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5-12-1
页数: 320
丛书: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https://book.douban.com/series/20852)
ISBN: 9787301266120](https://img1.doubanio.com/lpic/s28620459.jpg)
前言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北宋晚期哲宗、徽宗朝的政治史。该领域，已有的研究重点是相当明显的：政治制度、党争及其反复、腐败与亡国三个主题。从大的面貌上来说，多年前寺地遵之处的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偏颇和断裂，至今还依稀可见。在笔者看来，除了政治制度，其他两个主题主要围绕权力斗争、利益攫取而展开。其最大的偏狭，乃是讲“政治史”简化为权力斗争史或利益争夺史。
哲宗、徽宗两朝政治史由元祐（１０８５—１０９４）高氏垂帘、绍符（１０９４哲宗亲政、徽宗统治（１１００－１１２５）三个时期构成。
本书第一、第二章主要涉及高氏垂帘时期。第一章“元祐政治路线的确立”从政策选择、理论主张、垂帘体制三个层次分疏了所谓元祐政治路线的内涵，也是元祐政治的起点。本章首先分析了神宗去世后不同人的立场，指出了为什么全面罢废熙丰新法在当时是“少数派”的主张，却成为朝廷的选择。其次，本章详细剖析了司马光的政治设想，以说明元祐之政在“破”熙丰之政外，还有“立”的一面，有自己的蓝图。最后，本章分析了熙宁、元丰、元祐三个时期中枢体制的变动，特别强调了元祐“垂帘体制”下差等有序的权力格局对于“元祐更化”的重要意义。
第二章“元祐政治的展开与危机”，主要分析元祐政治路线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危机及其实质。首先探讨了为什么元祐前期“党争”层出不穷，即诸多元祐朋党主要不意味着实际的政治集团，而是多存在于议论之中，是某些政治观念、政治诉求之反映。其次，本章解释了为什么经历了元祐八年之后，“绍述”得以迅速实施。原因就在于元祐政治路线在后期逐渐显露的危机：力主有为、反对权宜的主流政治文化暗潮涌动，而作为非常之制的“垂帘体制则日益面临崩解的危险。
第三章“哲宗亲政与政治文化的嬗变”，从君主与士大夫两个角度探讨哲宗亲政时期北宋政治文化的质变—士大夫政治的失败。首先，从君主的角度，北宋中后期的“致君尧舜”本质上强调君主作为一个政治、道德、秩序符号的非人格化，但随着晢宗的成年、亲政，形势剧变，这一理想宣告失败。其次，从士大夫的角度，本章从哲宗亲政后对士大夫的“文字”审查为切入点，分析了“一道德、同风俗”这一理想在政治实践中的异化
第四、五、六章都涉及徽宗朝政治史，基本的关切是：徽宗究竟如何超越父兄之治？本书从统治的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回答了这一问题。
第四章“徽宗朝的权力结构”，从权力实际操控与象征两个层次探讨了徽宗朝的君主角色。就实际操控层面而言，徽宗朝通过长期的实践，找到了一种妥善使用并控制蔡京的方式—公相制度。从象征的层面而言，本章重新探讨了徽宗朝的御笔、御笔手诏，认为御笔、御笔手诏的关键变化在于呈现的方式，而非流程—以内批、手诏这两种王朝政治中常见的文书为介质，在既有运行程序的基础上，突出政令颁行中“御笔”的存在，从而展现徽宗君临天下的政治姿态，塑造君主自身与整个王朝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
第五章“徽宗朝的‘应奉”。一是讨论了徽宗朝所谓“应奉御前”的缘起与实质，即主要是应付东京城庞大的土木工程与礼乐制作，而非应徽宗个人私奉；也分析了常被视为徽宗享乐借口的“丰亨豫大”这一政治口号的意义，即宣扬由理想的君主、大臣、统治成效所构成的“圣治”。二是探讨了“应奉”财政体系逐渐独立的过程，即它如何与当时的“经制东南”一起成为一种新的财赋征调方式，也为南宋重建提供了重要财政基础。
第六章“道教、礼乐、祥瑞与徽宗朝的政治文化”，分析了徽宗朝对自身的历史定位。一是分析了“道家者流”，即方士、道士在徽宗朝政治中为何兴盛——既有宫廷政治的需要，更是营造“圣君”的需要。在君主的形象、自我定位上，徽宗通过宗教手段超越了神宗、哲宗，达到了“神性君主”的全新境地。二是探讨了徽宗朝创造性的祥瑞体系，即其日常性与当代性，从而展现营造王朝的“圣治”。本章也可视为对北宋晚期政治文化演变的一个回答：儒学复兴运动所追求的三代之治—一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最终异化为政治形象工程。
最后的“全书结语”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北宋后期政治演变的总观察，二是从技术与观念两个层次对帝制政治中“君主权力”的再认识。
第一章 元佑政治路线的确立
第一节 从元丰到元佑
随着新法的施行，新旧两党的态度有缓和、合拢的可能。但最终内部的分裂无法弥合，司马光-高氏这一权力核心有其特殊性。
一、熙丰臣僚
新法的支持者看到了调整的必要。章惇、蔡确、黄履
二、异议之人
司马光作为死硬的反对派，主张全盘推翻新法。其余人大多持相对温和的态度。吕公著、范纯仁、苏轼等。反对者态度的改变，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实际参与了新法的推行。他们作为行政官员，不能完全抵制新法，在推行中看到了其合理性。（新法反对者的墓志铭中赞赏他们平心对待新法）。而司马光在洛阳修《资治通鉴》，很少接触实际的行政事务。
三、高氏的立场
反对新法的名单，范缜、司马光、范纯仁、吕公著、吕大防、韩维等人与反对英宗称濮王为皇考者高度重合。高氏垂帘依靠的是丈夫英宗时期的元老重臣，与他们更有渊源。高氏的选择不是政策，而是人。因此高氏与司马光虽然同属一类，但后者基于理论高度，而前者出于现实考虑——因而随着现实而变化立场。
