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明月
电影《黄金时代》该如何解读？
首先来看看萧红的原话吧，1936年冬天，在日本休养的萧红给恋人萧军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有这样的话：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象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于是我摸着桌布，回身摸着藤椅的边沿，而后把手举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确认定这是自己的手，而后再看到那单细的窗棂上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按电影的官方口径，所谓黄金时代是“一群精气十足的青年，一段放任自流的时光”，而电影的宣传语则是“还原了一个充满自由理想、海阔天空的时代”。可是，请注意，这是小两口的家信，不是预知千秋事的《推背图》，不是以隐喻和象征为能事的现代诗，也不是什么政治寓言、革命密语，萧红妥妥地是在说“我的黄金时代”，就不要帮她过度阐释，一顶又一顶的帽子往上扣了。其实人家萧红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何以黄金时代？因为“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倘非要再加阐释，至多的一点空间也只有彼时萧红得鲁迅提携，和萧军联袂成名，已是左翼作家群中一对闪亮的新星，才华好歹不会再遭埋没了。
只要看了电影，就知道此前萧红的生活境遇如何。《黄金时代》令人赞赏之处就在于，它基本摒除了文艺范，没有精美的服装、讲究的发型，也没有用暧昧的光线和模糊的镜头来处理场景：萧军前往萧红被困的小旅馆，金风玉露相逢的文学史传奇时刻，就那么令人错愕地展开于一个墙上沾满黄色油污、床铺都腌臜不堪的空间中。
《黄金时代》拍的是情史丰富的左翼女作家，找了文艺女神汤唯做主演，放映前的宣传又有种种噱头，并且说什么精气十足、放任自流、自由理想、海阔天空，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一种“文艺范”——一种集大成的“民国+革命+青春”的文艺范。进了放映厅，本来预想的是要看顶级文艺范到底能把人齁到什么程度，殊不料才看了一两个美美的场景，比如女神着冬季学生装，身姿修长，纯然卓立，然后与爱侣漫步北京的不知哪处湖边，我的审美瘾头还远远没过足，导演、编剧就路线陡转，接连推出天寒地冻、穷街陋巷、乱发素脸糙手等颇多镜头，以一种严肃的写实方式，宣告我预想的大错特错。
于是我这才想到电影的编剧是李樯，那个数年前编了《孔雀》和《立春》的人。在《孔雀》中，李樯将匮乏年代里人如被瓮罩着的笋一样在暗无天日中扭曲生长的状态，呈现得淋漓尽致。直到如今，每想起张静初饰演的女主人公处于怎样的荒芜境地，心中徒有美梦，却被诸般美梦摒除在外，我仍然感到心中震动。李樯似乎对于“贫贱将人灰”、对于人与物（物质资源）的纠葛这个永恒戏剧主题有一种特殊的表现能力，能令观众体味到残忍的真实、切肤的痛楚。将此种能力运用到《黄金时代》的编剧中，就有了萧红向邻桌的裱花蛋糕投去的匆匆一瞥，二萧以脸盆喝水等细节。我觉得他的水平也许超过了作家群中的大多数。
尽管中国是一个遭触底贫穷贯穿了百余年的国家，文学作品中有关饥寒交迫的描写屡见不鲜，甚至还有泛滥之嫌，然而真正善写贫穷的作家似乎并不太多。左翼作家们一提笔，再精心择取的个体也隐没在“煎熬中的众生图”这一大背景中。文学最宝贵的唤起共鸣拓展经验的一面，好像展开得十分有限，远远无法令人满意。有关饥与寒、物质上的窘迫，写得好的竟然还要远绍至鲁迅。
《伤逝》中这样写道：
⋯⋯只是吃饭却依然给我苦恼。菜冷，是无妨的，然而竟不够；有时连饭也不够，虽然我因为终日坐在家里用脑，饭量已经比先前要减少得多。这是先去喂了阿随了，有时还并那近来连自己也轻易不吃的羊肉。她说，阿随实在瘦得太可怜，房东太太还因此嗤笑我们了，她受不住这样的奚落。
⋯⋯⋯⋯
