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母有一把旧尺子，12寸长的竹片，也不知用了多少年了，通体油光水滑。尺子，在祖母和姑姑们手中，当然是量体裁衣用，一旦到了我小叔叔手里……功能立刻改变，成为我的戒尺。
小叔叔是父亲的幼弟，我出生时，他还不到二十岁。在他们兄妹五个人当中，小叔长得最像祖父：阔额方颔，浓眉大眼，嗓音宏亮。但和祖父的慈和温厚恰恰相反，与父亲的儒雅和二叔的含蓄也大相径庭，我小叔叔脾气耿直暴躁，急了眼睛一瞪，一声断喝，我家破旧的小木楼立时就摇晃起来。我从小很怕他，印象中他平日也很少和我“说话”，凡开口都是连带著好几个惊叹号，每个字都是重音的那种句子，居高临下：“作业写完了没有？！”“一支铅笔怎么用了两天就没了？！”“成绩单拿来我看！”“怎麽这麽晚了还不睡觉？！”……诸如此类。
要是我干了什麽坏事，情况就更糟糕了。
某天我放了学，背著祖父祖母打开了樟木柜子右上方的那个小抽屉。这个樟木柜子，和我的肩膀齐高，是家里除了书桌之外，几乎唯一的像样家具。这是小抽屉，是小叔专用的，放满他的各种杂物，还有，零钱。我拿了一个两分钱硬币，出去买根冰棍，爽歪歪吃了，吃完继续玩，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可小叔一下班回来就发现了。走到巷口厉声叫著我的名字，命令我：“马上回家！”
回到家，小叔二话不说，直接抄起这把尺子就打，然后再罚跪。直到奶奶帮我求情，才可以起来吃晚饭。那时觉得“暴君”这种词简直就是为我小叔量身发明的。我从小任性顽劣，讨打的行为也多。比如放学不回家，考试不及格，上课开小差；比如吃饭挑肥拣瘦，做事拖拉懒散，对大人交代的任务心不在焉……几乎没有一天是循规蹈矩的吧，所以每到小叔下班回家的时间就心惊肉跳，唯恐又有什么劣迹被他发现，又吃不了兜著走。
如今的人都说教育小孩子不能体罚，尤其到美国以后，据说打孩子还“犯法”。其实长辈们棍棒底下的教导是鲜明泼辣的礼，受教的子弟们长大起来才懂得这清平人世中为人处事的真刀真枪。我自忖并没有被叔叔手中的尺子丈量出什么“心理缺陷”，更没有从此记恨他的严厉，所以对打孩子“犯法”一说很不以为然。后来到了“教育心理学”课堂上，直接质问过讲台上的老教授，难道生在美国的孩子就不犯错？犯了错怎么就不能打？
满头银发的老教授回答：“美国法律规定的是不许‘虐待’，并非不许‘杖责’，二者之间有严格的概念差别。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统计证明，从小被杖责管教的孩子，成年以后对大家庭的归属感和责任心更为强烈。”
这才合理嘛！接着教授详细解说什么年龄段可以打，什么情况下应该打、怎么打，把“打孩子”这件事情从理论到实践，阐发了一个滴水不漏。而他所谓“对大家庭的归属感和责任心”，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孝顺”，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现代教育研究的统计数据，直接证明了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古有明训。适用于教养所有的孩儿，无论他们在哪里出生。如此看来，我那一天到晚说自己没读过几天书的小叔叔，当年真可算得无师自通。我跟在祖父母身边生活十三年，十三年漫长的日升月落的光阴里，是他管束我，教导我，没有他当日的规矩，绝对成不了我今日的方圆。
我记忆里只有一次，小叔下班时看见我在巷口疯玩儿，没有像往常一样大声命令我回家。因为他已经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那天，他是由一个工友送回来的。小叔在工厂开车床出了意外，被轧断了一根手指。伤口在工厂医务室简单地包扎过，白色的绷带被鲜血染得通红，他身上的衣服也沾满斑斑血迹。那个工友一手搀著小叔，另一手上豁然捧著那半截断指，小叔脸色铁青，紧紧咬著牙一声不吭，他们竟然是这样一路从工厂走回来的！
我看着这一幕，吓得呆立在当场，脑子里什么想法也没有，连害怕都没有，彻底一片空白。
所幸断指接上了，后来也恢复得很好。小叔伤好后又回到原来的岗位，直到文革结束，他也已经成了家，并且有了小堂妹，才离开那家工厂，去了市中心一家大涉外酒店担任餐饮部主任。从此，我小叔俨然成为酒店业、餐饮业的质量检验专家。酒店曾经派小叔到五台山上专门学过素菜烹调，据说真学出了一手好功夫。可惜我一直没机会亲眼见到，只记得小叔的刀功了得，削一个苹果可以让苹果皮完整不断。从他手中接过削过的苹果，轻轻一抖，螺旋状的一圈儿果皮才香香地掉下来。
我上高二那年暑假，祖父病危，我返回桂林，陪侍在侧。高二的暑期，是要快马加鞭补课备考的，假期特别短。到该回学校去上课的日子，我看着已经消瘦的脱了形，却极力忍着肝腹水的巨大痛楚，不肯皱一下眉头的祖父，说，我不要补课，我不要这个时候离开他。可祖父不许我留下。你看你小叔，祖父说，他现在没多高的文凭，是受了家庭背景的牵连无法升学，他少年时代也是很聪明很用功，很会念书的。念书，才是最重要的事，祖父说，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要继续念书。