四、本节结语
无论正方或反方，态度都开始缓和。但是政治轴心人物高氏、司马光恰恰是少数派。因此，神宗死后政策变动是必然的，
第二节 司马光的政治主张
陈克明《司马光学述》：1）君主具备仁明武三德；2）善于用人，信赏必罚；3）提纲挈领，上下相维护。
包弼德：完善政治的组织结构和运作，君主占据核心位置。
一、君主作为政治秩序的核心和变革的起点
司马光出生于真宗天禧三年，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则是仁宗最后一个年号嘉佑年间。
这一阶段司马光最强调君主。政治秩序起源于“圣人”。王朝兴替的原因一在嗣君，二在法度。但司马光倾向性明显：君主的选择是王朝成败的关键。政治秩序的维持就在于继承人君主之素质。
《保业》《惜时》中司马光肯定宋代已经达到极高的历史成就，同时也指出成就本身就是危险所在。宋代因为隆盛，所以需要保持，所以需要有为。巨室的主人是王朝的继体之君，决定了王朝的走向和命运。仁宗后期，司马光主张的重点一在君主，二在有为。一切改作都应该从仁宗开始，而不是从具体的变法开始。
二、英宗朝的老、新问题
英宗“谨于细物，忽于大体”。司马光一再重申“人君之职”，认为英宗看起来有为，但是不但没有解决仁宗以来的旧问题，还导致了新问题。他一再要求英宗延访群臣走上有为之路而不是其他更为具体的政治主张，后者太容易走偏。
司马光在英宗朝运到了新的问题，君主不符合期待的“有为”。
三、神宗朝的难题与应对：政体与得人
司马光在仁宗时之处，真正的变革不在于创法立制，而是君主之振作有为；英宗时有强调人君之职有三（授官、赏功、罚罪）；神宗时，沿着这一脉络，重点在于“治事有要”。
“为政有体”，以《体要疏》为标志，司马光的政治主张开始更多地强调政治体作为一个系统的特点。如何维护政体，则强调“得人”。
元丰年间的司马光肯定觉得自己陷入了死胡同。当年他向仁宗、英宗进人君之道、德、才、职的时候，希望的无疑是一个宋神宗式的君主。但是，神宗的有为却完全不符合他对于“有为”的期待，从出发点和施行方式上都是他所不能认同的。作为一种应对，熙宁以后的司马光将自己政治主张的重点放在了政治运行的整体性上。可是，最令他难以接受或者绝望的是，他的这种主张在神宗统治时期几乎无法实现，因为神宗之意不可改变，期待他“奋乾刚之断，悔既往之失”是没有结果的
如果这就是司马光政治设想之终点的话，无疑有致命的缺陷：既不具备太多的创造性，也没能解决现实问题。
四、元佑更化与司马光的设计
司马光形成的认识主要有两点。第一，君主是政治秩序的重中之重；第二，政治体是一个等级、权责分明的有机体系，任何一个部分，包括君主在内，都有自己特定的指责，不能越俎代庖。
但是，维系这两点很困难。君主有为，必须决断；只要决断，必然有选择；只要选择，就有可能是错误的。司马光必须面对1）如何保证君主在修养上不断接近完美，2）什么样的政治举措可以使得君主不总是固执己见，特别是己见错误的时候。
对司马光而言，元佑时代提供了一个从头开始培养君主的机会。而对于第二个问题，他认为需要不同意见汇聚一堂，才能避免极端。要是君主不为某一种意见左右，就要保证其收到的意见总是多元的。
提倡多元意见和强调官僚选任，构成其元佑施政的两大支柱。
五、本节结语
孤立地看司马光的任何一项政治主张，根本不会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引人之处在于，司马光不断地思考着解决政治难题的方法—即使他武器库里的选择总是那么有限。到了晚年，他坚信找到了将政治秩序永恒地维持下去的武器组合；他相信自己经历、考虑了破坏政治秩序的主要危险，并找到了解决方案。司马光是历史学家，心目中最主要的政治问题是王朝的兴衰起落，所以他的最高目标就是如何能够避免本朝的衰落，这是他一生所致力于解答的问题，而他在晚年所得到的答案是：一个理想的君主可以保证政治正确，一个多元意见并存的政治局面可以保证君主不选择歧路，德行为先的选才策略可以保证多元意见不伤害政治秩序的稳定。这一组合，就是司马光的建设性所在。
理解了这一“建设性”，司马光对新法的“破”就更容易理解了：罢废新法就是为了恢复一个有效的政治体；进而通过当下的努力，该政治体中的君主是理想的，各级臣僚也选择合理，上下各位置的人都发挥作用——这就是个“虽亘千万年无颓坏”的“巨室”。正是这种理念，使司马光坚信全面、快速罢废新法是必须，且其副作用都是可以忽略的，有人提醒他更张熙丰法度可能会有后患，司马光的回答是：“天若祚宋，必无此事。”
第三节 垂帘体制的确立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去世后，继承皇帝权力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幼主哲宗赵煦以及权同处分军国事的太皇太后高氏。在司马光的建议与敦促之下，高氏要“以母改子”，罢废新法。但是，高氏的这一选择其实面临不小的困难。首先，垂帘格局之下虽然“母权”凸显，但实际上的王朝首脑仍是年幼的君主。其次，本章第一节已指出，高氏、司马光二人在反新法者中实是“少数派”。由于这些因素，所谓的“以母改子”，不是高氏高拱无为就可以做到的，一个有效的“垂帘体制”对于高氏一司马光这一组合贯彻自身意志而言至关重要。
这种垂帘体制，不仅仅是女主代行君权，而是王朝的整个中枢结构都随之调整。
一、从熙宁到元丰的中枢
熙宁变法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带来的客观结果是宰相机构事权的扩大，而元丰改制则是为了解析过于集中的宰相事权。
改制之初，“官制所虽仿旧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设官之意，乃厘中书门下为三，各得取旨出命，既纷然无统纪”，至六月，神宗下诏：“自今事不以大小，并中书省取旨，门下省覆奏，尚书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带‘三省字行出。”这样的话，元丰三省制的形成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厘中书门下为三，各得取旨出命”，时间从改制初（四月末五月初）到六月；第二个阶段就是六月以后，形成了中书省取旨、门下省覆奏、尚书省施行的格局，也就是人所熟悉的元丰三省制。