但是阿随也将留不住了。我们已经不能再希望从什么地方会有来信，子君也早没有一点食物可以引它打拱或直立起来。冬季又逼近得这么快，火炉就要成为很大的问题；它的食量，在我们其实早是一个极易觉得的很重的负担。于是连它也留不住了。
⋯⋯⋯⋯
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但是，往那里去呢？大道上，公园里，虽然没有冰冷的神情，冷风究竟也刺得人皮肤欲裂。我终于在通俗图书馆里觅得了我的天堂。
那里无须买票；阅书室里又装着两个铁火炉。纵使不过是烧着不死不活的煤的火炉，但单是看见装着它，精神上也就总觉得有些温暖。书却无可看：旧的陈腐，新的是几乎没有的。
其实，令我恍然忆起《伤逝》的，不仅仅是“黄金”剧中有关饥馑与寒冷的这些场景本身，而是一种奇特的张力，一种以琐碎的真实来洞穿宏大的幻象的过程。《伤逝》所洞穿的，是娜拉出走后女性得解放、天地任遨游的幻象，是自由恋爱后夫妇皆欢愉、白头能到老的幻象。而《黄金时代》所洞穿的，则是当前盛行于白领年轻人中的民国想象，叶公好龙式地拒斥真实的心理。如今的我们，用泛审美的眼光看待历史，以文艺范的姿态活着人生。
这也就解释了该片何以执行此种宣传策略。明明是相当抱有诚意的、企图还原历史的严肃之作，却要在前期的宣传中铺天盖地要给人造成顶级文艺范的印象。想要票房，就得迎合观众。试问，没有顶级的文艺范，如何能够吸引天底下这些从小有个音乐梦、辞职开间咖啡馆、改变世界要创业、放下一切去旅行的熙熙攘攘的文艺青年们呢？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当事人为虱子的咬噬困扰不堪，可是隔着时光的河，文艺青年们的眼中就只剩华美，以及华袍与虱子比对的戏剧性。因为不切肤，因为不痛不痒，乃有了种种误读，天花乱坠，玄之又玄。在萧红，看过《生死场》的人一定会悚然于东北农民“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胡风评），尽管萧红的笔法也免不了“受煎熬的众生相”之失，但苦难如此遍布密集于一部作品，也让人深深感觉到，她才华的本质，正在于她对人生痛苦的无比敏锐的感受力（《黄金时代》的一幕，众人赞赏萧红，说她写作依靠的是强烈的直觉）。
然而，成就她文学声誉的这一敏锐感受力或曰强烈直觉，却也正是毁坏她个人生活的源头。为什么受红色理想的感召却又没走上左翼主流的道路？因为这是一个感性浓烈而理性薄弱的人，没有能力在乱世中妥善安排生活，只要她认为做某件事有可能躲避痛苦，她都会义无所顾。抓住这一点，萧红许多令人大呼狗血深感诡异的人生选择，比如和逃婚对象汪恩甲的同居以及和端木蕻良的结合等，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同样可以得到解释的，是萧红信中的“黄金时代”四字。了解了萧红的个性，我们也就能感知，“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的境况，对于足足受了七年颠沛流离饥寒交迫之苦的她，是真的真的具有黄金的重量啊，哪怕彼时她与萧军已生嫌隙。
我相信李樯能够对萧红抱以同情的理解。若非如此，他无法做到与流行的想象和姿态逆向而行，拂去泛审美看待历史的烟雾，捏起华袍上的恶心虱子，将它隐红而饱胀的腹部展示给人看——而这就是她每分每秒都要承受的咬噬。萧红的悲剧，是在她神经敏锐，却又生在一个虱子大繁殖的时代。我的一个朋友看完《黄金时代》后说，大家怎么都活得那么low？我想，得到这样的观感，电影的目的算是部分达到了吧？
《黄金时代》没有以文艺范的浪漫来轻侮一代人的痛苦，这真令人意外而高兴。我想，文艺范的盛行也许正是文艺之殇吧，因为它缺乏真挚而灼热的贯注，说到底是文艺不足范来凑。在许多文艺青年那里，文艺被赋予了某种不切实际的想象，脱离了生命的沉痛和琐屑，成为轻盈的、透明的、与烟火俗世迥异的存在。都市小资们（包括我自己）对于历史和生活的种种幻想，仿佛是从这片土地上沧海横流的浊水中升起一股白莲花般芬芳之气，无比清新洁净，近年来已蒸腾得蔚为大观了。
混迹于众多小清新中，当我也为这样的生活陶醉之时，契诃夫在《醋栗》中的那段话就时常也如“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
