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霸王别姬》中，有个小孩叫小豆子。他娘是个妓女，为了给孩子一条出路，狠心剁了孩子的手指，也要把他送进科班学戏。但是，戏班子里的训练是苛刻的，小豆子挨了太多的打，最后终于不堪忍受，和几个小伙伴逃了出来。

逃出来后，在外面的花花世界中，他看到了一场戏，看到了人们对名角的追捧。小豆子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几个小孩全哭了，小豆子边哭边喊：

他们怎么成的角儿啊？

得挨多少打呀？

我什么时候才能成角儿啊？

然后，小豆子选择了返回戏班。

《霸王别姬》是时代和人性的壮丽诗篇，这是特别动人之处之一。在成角的路上，这是第一次重大遭遇和抉择。第二次，则是性别的认同：“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过了这两道坎，一个角儿就练成了。

这也是朗朗和傅聪的故事。

小豆子的故事，是一个深刻的悲剧，是罕见的成功者的悲剧。因为在那个时代，那种出身，他无路可走。牺牲了童年和性别，这成功来得过于惨烈。如果剔除了这些因素，或许，我们能从极端处境中再次窥见教育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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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豆子从不堪忍受苛刻的训练（挨打和羞辱），到主动回来接受训练，变化的关键是什么？

是他看到了名角。名角以自身精湛的技艺以及在人群中的地位，向他显现了自己可能的未来。这种可能性的显现，就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的真理”，是人生的涌现时刻，高光时刻，高峰体验。它以自身鲜明的形象、强烈的情感、不容质疑的冲击力，整个地俘获了小豆子，让他的生命发生了整体的改变。自此以后，苛刻的训练，挨打与羞辱，都有了自身的意义，指向了一个形象可感的目的。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也是权威的力量。

权威的价值在哪儿？在于他们以鲜明可感的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可能性，触动到了我们的无意识，从而激发了向往之心。只有当你有航行大海的渴望时，造船的方法才有意义；如果没有这种渴望，再多的道理，也没有办法提升造船的效率，相反，这可能成为苦役。

在《丑小鸭》中，也有这样的高光时刻：

一天晚上，当太阳正在美丽地落下去的时候，有一群漂亮的大鸟从灌木林里飞出来，小鸭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美丽的东西。他们白得发亮，颈项又长又柔软。这就是天鹅。他们发出一种奇异的叫声，展开美丽的长翅膀，从寒冷的地带飞向温暖的国度，飞向不结冰的湖上去。

他们飞得很高——那么高，丑小鸭不禁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向他们伸着，发出一种响亮的怪叫声，连他自己也害怕起来。啊！他再也忘记不了这些美丽的鸟儿，这些幸福的鸟儿。当他看不见他们的时候，就沉入水底；但是当他再冒到水面上来的时候，却感到非常空虚。他不知道这些鸟儿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要向什么地方飞去。不过他爱他们，好像他从来还没有爱过什么东西似的。他并不嫉妒他们。他怎能梦想有他们那样美丽呢？只要别的鸭儿准许他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就已经很满意了——可怜的丑东西。

没有对天鹅的这种倾慕，丑小鸭怎么可能变成白天鹅？这就是我在《破译优秀的密码：如何培养出努力学习的孩子》中所说的“自我镜像”。

因此，当我们讲到教育中“爱”是起点的时候，不只是在讲母性之爱，即以安全感为基础的保护性的爱，也是在讲父性之爱，即以权威为特征的激励性的爱。每一个孩子，都需要一个精神上的父亲。他可能是自己的父亲，可能是自己的母亲，可能是某个童话中的主角，也可能是某本传记描述的真实人物。没有精神上的父亲，灵魂就找不到家园，精神就容易荒漠化，就像海上没有航标，漫游大地却看不到北极星。