这实际是两种不同的权力分割方式。前者按“大事出门下，其次出中书，又其次出尚书”，纷然无序，达不到有效制衡。后者由中书(次相)取旨，门下（首相）复核。
由此当然带来了效率底下。但是神宗乾纲独断，部分抵消了这一点。
这也是高氏-司马光继承的中枢体制。首先强调执宰之间的权力分割与制衡；其次，效率低下，政务处理过程迂回迟缓；最后，君主角色突出，宰相弱势。这其中任何一个都不适应新的形势。
二、元佑三省：同取旨、聚议与“三省事通一处”
首先的问题是，元丰三省的严格分工与神宗的乾纲独断、事皆自做分不开，又有效率低下的弊端，因此，随着哲宗的登基、高氏的垂帘，这一状况必得到改变。而三省要整合起来，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共同参与御前会会说即“同取旨”；二是三省共同商议政务，即所谓“都堂聚议”；三是三省融为体类似元丰改制前的中书门下，时人谓之“三省事通为一处”。
前两者已经实现，但是第三条虽然是众多执宰的目标，但并未达到。它实际通过“平章军国事”的方式实现了。
三、平章军国重事、平章军国事
宰相之上又有一重臣为首相，统领普通执宰，这种情况下“三省事通为一处”没有那么重要。
四、垂帘仪制与垂帘体制
双日延和视事，整个中枢体制进行调整——三省同进呈、共聚议、宰相之上设“贵官”，在最高层政治体制中形成了有差等、有序列的权力格局。
五、本节结语
综合本章三节的内容，可以对“元祐政治路线”作出较为明确的说明。它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政策层面的，即反对、全面罢废熙丰之政；其次是构想层面的，主要是司马光的设想；最后是体制层面的，即元祐垂帘体制。这路线有其特点。首先，该组合的三个层次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各有自己的独立性，面临不同的挑战，有不同的弹性和变化步骤。其次，元祐政治路线本身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结合：一个权宜的政治体制，保证了高氏、司马光这种“少数派”的构想，故这种结合肯定是不稳固的，当垂帘这一非常之制走向危机的时候，非主流的政治设计也在被逐渐侵蚀。
第二章 元佑政治的展开与危机
元佑路线在展开中遇到了种种危机。司马光逝世后，其构想的政治蓝图在纷争中走向内部分裂；随着哲宗成年，如何平稳过渡而又保持元佑方针；罢废熙丰之政也遭遇了反弹。最终颠覆了最初的设计。这并非是新旧党争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而是权力、体制和文化合力的结果。
第一节 元佑诸“党争”的再剖析
这里的党争不是真正的利益集团，而只是存在于议论之间
一、苏轼和程颐
二人被攻击，不是因为“蜀党”和“洛党”，而是他们不能安静。苏轼（文宗）才学性格颇像王安石，“德业器识”不足而“学问文章”自负。接受其担任翰林学士、六部尚书等日后极可能成为执政的官职，具有隐患。这是当时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思。让王安石、苏轼这样在士人中有高度的号召力、学术上有强烈吸引力、性格鲜明的人物介入高层政治，极可能无安静理政。而程颐（儒宗）则游说乱政、高自标榜、主张不合时宜。
二、言事官之党、韩维之党
高氏担心朱光庭、傅尧俞、王岩叟等言事官结党，而进行了大调整。调整后诸人背景多元。由此可见，高氏的“核心”关切实际上是自身权威。原来的台谏在罢废新法中发挥了作用，但是高氏更担心其结党，因此不惜罢免多位在排击熙丰臣僚中出力的言官。
元佑二年，突然罢韩维，更凸显了高氏对自身权威的焦虑。神宗刚去世之时，高氏“手诏劳问”韩维，但元佑二年大局已定，因此韩式之党的问题就浮出水面。
而这两党实际上都不是士论认可的党朋，主要存在于高氏心中。
三、车盖亭诗案
蔡确的诗歌被认为是讥讽垂帘听政的高氏，因而被贬死新州。既有研究一般有新旧党争和“策立”引发的高氏忧虑等思路。作者认为还应该考虑元佑政坛在解决政治分歧上的激进思路。执政中范纯仁、王存为一方，刘挚、吕大防为一方，后者对立场要求更为严格。此案最终也以前者被罢免，权力完全过渡到激进、新锐之人的手中为结果。
此案波及的不是新党，而是温和派。在高氏看来，这些人在维护其权威上不够坚决；在激进派看来，这批人对异见的容忍甚至吸收，是对元佑政治路线的大威胁。
四、本节结语
综合元佑前期这几次政治风波，不同的政治诉求推动了“党名”的出现，而不是实际的政治集团的崛起。作者认为，研究北宋中期以后的政治，“名”有时比“实”更为重要，价值观、权威比现实利益是更贴切的入手点。
第二节 绍述前夜
在元佑整整八年之后，为何哲宗一亲政，政治路线迅速转向“绍述”？这一突然性说明，其酝酿和准备在亲政前就已开始。
元佑四年夏的车盖亭诗案再一次强力确定了元佑政治路线的不可动摇。而元佑五年，“宰相吕大防、中书侍郎刘挚建言，欲应用元丰党人，以平旧怨，谓之‘调停’”。这一事件的出现和失败，意味着元佑党争的激烈和进一步深化。
这里“欲引用其党”，实际上指邓温伯的任用问题。在朝士大夫担心这一任命会作为政治风向标，反应了弥漫在士大夫间的对元佑政治路线的一种疑虑：经历了元佑初年、元佑四年夏较为严格的政策变革、政治排挤后，政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是否需要弥合？在执政群体内部，对于是否坚持元佑政治路线是有分歧的。即使经过多次整顿，朝廷从上到下对于未来的政治路线仍有不确定感。
一、宰执的态度
傅尧俞、吕大防希望调停，刘挚反对，其余几人则态度暧昧。
二、高氏的部署
高氏希望将邓温伯留在京师，主动引进一个处于新旧之间的“随龙人”缓和矛盾。但是这些安排又不能威胁当前的政治路线，反对的意见不得不听。