每当我想起人的幸福，不知为什么思想里常常夹杂着伤感的成分，现在，面对着这个幸福的人，我的内心充满了近乎绝望的沉重感觉。夜里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他们在我弟弟卧室的隔壁房间里为我铺了床，夜里我听到，他没有睡着，常常起身走到那盘醋栗跟前拿果子吃。我心里琢磨：实际上，心满意足的幸福的人是很多的！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压抑的力量！
是的，我感到压抑。我渴望真正的文艺，那种能够为读者与历史、与小说人物建立起真正的个人化连接的文艺，那种拓展生命的广度与深度的文艺。我渴望看到年轻人醉心于真正的文艺，而不仅仅是像经营产品的“调性”一样营造文艺范。我渴望80后、90后作者们也能写出像阿城在《树王》里的那样的文字：
正说不出话，六爪忽然眯起一只眼，把小手放在我的手背上，笑着说：“叔叔，你可是让我猜你手里是哪样东西？”我一下明白我的手一直拳着，也笑着说：“你比老鼠还灵，不用猜。”说着就把手翻过来张开。六爪把肩耸起来，两只手慢慢举起来抓，忽然又把手垂下去，握住自己的脚腕，回头看一看他的母亲。队长和肖疙瘩的老婆一齐看着我手中的糖，都有些笑意，但都不说话。我说：“六爪，这是给你的。”肖疙瘩的老婆急忙对我说：“呀!你自己吃!”六爪看着我，垂下头。我把糖啪地拍在桌上，灯火跳了一跳，说：“六爪，拿去。”六爪又看看他的母亲。肖疙瘩的老婆低低地说：“拿着吧。慢慢吃。”六爪稳稳地伸出手，把糖拿起，凑近灯火翻看，闻一闻，把一颗糖攥在左手心，小心地剥另一颗糖，右手上那只异指翘着，微微有些颤。六爪将糖放进嘴里，闭紧了，呆呆地望着灯火，忽然扭脸看我，眼睛亮极了。
匮乏年代里，一颗糖就能给小孩子带来如此巨大的满足。阿城的另一篇小说《孩子王》中，多认识一个字，拥有一本《新华字典》，竟然也是人生的一大慰藉。和鲁迅一样，阿城的文字也有洞穿幻象的力量，而他所洞穿的，是当代主流作家们合力塑造的“人间地狱”这一幻象。刻意的美化和刻意的丑化说到底其实都是在逃避真实。遥远的异域发生再怎样光怪陆离的事情也不能引起人们太大的惊异与震动，当代作家们就是以他们夸张荒诞的笔法，将历史推远，再推远。
从匮乏的年代里行走过来，我相信80后、90后的一代人即便未曾亲历，但也都至少亲睹过被诸般美梦摒弃在外，无数可能性遭斩断的人生。我也相信尽管如今一切已经从无到有，由少而多，但匮乏远还没有杜绝。我们的时代里虱子家族虽然式微，但仍有余威，稍有不慎还可复兴。我还相信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然也每天感受到两三只、五六只虱子的咬噬。只是，文艺范的风气渐盛，谈论沉重的肉身变得不合时宜，潇洒的人儿们只在私底下悄然捉虱，明面上，万物皆备于我，一切光鲜亮丽，一切歌舞升平，全然是个“黄金世界”的模样。
鲁迅在《影的告别》里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这个“将来的黄金世界”，已经来临了吗？
如导演许鞍华所言，电影呈现的确实是“一代文人众生相”，但文人们衣衫寒碜、饥肠辘辘，而他们置身的空间，是脏乱差的旅馆、无暖气的房间、人群如蝼蚁般聚集逃难的码头、敌机日夜轰炸下的街道⋯⋯萧红远渡日本才能享有的“黄金时代”，远不能以这些要素来定义。黄金时代的幻象，出于一个俨然的黄金世界，在这里，我们以文艺范的态度一以贯之地对待过往的历史和当下的现实，失之毫厘，而后谬以千里。
编剧李樯从萧红的信中拈出这四个字来用作片名，或许——是一剂微妙的反讽，一种独辟蹊径的表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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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伤逝》
阿城：《树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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