而现在中国教育的情形是，母亲过度地投注精力在孩子身上，父亲却是缺席的。

最近河北疫情防控中有一则新闻，石家庄一对夫妻的流调，妻子的行程是：两次带儿子外出看病，去育婴店购物，买水果，买菜，买馒头，买绿豆饼，修手机，超市购物，社区封闭后，隔着护栏买生活用品。这二十来天时间中，只有一天因为社区封闭未曾外出，其余时间，她都是为日常生活忙碌。而丈夫的行程是：从12月27日到31日，这名丈夫每天早上8点骑电动车去附近网咖上网，下午5点回家，雷打不动。不过1月4日之后他就没再去过了，为什么，因为小区封闭了。

一句话，中国家庭，父亲在生活中是缺席的。更可怕的是，父亲在精神上也是缺席的。这种“孤独寡母”型家庭，导致了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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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缺席，或者权威缺席后的家庭，会出现什么问题？

家庭在孩子身上的付出，的确是无私而且巨大的。除了日常的照料，陪上辅导班之类，还要为孩子的成绩焦虑。而这，又往往导致了亲子关系的紧张。这种紧张，又捧红了针对父母的教育市场，包括正面管教之类的培训班。许多家长开始研究孩子心理，研究跟孩子的沟通，研究怎么好好说话。而在每一个领域，都有无穷的方法技巧。

结果会如何？收效甚微。

家长很辛苦也很痛苦，问题是，孩子也很辛苦很痛苦，甚至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青春期的孩子，迷茫到想自杀，更是非常普遍。那么，哪里出现问题了？

原因很简单，孩子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你可以变着花样跟孩子讲道理，讲考名校的重要性，讲刻苦学习的重要性，讲得孩子觉得再不好好学习实在对不起你了，但是，孩子并不是学习机器。他知道你说得对，但他潜意识里会抗拒。你的功利主义的说教，短时间有用，长时间失效。而且，用得越频繁，越要加量，效用越短。

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孩子的内心深处，永远需要两个声音。一个说：“别怕。”另一个说：“跟我来。”前一个声音是温柔的，后一个声音是坚定的。

什么叫权威型父母？

就是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向孩子展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观，指引着孩子，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这种生活方式，这种价值观，往往凝聚着人类的智慧与经验，帮孩子避开太多的弯路。越是早期，教育越是权威式的，榜样式的，灌输式的（原谅我用了这个词语）。而站在孩子的角度，“人生若只如初见”，这最初的权威，对他的影响，往往是刻写性的。

权威提供了样例，提供了价值观，也可能是错误的。人类的一切经验，都具有可错性，这并不是排斥经验的理由。重要的不是提供绝对正确的生活方式或价值观（或许这并不存在），而是提供在我们经验历史内最认同的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同时，在他们的身上，培养一种思考能力，尤其是反思能力。

所以，人的发展往往是这样的。在儿童时期，父亲是权威，是朝向的榜样，他以自身鲜明的形象，提供给儿童生活的榜样。不然，儿童根据什么来建构自己的生活？到了青春期，儿童则进入了反抗期，即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时期，产生所谓的弑父情结。弑父是一个隐喻，本质上是指理性生长后的一种反思。这种反思，并不是对父亲的反对，而是对父亲的反动，是一种反思性的超越。一句话，长大以后，我就成了你。但是，我终将超越你。这种超越，就是径由主体的反思和重新抉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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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加上引号，是说，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父亲，而是指一种角色，这个角色，未必由父亲来承担（虽然最好由父亲来承担）。

为什么民主型的家庭不是最好的？

理论上有两个原因。一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是有前提的，即理性人假设。二是并不存在脱离他者的个体，沙粒化的个体主义，并不是民主的最小单元。这涉及到哲学与政治学的讨论，此不论及。我只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儿童是被监护的对象，哪怕违反犯罪，也未必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讲孩子的民主，与讲成人的民主，是有区别的。打个比方，孩子要上一年级了，读哪所学校，是孩子在选择，还是家长在选择？为什么不让孩子选择？因为选择的权利，总是伴随着选择的能力。