三、何人首倡绍述
杨畏、来之邵等元佑言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具有观望、反复的政治性格。而苏辙当时的推荐脱不了干系。
四、主流政治文化
这些言官，和新法关系密切，但是又保持距离，因此在元佑时期能被选为台谏。但他们正是熙丰新法所塑造的一代官僚群体。元佑政治背离了他们的政治理想。而高氏和司马光虽然作为少数派暂时稳固了权力，认同新法的思潮依然在涌动，朝中的政治气候也慢慢发生变化。
五、本节结语
高层的调停希望平稳继续元佑之政，中下层的一轮则是长久积累的政治文化，源于北宋中期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由此推动了仁宗朝以来的变法呼声，以及神宗十余年的变法实践。先王之政、大有为之政，成为笼罩北宋晚期政治实践的强势主流观念。垂帘体制下，这种观念被压制，但是元佑四五年间，垂帘体制有明显的松动迹象，潜流开始涌动。最终，哲宗亲政后垂帘体制完全崩解。
元祐时期层出不穷的“朋党”是某些政治诉求（价值观、权威）所导致的“党名”，而非实际的政治集团。正因为这些诉求的多样性，政治分裂显得细碎而没有严整的阵线，也更难化解，这极大地冲击了司马光生前的构想，实际上也部分冲击了元祐政治路线的政策层面。
元祐“更化”政策的背后，是非常的垂帘体制和过于现实主义的施政精神。也就是说，“更化”政策所依托的政治结构是临时之制，所提倡的政治文化则是非主流的。这种结合，注定了其不稳定性。元祐后期的有限调整，既没有回归帝制政治结构的常态，也无法容纳主流政治文化，因而迅速被扫荡。
第三章 哲宗亲政与政治文化的嬗变
绍圣时期的主要工作是恢复熙丰新法。元符时期的主要工作则是开边，并达成了对西夏的决定性优势，经营河湟也有突破进展。这是绍符时期最大的政治成就。但士大夫政治在哲宗亲政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失败。
第一节 哲宗赵煦的经历及其意义
哲宗一生虽然短暂，但有关学业、生活、婚姻、疾病、与臣僚交流的细节，完整地展现了北宋后期士大夫试图塑造、规范其君主的努力。
一、圣学： 经筵之外
经筵是培育皇帝的主要阵地，内容分讲经和读史，占一年中的小部分。在经筵之外的时间中，士大夫也呈进不少配合经筵的经史材料。
性理之学对于理想人格的探讨，则给哲宗的培育事业注入了新的特点。让哲宗在日常生活中涵养道德、体味事理成了成就“君德”的另一种重点。例如，哲宗讲读之所要挂着各种教育插画；习字内容限定为经史(尽管小皇帝更喜欢写唐诗)；日常中以挽词表达孝思、避让虫蚁之事，都被关注、放大、拔高。士大夫力图将自己的触角深入到哲宗生活的各个角落，也向高氏施压，共同约束哲宗。
小皇帝也学会了如何应对这种压力，能假装做出符合士大夫期待的回应。
二、皇后：从孟氏到刘氏
元佑对“门户”的看重，是基于从门户所见的家风，知女子贤与不贤。在士大夫看来，哲宗的婚姻是天地、祖宗、孝道、风化及永恒秩序的组成部分，是士大夫构建整个天下秩序的关键之一。
对于元佑士大夫选择孟氏，哲宗一方面抗拒这种上纲上线的意图，一方面也忌惮其压力。因此他经营、等待多年，直到熙丰臣僚恢复，才开始废孟氏。
三、疾病、子嗣与臣僚
哲宗去世前的大半年中，健康日益恶化，又有得子、立后之喜，还经历了子女相继夭折的惨剧。《曾公遗录》对哲宗与熙丰旧臣交流的细节有所记载，体现了与元佑时期完全不同的君主形象。
哲宗常常和宰执们交流病情，元佑时期他曾身患“疮疹”，宰相数日不知，程颐最关心的却是太皇太后当不当独自临朝。
元符二年八月八日皇子出生，赵煦十分高兴。九月八皇子满月，册立刘氏为后，西夏、青唐战事也有进展，哲宗健康也有好转迹象。然而，九月末至润九月初，情况突变。润九月十五日，皇子发惊，二十六日，有所好转，然而当天傍晚，皇子已薨。二十八日，哲宗三岁的女儿懿宁公主暴病而亡。经历这些巨变的赵煦，也重病。元符三年正月十六凌晨，哲宗病逝，年仅25岁。
这段时间里，赵煦常常向宰执谈及自己的病情，但是并不向两宫太后吐露。曾布笔下的赵煦还是一个充满幽默感的皇上。哲宗在自己选择的一群士大夫群体面前，展现了颇为触动人心的另一侧面。
四、本节结语
士大夫政治在北宋晚期经历了什么命运？
首先，赵煦的经历说明，北宋晚期的士大夫政治对君主角色、形象提出了新要求——较多涉及到意识形态层面皇帝身份属性问题。在帝制政治中，皇帝身份的公私二重性与生俱来。一般而言，臣僚对君主的限制着眼于行政体制，消除皇帝的私人性。
但君主作为个人，在王朝政治中是什么属性呢？先秦以来，皇帝已经被圣人化。直到北宋中期，张载、王安石、二程等人对“性”学的探讨，明确得出了圣人可由学而至，为政治实践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基础。这就赋予了北宋中期“致君尧舜”新的内涵。元佑士大夫对赵煦日常生活的拔高，即是根除皇帝身份公私二重性的一种手段。
其次，哲宗从元佑到绍符的变化，说明了宋代士大夫政治内在的困境。元佑时期士大夫们短暂的成功建立在赵煦年幼、高氏垂帘上，而随着皇帝亲政，把握权力，改换臣僚，这种与圣学、婚姻相关的系统也就随之崩解。
第二节 “文字”与新旧问题的终结
一、重修《神宗实录》
二、编类章疏与看详诉理文字
三、政治整顿与士类之变
四、本节结语
北宋中期有一批士大夫认为，理想的天下秩序有一个关键，就是“一道德、同风俗”。这一理念在朝堂上，体现为将异见清理出朝廷。从王安石变法、车盖亭诗案、绍符文字整顿的序列可见，北宋中期以来“一道德”的呼声与政治现实结合，逐步异化为政治上的清洗，也为思想整肃提供了士大夫所能接受的旗号。
哲宗亲政时代意味着宋代士大夫政治理念的失败。致君尧舜失败，士大夫无法以自己的努力培养理想的君主；一道德被异化为政治清洗，士大夫群体的面貌也因此被扭曲。
当然，理想政治的口号并没有被废弃，那么。在士大夫政治文化已经发生质变的背景下，理想之花要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呢？这就要看徽宗朝了。
第四章 徽宗朝的权力结构
