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讲，从来没想过会与文学结缘，知道“杨绛”这个名字也是因为当时好奇，为什么一个女作家却偏偏被称为先生呢？那她的成就一定非常令人称颂吧！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对杨先生才有了些许了解，也是因为了解杨先生的一些生平事迹，才对文学产生了莫名的兴趣，并且对看似离我遥不可及的文学之路开始翘首企盼。
钱钟书与杨绛相见，一句话“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从此世间便多了一对神仙眷侣。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对婚姻的比喻这样说道：“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然而，此二人的爱情却并非如围城中的那般。从小就酷爱文学的杨绛，为了钱钟书可以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随夫赴英留学，而且甘愿做钱先生的后盾而无怨无悔。她不仅在生活上独当一面，还认真地为钱先生的作品提出修改意见，特别是在钱先生写长篇小说《围城》的创作期间，杨先生更是鼎力相助。
生活本就是五味杂陈，世上没有不吵架的夫妻，他们也自然逃不出生活的怪圈。有一次他们因为一个法文“bon”的读音发生了争吵，杨绛称钱钟书的读音是乡村口音，而钱钟书又觉得杨绛读得不对，俩人谁也不服谁，最后唇枪舌战吵了半天也没结果，还是杨绛找了个法国老太太评断，老太仔细听了俩人的发音后，认定杨绛是对的。
事后两人都觉得当时说了很多过激的话，也都很伤心。于是，两人商量对日后出现分歧的情况时，可采取各持己见的对策，允许有第二种答案的存在。这是多么明智的选择啊，如果一味妥协便会助长对方势头，而一味坚持又会两败俱伤。他们却做出了第三种选择，吸取经验，总结对策，以绝后患，夫妻之道也不过如此吧。
杨绛也并未因支持钱钟书而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学之路。令我十分震撼的是，她花了整整22年时间，从西班牙原文翻译出了《唐吉柯德》的中文版。而且，当时她已经40多岁，虽有英、法文基础，但并不会西班牙文。因为接受了翻译的任务，她先是查找了好几种英、法、德文的翻译版本，比对后发现有些地方差距很大。于是为了保证忠诚，她决定自学西班牙文，而且边学边译，后来由她翻译的《唐吉柯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
当然，杨先生还翻译了很多其他外国文学作品，不然也不会被称为文学翻译家以及外国文学研究家。除了翻译，她一生都在不断地读书和写作，她坚信“背生字，做习题，一天不得间断，因为学习语言，不进则退。”而她的文学作品亦不在少数。
后来，在先后送走了女儿和钱先生后，她并没有因此而被岁月吞噬。虽然悲伤地写下“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但又决定“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然后开始了她的“我一个人，怀念我们仨。”的历程，在93岁高龄时完成了《我们仨》的出版。
在钱先生的眼里，杨先生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而对于我们来讲又何止如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