等我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祖父已经看不到了。小叔送我去学校去，行李里，带着我祖父用外汇券给我买的，一个小小的漂亮的搪瓷脸盆。他陪我注了册，到学生宿舍里帮我挂好蚊帐，又拿起被套，一股脑儿将棉胎从开口处都塞进去。然后隔著被套抓住棉胎的一角，叫我照样抓住同一边的另一角，和他一起把被子提高了，拉开来，用力抖几下，被子就套好了。
我上了大学便算是大人了。小叔叔每次到学校去看我，会给我留下一点钱，交待我好好读书，三言两语，说完就走。他对我的态度一如既往地严厉，我也仍然不懂事，久不久要出一点状况，久不久要任性妄为一次。竹板夹肉虽然没有了，狗血喷头是免不了的。
上大三那年，某天早上一觉醒来，突然两个眼睛完全看不见了。学校派了车，由一位老师和同学一起，送我去医院。路上无巧无不巧，迎头碰见骑自行车去上班的小叔。他陪着我到了医院，进行初步检查，张罗办手续，缴费住院，从头到尾，只听见他反反复复嘟囔：“怎麽会这样？怎麽会这样？”
次日，小姑姑到医院来看我，说小叔为了我的病急得吃不下饭，又怕被奶奶看出破绽问起，独自端著饭碗蹲在门口掉眼泪。我听了心酸得厉害。我知道我小叔的性子有多么刚硬坚强，我亲眼见过他连断指之痛都可以咬牙挺住，如今……只不过是因为心疼我。
小叔就是这样深藏不露，他甚至不屑于拖泥带水的儿女情长。每当我遇到困难或麻烦，他总是雪中送炭的第一个人；一旦问题解决，他却不肯锦上添花。事实上，我那次在医院一住二十多天，病房每天来探视的亲友络绎不绝，而小叔再没出现过。到我大学毕业，旋即结婚、出国，一路各项手续繁琐得一塌糊涂，自己心裡也一路彷徨犹豫，还是他，一步一步陪着我走了下来。
我没有一个正式的婚礼，拿到护照的当天，小叔带我上街，给我买了一块最新款的“上海”牌手表。这块当时不折不扣的国内名表，被我珍而重之地保存至今，上紧发条，滴滴答答地依然分秒不差。那年的春节，我初六启程，要坐火车去上海，再从上海出境。火车站台上送行的亲戚和同学黑压压站了一地，总有二、三十口人，而我小叔，不在其间。
我这一走，从此背井离乡。小叔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他说他没文化，不会写信。我也实在无法想象我小叔叔那个人坐在灯下，斯斯文文、絮絮叨叨给我写信的情景。同时我也知道他很忙。自从祖父过世，我们家老老少少，上下三代人，全靠他当家主事，哪一天没有一箩筐琐事？我也知道他对我的关心和牵挂，并不比任何一个其他的亲人少。逢年过节给他打电话，他只要问清楚我还好，没有生病，再答一句家里各人都好，不必惦记，就著急挂断，说电话费太贵。某次我告诉他，越洋电话费着实便宜下来了，多说几句没关系的，他便在那头斥责我：“便宜也还不是要花钱！有事就说事，没事花这冤枉钱做什麽！”
渐渐地，我在番邦的生活和工作都趋于安稳，渐渐地，小叔对我也真正放心，真正放手。终于有一天，我回去探亲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小叔的脾气变得比记忆中的平和得多，他和我说话基本上全是带句号的口吻，不再是捎带惊叹号的一连串重音字了。
再后来，某天和小姑姑通电话，她突然问我，知不知道有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我说知道啊，那首歌有一阵子相当流行。姑姑说，小叔曾经想把这首歌翻录下来寄给我，可是又担心给我听了难过，说了几次，最后还是作罢了。
“常回家看看”，挂上电话，我到网上搜出这首歌。
我知道我小叔很喜欢音乐。当年那一部只有一句台词，靠独唱、对唱、重唱、合唱完成整个影片剧情的电影《阿诗玛》重新公演，我曾看见他一字一句抄下过全部歌词，尽管那温柔抒情的旋律和他鲁莽的粗线条似乎毫不搭调。如同此刻这首歌里，那种反反复复，近于唠叨的叮咛，根本不是我所习惯的，我小叔的话语方式：“找点时间，找点空闲，领著孩子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质朴平和的语言，流畅舒展的调子，是我小叔从来不曾直接表露过，今后恐怕也永远不会直接对我表露出来的温情。让我突然间很想告诉他，到现在，我每年每次套被子还是照著他当初教我的葫芦画瓢，只不过，和我一起抓住背角用力抖的人，换成了我的女儿。
“兄弟之子，犹子也”，出于《礼记》。白话的解释通常是：兄弟的孩子，称为犹子，因此后人文章里多用“犹子”或“犹女”指代侄儿侄女。可我总觉得这句话更应该是“兄弟的孩子，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意思。
中国人传统的伦常，无非是天性。别人家的叔侄之间，是否能够亲密如父子父女，我不得而知，只是我家小叔叔之待我，的确只有“视如己出”四个字而已。
本文由“文字之光”荐文官瑾字翁白居难推荐
本文由“文字之光社区”助力。
【文字之光】是已立项注册，自2020年元旦始启用。
【文字之光】是由文字之光社区居民秉持 “为好文找读者、为读者找好文”的价值理念而设立的专题，专题目前不接受投稿。
广大优秀作者可以投稿到它的优选专题【金色梧桐】中，编委会从中选出优质文收录到【文字之光】，并从中精选出最优质文加以推广。
我们期待你的优雅亮相！你若能甩出掷地有声、灵动有趣的文字，我们定会用足够的真诚与你的文字共舞，让优质的文字发出耀眼的光芒。
见证优秀 共同成长
找到我们有两种方式：
01 在微信群中搜索文字之光
02 发私信给文字之光主编韩涵微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