在徽宗朝的《景灵宫西记》中，神宗之政带来了兵强、国富、民安的局面，接下来的中更元佑之变固然是挫折，但徽宗之兄哲宗在短暂的亲政中成功地“绍述”：大致恢复了熙丰之法，开边方面完成了神宗未竟之业。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徽宗如何超越父兄之治？本书在记下来的三章中，从统治方式、内容两个方面做探讨。本章从权力结构上探讨公相和御笔。
第一节 “公相”蔡京
蔡京在徽宗朝四度主政，说明在徽宗朝政治中不可或缺；他的屡罢也说明徽宗朝的权力结构一直在不断调整。在这一结构中，蔡京处于制度的顶层，但他参与政事的实际程度，却又因“公相”之制受到精确、有效的限制。这种限制，一方面是制度本身带来的，另一方面也是蔡京下三省、枢密院长贰人选，以及他们与蔡京、徽宗的关系所早就的。
一、“公相”的出现
蔡京第三度主政开始，就以太师的身份总治三省之事，并在随后九月的官制改革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但他以太师的身份主持中书、尚书省，在实际职权上相当于次相；治事频率“三日一至都堂”而受到限制。随后上朝的频率也受到限制。
二、公相蔡京与三省宰执
- 何执中：被视为徽宗潜邸旧人，只是忠实拥护蔡京施政路线，并不视作其党羽。
- 郑居中、刘正夫：郑与后宫郑贵妃相互利用，虽与刘正夫一通促成了蔡京的第二次入相，但二人很快与蔡京发生龃龉。
- 余深、王黻。前者是蔡京死党，后者巴结宦官梁师成，被徽宗视为己出。
综上，宰执中蔡京的亲信愈少而政敌愈多，但无论如何蔡京不可或缺。徽宗并不以清除蔡京为目的，而是在寻求让其发挥作用又限制其权力的方法。“公相”制度和这种宰执配置，都是向这个方向努力。
三、从联金灭辽之议看蔡京与枢密院长贰
蔡京与枢密院的关系，特别是在燕云之役中的表现，说明了政宣权力结构的这种特点。
童贯作为枢密院的实际掌控者，负责实际的事物。蔡京仅仅在立意之初，主导了政策走向。二人虽共同决策，但落实皆由童贯负责。童贯还选择蔡京不入朝的日子入朝，日渐将其排挤出联金灭辽的事务中。
徽宗一方面借用蔡京压制反对意见，借助其理财能力和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也防范其政治能量。因此一旦北伐方针确立，具体事务逐渐展开，蔡京也就越来越边缘。
四、徽宗朝权力结构的调整
本书主要论及蔡京如何安排——公相制度以及相应的人事安排，一是基于制度，二是源于徽宗长期的努力。
公相制度最直接的渊源是哲宗元佑时期的“平章军国（重）事”。当时就是既要发挥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等重臣元老的“镇安”之用，又不至于影响女主高氏对朝政的掌控。
公相同样是宰相之上复有贵官。政和年间，这种情况再度出现，则与徽宗登基以来十几年政局演变有关。蔡京最大的作用在于理财，采用种种财政手段，力推弱外以实内的财赋分配政策，大大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徽宗之政，始于绍述，没有蔡京的理财能力，一切都无从谈起。巨额收入和巨额支出并存，是徽宗朝的基本特点。蔡京的屡罢屡起，说明他对于徽宗之政不可或缺。徽宗需要他的理财能力并用其推行新政，也需要蔡京为他承担种种批评。
蔡京之后，王黻也担任了公相。之后徽宗也提拔其反对派作为分权。徽宗已将公相加普通宰执的体制，作为其权力分配的一种常规手段。
五、本节结语
在徽宗朝政治史上，关于蔡京的任用一直是徽宗的一个难题，这一难题在政宣时代终于得以解决：一方面是蔡京自宰相而成为“公相”，被置于政治制度的顶端，在政治路线、重大决策中仍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通过治事频率、宰执配置等安排，精确、有效地控制了其权势，避免了崇宁、大观时期一再上演的“弄权”问题。
君主如何实现对权力的实际操控，这是王朝政治史研究中一个乏味却难以回避的问题。除了权力象征外，君主的手段无非制度与人事两方面。在制度上，主要是中枢权力如何分割，宋史研究者常提到的二府制、三省制，皆指在同一层级进行以事任或程序的分工。就人事而言，研究者常用“异论相搅”来描述某些人事安排。政宣权力格局的基本精神也是上述两个方面。
但是，在政宣“公相”以及元祐“平章军国（重）事”制度中，北宋晚期的权力分割不再限于同一层次，而是致力于建设一种有差等的中枢格局：越往上的层级，所处理的事务范围、参与决策的频率越受限制；可谓地位越高，权力越有明确的边界。在这种格局下，“异论相搅”也主要存在于不同的差等之间，特别是宰相之上的“贵官”与普通宰相之间。这与通常理解中的越往上权力越集中有一定的差异。这是徽宗朝的统治方式上一个比较有趣的特点。
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技术手段，是不稳定的，随时有可能变化。下一节则是相对象征性的层次。
第二节 御笔、御笔手诏及其政治意义
帝制时代，皇帝之意与朝廷之令常常不可避免。但是本人批示与以其名义发布的正式命令有着明显区分。前者是“私的王言”。后者隋唐称“王言之制”，宋代有“命令之体”的说法，是公的王言。宋代二者有严格区分，皇帝的意志必须要批示给学士院或宰相机构，才能以“命令之体”下达。这一过程实现了从“私的王言”到“公的王言”的转化。
对御笔、御笔手诏等命令方式的批评在徽宗当时即有。不过，对于御笔、御笔、手诏的实际体式，则罕有人问津。因此，本节首先要探讨最为基本的问题：御或御笔手诏，到底是些什么样的文书？它们与宋代既有的文书体系有什么关系？在此基础上，本节将分析其在徽宗朝政治中的意义，尤其是：作为一个在政治上“新政”迭出的时代，北宋徽宗朝如何在“以文书御天下”方面呈现自统治方式的独特性。
一、御笔与内批
御笔可以和各种文书名目组合使用，仅表达皇帝亲笔之意。但是作为一种特定文书，大致是“内批”的变种，从禁中以皇帝的名义批出的指挥。内批、御笔在行下方式上一脉相承。它既有经三省，也有不复关三省而直接付给有司的。
二、手诏
