反抗。听大人们说，丁婶总是没生得儿子，丁叔偷偷和李嫂好上。丁叔的女儿和李嫂的女儿比我稍微大几岁，儿时的我还不懂得怎样安慰可怜巴巴的她们。西边堂叔与兰婶逃计划生育去了，六岁、八岁的两个女儿已经几个月没见到她们的父母，她们的衣服总是脏的。在当时村庄浓厚的重男轻女的氛围中，母亲却给予我们姐妹俩极大的呵护和寄予巾帼不让须眉的厚望。
母亲是家庭航船的掌舵人，把好家风的方向。那些年村子里青壮年出去打工的还不多，游手好闲的大有人在，不管是大中午还是大半夜都会鏖战牌桌。过年的时候，村庄的赌风更甚。在三缺一的时候，总有人会挨家挨户的喊人凑个脚。母亲最不喜的就是父亲参与牌局，她认为打牌这项爱好又损身体又浪费钱财，玩多了会越来越不务正业，她曾软硬兼施的阻止过父亲的这个癖好，可总是无功而返。“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母亲后来改变了策略，她认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尽快跳出这个落后的小环境，换一个风气更正的生活环境。她不希望我们被封建思想捆绑更不我们沾染任何低俗的恶习。她心中敬佩的是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母亲对我们不只是慈爱更是严厉。母亲说：“穷不过三代，福不过三代，书香门第代代传”。母亲希望她和父亲通过勤勉的工作进城，并不断勉励我们通过读书跳出这个封建落后小山村。
母亲在她不惑之年实现了她的目标，而我们大学毕业后也幸运的寻到了一份与书卷为伴的工作。尔后的日子，伯伯姑姑们先后到城里来安家落户。再后来，越来越多的村子里的人带着他们的后代在市区打工、买房、读书。曾经的左邻右舍又一次次的在各个街角小区相逢问好。
认识母亲的人都佩服母亲的眼光和魄力。岂知母亲内心也有几分无奈。汉族是个安土重迁的民族，如果当年的故乡不是落后贫瘠脏乱，母亲何尝不愿守候故乡。
母亲偶遇兰婶，兰婶说：“现在我们家也不错了，孩子们在市区也买了房子，孙儿辈在市区里读书哩，以前一股脑儿麻木生，现在条件好了也要注重培养了。村子里三层楼也都装修一新，有空回乡聚聚！”
都说故乡变了，我们欣喜万分，有些急不可耐。回乡聚聚成了我们这些游子心中的另一个情结。今年清明，亲戚结伴回到老家。一到村口，顿时感觉面貌一新。水泥路代替了原先的黄泥路，张开“丫”字形朝两个方向延伸进村庄深处。村口的晒谷场依旧在，水泥修整得光滑平坦。这几年种水稻的少了，很少看到晒谷子了。村民们更多的是选种柿子、桃子、葡萄等经济作物。每年秋天柿子成熟时，晒谷场上一筛一筛的金黄方山柿展示着丰收的喜悦。儿时记忆中最甜美方山柿已经被打造成了家乡的一张响当当的名片，每年的方山柿文化节都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光临。晒谷坪四周围上围栏，拦住了这些年越来越多的私家车的驶入。场子一角安置了不少健身设施，村口的本家堂哥说：“每天晚饭后都有不少阿姨阿婆聚这里跳广场舞哩！”村子里青壮年一门心思谋发展，打牌赌博消磨时光的人越来越少。风气正了，发家致富的家乡人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健康了。
村子里建了很多小洋楼，面对远山，清澈的潺潺流水沿村而过。有些人家在家里开起手工作坊，不少的青年人则在家开起淘宝店，在江浙沪网商大平台下，把家乡的产品卖向全国。在外打拼多年的表哥面对着家里废旧的老宅说“老家现在真不错，考虑着接下来回家修建一幢小楼。”我们念叨起自家的部分老房在某个暴风雨之夜为了村民们的安全答应村干部把危房扒拉掉了，现在再重建似乎并不容易，心里有些失落落的。回乡之路也许曲折，但我对未来充满期待。新农村建设如何实施，老村改造政策如何落实，居民是否还能回乡寻根。离开千辛万苦闯进了的都市，是否还有等你荣归故里的家乡？
爷爷的墓就安置在马蹄山脚，墓旁的香樟树愈加苍翠，当年父亲种植的板栗树年复一年的自生自落。仰眺远山，重峦叠嶂；俯守田野，十里桃花。这里是游客们还没发现的一个世外桃源。
家乡越来越美，子孙念念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