我女儿上初中时，有一次参加同学聚会，晚上不想回来。我们做父母的，要求她必须按时回家。她说，难道我的生活我不能作主？我们说，你的生活，的确不是完全由你作主，因为我们目前还是你的监护人。监护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对你负有责任，你的自主选择，是有限的自主选择。

因此，在孩子长大成人前，所谓的民主，并不是成人意义上的民主，而是一种民主学习。民主学习的目的，是培养孩子的理性，培养孩子的自我负责精神。在这个民主学习的过程中，随着儿童生理及心智的成熟，儿童能做决策或参与决策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展，直到长大成人，成为独立的公民。

这背后微妙的平衡，就是权利与责任的平衡。不能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责任。承担的责任越多，享受的权利越大。

对权威的盲目反对，是民主幼稚病的反映。许多人将个人与社会割裂开来，而意识不到社会也在个人之内。一个人的判断力，在鲁滨逊式的孤岛上是无法形成的。而权威带来效率，也是人类经验的有价值的传承。权威不同于控制，控制是以对象丧失思考力和选择性为前提的，而权威恰恰发展对象的思考力和选择性。没有权威的民主，就像放任学前儿童过马路，把判断力完全交付给他，结果是陷儿童于危险之中。因为在不成熟的背景下，儿童的许多判断和决策，是由本能驱使的，而不是受理性驱使的。

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所有的发展，本质上都是“被动的能动性”，把这两者割裂开来，就会走向控制或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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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健康的家庭教育，是孩子爱父母，又以父母为榜样。父母爱孩子，不过分干预，又明确了方向与底线，即我所谓的“麦田守望者”。

父母之爱，传递出来的明确信息，是“无论你成功或失败，你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爱不会改变”，这让孩子敢于直面世界，拥有足够的安全感。而父母的权威，又让孩子有非常明确的方向感。

父母如何成为孩子的权威？

一言以蔽之：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你希望孩子拥有什么品格，就在自己的身上展示它。你希望孩子有教养，自己就必须变得有教养；你希望孩子热爱学习，自己就不能整天只看电视；你希望孩子生活得有意义，你就必须自己生活得有意义。这样，孩子跟你在一起，就会无形中感觉到骄傲，会努力成为你的样子或者你期待的样子。在这样的家庭里，你给孩子提供的指导，才是有力量的，让孩子心悦诚服的。

孩子爱你，信任你，权威才能够形成。权威一旦形成，发展的效率就大大提升了。这时候，你对孩子所说的话，孩子才会认真对待，你对孩子的要求，孩子才会敬畏并遵守。

这时候，聪明的成人，基本上都会采用“抓大放小”的策略。大事把握方向，小事交给孩子作主，允许孩子犯错。最终，孩子从小事中获得了自由也获得了训练，逐渐形成了做大事的能力。

一旦成人自身生活得毫无意义，工作无成就，做人很麻木，就很容易把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并且以自己的方式变本加厉地要求孩子，在每一个细节上盯着孩子不放，让孩子不堪忍受。孩子不是实现你的梦想的工具，冲突的结果，是孩子骨子里瞧不起你，但又被你无限的牺牲所捆绑，这是一种扭曲的关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的方式，是树立底线，然后更多地放手，鼓励甚至帮助孩子去寻求自己的榜样，不要用自己的人生，去塑造孩子的人生。

再回到小豆子的故事，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例。

成长的小船，总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试图保持平衡。当生存环境过于恶劣，哪怕这么小的孩子，也不得不付出代价。而当生存环境不那么恶劣时，我们总能在天性与社会化中找到平衡点，甚至完全地融合。至于你更在乎天平的哪一端，就纯粹属于个人的价值选择了。

但是教育的逻辑，或者发展的逻辑是不变的。仅仅靠一大堆方法，你无法教育好一个孩子。无论我们今天是怎样的一个父母，成功的或失败的，有追求的或无追求的，你想让孩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你就要学会如是生活，以自身的形象引导他们。而能够和孩子一起成长，也是养育子女的最好的回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