“诏”的一种。诏书形式本来就不固定，手诏的形式相应也很多变。但其作为“或非常典，或示笃意”的诏书，和内批区别很大（尽管他们字面上都有皇帝亲笔书写的意思）。内批不是正式的命令，而手诏则是规格较高的命令之体。前者由皇帝批或内夫人代批，后者一般出自翰林学士之手。当然手诏也有皇帝亲笔书写的。
三、御笔手诏
即亲笔手诏。
四、御笔、御笔手诏的政治意义
御笔、御笔手诏的每一强化，都伴随着蔡京的失势或受限。
从内批到御笔，强调的是最终的笔迹突出皇帝个人，而不一定是真正的皇帝手书。徽宗的不少御笔都是梁师成模仿的。之所以强调笔迹，是因为它比内批更为强调命令出自皇帝本人，突出其不可抗性。但执宰违背君主意志的情况本不多见，因此，这主要是一种政治姿态的表达。一切并不涉及文书的运行过程，御笔不等于皇帝直接指挥有司。不过，御笔通过一种极为显眼的方式，突出君主个人在命令中的存在。
从手诏到御笔手诏，同样如此。最主要的变化不是出令的方式，而是命令呈现的方式——必然以瘦金体书，更为严格的行下之限，更为隆重的载体。徽宗朝的石刻，突出展现了君王在王朝政治生活中的存在。
五、本节结语
综上所述，“手诏”即体重之诏，它与“内批”的区别，可从两方面理解。首先是出自何人之手。手诏属翰林内制，一般出自翰林学士之手，故当用“书诏之宝”。而内批则或为皇帝批或内夫人代批，徽宗朝“御笔”则有宦官代批者，即使要用到“御宝”，也是用“御书之宝”。其次的区别是其形式。手诏是体重之诏，故有着诏书的格式，如以“付某”或“故兹诏示，想宜知悉”等诏书常用方式结尾。相比之下，内批意指君主的批示，其内容一般比较简短，亦不甚讲究遣词用句。
公相制度和御笔名目，在权力的实质和象征两个层面，说明徽宗本人的地位逐渐突出。
第五章 徽宗朝的应奉
徽宗朝有四个财政系统，御前钱物、朝廷钱物、诸局所钱物、户部钱物。诸局所钱物是徽宗朝出现的新事物。所谓诸局所一般指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等主要由宦官掌握的机构，主要为皇帝个人服务，钱物直属于皇帝。
应奉作为一个涉及钱物、机构、纲运的庞大系统，如何一步步建立的呢？
第一节 应奉的缘起与目的
一、徽宗朝应奉之起
从徽宗登基未改元的元符三年开始，开封就有重大建筑工程。为制造景灵宫等道教相关建筑，童贯南下搜集太湖石等各种材料。而朝廷重要礼乐及其相关土木工程，也需要大量建造。
徽宗朝应奉的动力就在于一系列营造和礼乐制作；花石和制造两条线索本有分别，但到大观年间合二为一。此时尚未形成专门针对应奉的财政项目，多为临时的处置。
二、政和以降的诸工程
延福宫、艮岳（万岁山）、上清宝箓宫、保和殿、明堂，京城也一直在展修。总的来说，政和以后，东京的土木工程、礼器制造到达了一个高峰，城市成了一个大工地。但这些工程绝不仅仅限于满足徽宗的个人私生活，而是与王朝政治的重要内容，与当时的“丰亨豫大”与“惟王不会”两个政治口号分不开。
三、“丰亨豫大”与“唯王不会”
按“丰亨豫大”出自《周易》的《丰》《豫》二卦，现代学者一般会引用唐初孔颖达《尚书正义》的解释，说明其指兴盛富足的太平安乐景象，是为徽宗享乐提供的借口。笼统讲这并不错，但综合《丰》《豫》二卦从唐到宋的主要解释，尤其是北宋中后期的解释，可对徽宗朝“丰亨豫大”的含义作出更准确的理解
总的来说，唐宋时代对于《丰》的解释重点不是富足，而是王者之德遍及天下，治道大成。而《豫》卦之“豫”，也并不是指君主逸豫，而是指圣人顺民或顺理而动，以使其下民众悦豫。而且，北宋中后期对《豫》的解释还呈现出了套理想的政治结构：圣人之君、任事之臣、悦豫之众。因此，“丰亨豫大”实为当时表达理想政治的口号。
按“惟王不会”见于《周礼·臍夫》：“岁终则会，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下耳。” 按照郑玄的说法，会就是会计，“不会”就是“不会计多少，优尊者，其颁赐诸臣则计之”。
在后人看来，问题的根源在王安石。王安石《周官新义》对“惟王不会”的解释是：“所谓不会，非不会其出，不为多少之计而已。王与后及膳禽饮酒及服皆不会者，至尊不可以有司法数制之。”这个解释和郑玄大同小异。除了解释《周官》，王安石还对神宗说过“人主若能以尧舜之政泽天下之民，虽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舆，不为过当”。
四、本节结语
应奉的主要动力不在于徽宗或宫廷的生活享乐之需，而是自其登基以来在东京城展开的种种建筑工程、礼乐工程。对应着应奉诸工程、制作，“惟王不会”“丰亨豫大”一直被理解为徽宗臣僚享乐的借口。但是，从唐宋时代的解经语境出发，可知这些是在当时极为重要、不容置疑的政治口号，归根结底表现的是圣人之君、圣人之治，也即对“极盛”的宣扬。这样的话，贯穿始终的“应奉”乃是徽宗朝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
第二节 从应奉局到应奉司
一、应奉的两个方面及其配合
二、应奉财政的独立
三、本节结语
第六章 道教、礼乐、祥瑞与徽宗朝的政治文化
就内容而言，徽宗朝是一个“新政”迭出的时代，涉及王朝制度、宗室问题、财政问题、公共慈善、士大夫的教育与选拔、礼乐制作、宗教等诸多方面，既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也带来了巨大的支出。总体而言，徽宗要超越父兄之治、独创新意、自我作古的用意非常明显。
从神宗朝开始，北宋政坛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革新，这些革新的背后是自仁宗中期以来在思想界开始流行的的儒学复兴运动，其在政治上的理想就是实现三代之治、圣人之治。
本章试图从当时几个非常突出的标志物——道教、礼乐、祥瑞——来探讨徽宗朝如何自我定位。正是这些标志物，凸显了徽宗朝政治实践与“丰亨豫大”理想政治口号的背离。
第一节 “道家者流”
为什么徽宗朝政治长期需要道家者流的参与？为什么徽宗朝政治需要“道教”这一宗教？
一、崇观诸方士
徽宗继位没有明显的合法性问题，绝无因此大崇道教的必要。方士郭天信、张怀素等例子，表明他们可以频繁进出禁中，从而与朝堂政治相互利用。但是并不存在固定主题，也没有整体的崇道政策。
二、政宣道流与徽宗君臣
王老志经过蔡京的推荐，迅速从地方进入宫廷，创造性地采用“降神”方法参与政治。他死后，蔡京则寻找了嵩山道人王仔昔，继承了他的降神活动。他们导演的“神降”迎合了徽宗神化自身的需求，蔡京也借他们了解宫中信息。
林灵素则与王仔昔斗法并陷害死了对方。在林灵素的导演下，突出的不再是方士自己，而是皇帝。在政和七年二月的青华帝君降临事中，徽宗本人以神宵玉清王的形象降临。
三、本节结语
“道家者流”为什么连续不断、日益深入地与徽宗朝政治结合在一起？很明显，徽宗朝的“道家者流”不是一个有共性的整体，决定这群人之起落的，主要并非徽宗君臣的信仰需求，而是政治需求。
“道家者流”出入宫禁，亲近主上的特权，使他们成为宦官、女谒之外另一股重要的宫廷势力。张商英与郭天信的结合，蔡京孜孜不倦地向宋徽宗推举方上，都是要利用他们关通内外、探知主意。……徽宗本人对方士的政治角色有着清醒的认识。
更重要的是，徽宗逐渐发现了“道家者流”在神化自身方面的妙用。崇观时期方士与政治的联系，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主题；徽宗对道士的青睐，主要继承了北宋历朝之绪，对于茅山、龙虎山二系格外重视，但二派宗师在政治中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而到了政和年间，徽宗对于“道家者流”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王老志、王仔昔、林灵素无论其宗派、背景之差别，都被徽宗用来完成自身的神秘化、神圣化。徽宗所需要的并非某一特定的教派，而是能形象建设所用的道流。最终，在林灵素的引导下，徽宗本人获得了神么昊天上帝之子、神霄玉清王。
对于这种神性，徽宗是极为在意、极力维护的，王仔昔、王寀之死、蔡絛之祸，都说明了这一点。这意味着，在君主的形象、自我定位上，徽宗通过宗教手段超越了神宗、哲宗，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地
这就又带来两个问题。首先，徽宗通过道教的手段获得了神性，这与北宋中期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是明显相悖的，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道教在整体政治文化中的角色。其次，本节所论终究只涉及徽宗个人形象的问题，而整个王朝的形象，则是更为重大的政治课题，徽宗朝是如何处理的？下一节将通过对徽宗朝祥瑞体系的分析考察这两个问题。
第二节 礼乐与祥瑞体系
和真宗时期的传统祥瑞相比，徽宗朝的祥瑞体系有了重大变化，不再强调祥瑞的突发性，而是强调其日常性。其原因就是，徽宗朝庞大、复杂的祥瑞系统，主要不为追求合法性，而是为了凸显徽宗时代对于自身的定位。
一、徽宗苑宥
唐代对于鸟兽类的瑞物，一般放生。宋代的奇珍异兽则会被圈养在皇家苑囿中。徽宗朝大规模的苑囿建设，就成为祥瑞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些场馆还成为了展示太平气象的场所，突出了徽宗朝祥瑞的日常化、恒常性。
二、礼乐之器
宋代，瑞器罕有所出，唯有哲宗朝传国玉玺的发现略可当之，为此还举行了大朝会礼。徽宗朝虽然有大量的古器出土，但真正被视为神器的，是当代制作的礼乐之器。包括崇宁九鼎、八宝、九宝、玄圭与新制礼器
综上，徽宗朝祥瑞体系的创造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徽宗朝的样瑞是日常存在的，而非突如其来的事物。景龙门、宣德门万民同乐的场景本身就是太平之象。东京城庞大的苑宥则是整个帝国景观的缩微，其中蓄养的珍奇动物、植物就相当于出现在王朝各地，从而营造出整个王朝祥瑞常存的气象。被视为瑞器的诸礼乐之器，也是王朝各种礼仪实际所用的，并不是突兀地游离于日常政治之外。
第二，徽宗朝祥瑞体系的核心部分是当下的制作，非传统瑞物。被视为“神器”的不是当时发现的古器，而是崇宁九鼎、九宝、新制礼器等新制作的器物，或是玄圭、灌尊这样被重新定位的古器。它们构成了徽宗朝新的君主及王朝的象征，也被用于实际的礼仪，其“格神明、通天地”的效果也被格外宣扬。
第三，君主本人是祥瑞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神降之神，从原来的保护神转而成为皇帝本人—徽宗成为神仙世界的最主要成员之一，是人间与神界的双重统治者。
三、本节结语
徽宗朝的祥瑞体系说明了什么？首先，它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庞大、复杂，君主、王朝的形象是这一政治工程的主要目标。徽宗朝肩负重要使命——北宋中后期思想与政治上的变动尘埃落定后，政治、社会秩序究竟要呈现何种状态。再者，徽宗如何超越父兄？
徽宗崇宁之初，在蔡京的主持下，也对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诸事进行了雄心勃勃的设计。但实际上的圣治难以达到，但呈现圣治是可以做到的。
徽宗朝的祥瑞体系不为合法性，而是要呈现自身所达到的高度，故追求的是全面展现王朝形象：君主本身是有神性的，其统治就是圣治，当下就是圣时。正是这种时代定位—当代秩序的完美，而非传统政治符号，赋予了徽宗朝祥瑞体系以正当性。徽宗朝“自我作古”的政治姿态，在这样一套祥瑞体系建设上有格外地凸显。可以说，儒学复兴运动所追求的三代之治会、政治秩序—最终异化为政治形象工程。
全书结语
一
北宋晚期政治史的特殊性就在于：系列的政治变革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就是上述士大夫所提出的理想政治设想，体现于王安石“法先王之政”、司马光建设“亘千万年无颓坏”之政治体的主张；更体现于“致君尧舜”“一道德同风俗”“丰亨豫大”等政治口号。……
作为对比，此前的庆历新政，范仲淹等人所提出的目标不过是“法制有立，纲纪再振”，完全构不成一种具有统治力的“意识形态”，因此庆历新政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孤立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整饬吏治为核心），迅速失败之后，政坛即陷入沉寂。……
相比之下，北宋晚期确实是个“后变革时代”，但因为这个变革是被意识形态化了的，所以这个“后变革”不是停顿，而是变革层出。故北宋晚期的历史说明，政治变革一旦具有了意识形态支柱，就可以以各种形态成系列地出现。而在这种系列变革中，最大的危险并不在于变革的天折或“党争”，而在于原初政治理想的异化—危害政治体本身的各种“党争”恰恰就是这种异化的副产品。……
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新旧党争相关问题作为北宋后期政治史的主要线索，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二
宋史研究中有一个非常陈旧又有吸引力的话题：宋代到底是一个皇权虚化还是皇权加强的时代？……回答这个问题本身就意味着承认“皇权”有一种固定的演变趋势，而且承认皇权是“一个”自足的研究对象。近来有研究根据现代政治学的观念指出，中国古代的“皇权”呈现出权力（ power）递减与权威（ authority）增大的趋势。权力与权威的区分，确实是对皇权复杂性的一种分解，值得重视。但在政治学中，权力、权威这两者本身有相当的复杂性、争议性与不可测量性。
北宋晩期政治的演变也说明，对于君主权力的探讨，确实不能将“皇权”作为一个笼统、含混的讨论对象，至少不能将两个层次的问题混为一谈：一是关于君主权力操控的技术问题，或政治体制问题；二是与皇权相关的观念问题。
技术层面上，神宗以来虽然君臣秩序的基本格局是一样的，但随着君主、宰执人选的变化，随着现实政治问题的不同，每个时代都有独具特色的权力分配、操控方式。因此，如果从“技术”的层面谈皇权，则皇权并没有任何弱化或者加强的固定趋势。新君所继承自上一位君主的主要只是“君位”，而无法完全延续其实际的权力格局，新的君主在建立自己的权力格局过程中，就会塑造有别于前任的独特政治体制。可以说，在保证君臣基本秩序的前提下，王朝体制具有巨大的弹性和多变性，这也就带来一个非常具有迷惑性的现象—今人可以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发现既能支持皇权虚化，又能支持皇权强化的证据
- 神宗熙宁中书体制：服务于宰相总揽事权
- 神宗元丰三省一枢密院制：君主独断、“事皆自做”，宰执分权互制。
- 元祐垂帘体制：女主（高氏）垂帘，以与其夫（英宗）的历史渊源选择宰执，在平章军国（重）事、宰执之间形成了差等有序的权力格局
- 哲宗亲政下的二府制：内外臣僚选择上皆依赖其父旧臣，二府臣僚矛盾重重，但仍保持人选的基本稳定
- 徽宗朝公相体制：宰执权力分配上类似元祐差等制，君主本人角色又极--为突出，对个别臣僚（蔡京）既依赖又限制。
一旦涉及皇权的观念层面，北宋晚期又能看到两种非常极端的形式。一个个极端是士大夫政治对于君主角色的新定位—“圣人”式君主。在宋代成熟的官僚制下，君主在行政上的“私”属性得到了根本性的抑制。但是，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兴思潮下，士大夫理想中的君主，还应该是一个非人格化的政治、道德、秩序符号，且只要接受士大夫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一系列规训，这样的“圣人”式君主是可以成就的。不少学者认为，这种理念的提出，说明了士大夫对君权的一种限制。但这种说法其实是个误解，士大夫并非是要从的权力角度限制君主，而是要使君主成为圣君，因为完美之治必有完美之君。因此，决不能把士大夫对于君主角色的重新定义拉低到权力分配的技术层次去理解。
另一个极端则是徽宗式的神性君主。培养圣君的理想在哲宗身上彻底失败，徽宗式的“圣君”采用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从道教获得资源，通过形象工程将自身神秘化、神圣化，由此成为一个具有神性的君主。
但是，儒学复兴、政教有别的大背景又使得他这一神性完全无法施展于王朝政事之中。为此，他的方式是以“御笔”展现自己在政事中的存在—正文一再强调，这主要是一种姿态。北宋晚期士大夫的尧舜之君与道教的神性君主，这两种极端的“圣君”模式，说明了在王朝这一政治体中，君主这个环节的“理性化”具有内在的困境。一般认为，宋代的官僚体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理性化精神。而士大夫的“致君尧舜”说，根本上来说是王朝理性化的最终步骤（如果可以达成的话）。但是，这一方式不但无法在现实层面对君主的权力操控有所帮助，反而对君主提出了过高、过烦琐的道德要求，所以遭到了君主本人的抵制。而徽宗式的神性君主，虽然满足了君主的个性需求，却又和制度理性化背道而驰，为官僚制、儒学所排斥，无法得到士大夫的认可。可以说，如何使君主超越个人性私性，获得更完满的正当性，是君臣双方的追求，但双方的方法却南辕北辙。
综合上述两个层面的问题，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皇权，或者说是君主这个位置，是宋王朝这个政治体当中最后的不确定项，试图从中概括出皇权的某种固定趋势，无论在权力的技术层面还是观念层面，都是难以成立的。这种认识，并非将“皇权”这个原本具有宏观意义的问题琐碎化，而是希望未来的研究能超越权力大小测定的思路，深入到皇帝权力的组成、性质、资源、运用方式，进而对中国古代王朝体制的内涵有贴切的认识
一点想法
- 历史上其他朝代是否有这样的政治理想？如何演变？
- 政治理想无法实现而产生了异化，通过外在工程掩饰意识形态上的失败。即使北宋没有突然崩溃，这条路也走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