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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住进向阳镇护理院的那年，刚刚过了第五十九个生日。
以后差不多过了三年，一个常戴着歪帽子，衣服相当素净的老护工告诉我，我是被一个妇人推进护理院的。我本想问，那人是不是和我年龄相仿，鼻子上有个痦子，爱穿半高跟鞋子。但是我很快恢复理智，并且坚定地告诉自己——“不可能是她。”
我和她分开已是很遥远的事了。我们俩曾错误地交叉，在错误的道路上一直相互折磨。她一度崇拜我，我却压根瞧不上她。后来因为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我厌恶至极地赶她走。她真的走了。当她真正离开我的时候，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释放和解脱。
窗外的迎春花开得很艳，一簇簇的鹅黄色闪耀在墙根下的草丛中，犹如一颗颗星辰在深邃的银河里眨眼。墙体一律漆成奶白色。煤渣垫平的地坪被加粗的石灰线切割成了密密麻麻的网格。一阵风过，迎春花淡淡的香味扑面而来，接着便是一股股消毒水的味道。转到南面的生活区，那是护工们正在用消毒液清洗被褥的繁忙场景。当年尾的西北风袭来，窨井盖下的化粪池便常常散发出一种难闻的屎尿味。这种气味强烈而持久，以至于生活在这里的失能或低能的人们不能逃离。或者换句话说，离开了这种富有生活气息的味道，他们便不能活了。
“你要有一个新邻居了。”那天，我正在一楼阳台晒太阳，张院长突然探过灰白的脑袋对我说。
讲真的，我并不感到新奇。护理院差不多每月都要进来一两个，每月都要走出去一两个。起初进来观摩的可能有三四个，要么一个失能得太严重不能安排入院，一个看条件不怎么样还收费不怎么少的逃之夭夭了，所以常常留下来一两个。至于为何总要走出去一两个，其实再正常不过了，一个大概是病情忽然变得严重，得紧急送往医院就医，另一个则往往是因为肌体过度老化，在睡梦中自然离开了。
“你要有一个女邻居了，”张院长拿手指抹了抹他那早已荒漠化的头顶，一脸神秘地说，“听说是一个有些古怪的作家。”
“管我什么事？”我被弄得有些恼火。年轻的时候，我对别人的事情向来不感兴趣，现在依然如此。
张院长的脑袋罕见地凑向我的右耳朵，那架势似乎要向一个老朋友道出一个惊天的秘密：“听说女作家对你的文章很感兴趣。”
我忽然想起半年前我在院报刊物上连载的故事。那不过是我过往岁月的一些日记体罢了，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李三强，”迎春花即将凋零的那个傍晚，一个女性的声音在我身后悄然响起。
护理院除了张院长偶尔和我扯上两句，其他人并不能靠近我。我转过身，忽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
“朱红？”我挺直了脊背，拿大拇指揉了揉眼睛，声音有些干涩地说，“你怎么来这儿了？”
朱红身着一件墨绿的套装，头发垂得很长，她浑圆、绯红的脸上现出岁月的痕迹。她的鼻子长而直，深凹的眼睛泛着柔和的光，正眯成两条弯月看向我。
2
“三十几年没见了，”她咬着下唇，忽然带着沉重的语气对我说。我听到她牙齿间发出的咯吱声。
我的心立刻沉下去，犹如一叶扁舟卷入暴风雨，一个海浪过来，顷刻间不知所向了。
“我——我——”我支支吾吾，如一副木刻杵在原地，好像说什么或者不说什么都不合适。
“我们有的是时间，”朱红拉起我的胳膊，“带我走走吧。”
一九九四年夏，我过了人生意义上的第三十五个生日。母亲给我煮了十八个鸡蛋。她一个没舍得吃。
“从今天起，你正式成年了，” 母亲将鸡蛋一股脑儿装进一个豁了口的瓷盘子，舀一瓢凉水过了过，塞到我手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得自个出去谋生了。”
我很沮丧。我早已习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躺平生活。我唯一的亲人竟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就这样把我扫地出门了。
我卷好铺盖，头也不回地走出院子。
“你最好在我死前找个媳妇回来，”母亲抬高了嗓门道，“只要不是姓朱的姑娘，你领回来，什么都是你的。”
“什么都是你的。”我明白母亲的意思。父亲走后的十余年，她从未和我提及父亲的死因，包括那笔意外之财。
我的扑克牌老搭子将从旁人那儿听来的话悄悄转述我，我如梦初醒。我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照理说能考上学已是人生里的万幸。然而，我也不知道我那根筋搭错了。大三第二学期，我被迫辍学。我辍学的那一年，家里遭遇变故，父亲因地亩纠纷被地蛇羞辱，言语激烈冲突之下，父亲被人用镰刀活活砍死。后来恶人被绳之以法，法院判赔对方给付一笔相当可观的补偿金，算作终了。
护理院生活楼东面走廊的尽头有一个阳光房，四面全是玻璃，里面有可供歇息的桌椅若干。我和朱红并肩走着，寻一僻静处坐下。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顾无言，一切仿佛回到了一九七七年。
我们在洛城读不同的大学，她读师范大学的中文专业，我读理工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我们原本约好同读省城最好的电子科技大学，结果只有她达到了录取分数线。好胜心极强的我有种末日来临的恐慌感，我中断了与她的所有联系。我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颇不情愿地接受调剂，到洛城理工大读土木工程。入学一周后的一次军训休息时间，朱红意外地出现在操场的一角。她远远地向我招手。后来，我才知道她在报考的最后一刻修改了志愿。她选择浪费五十几分来洛城师范大读中文。
“你好傻！”我气不打一处来，把响指甩得格外响。
她咧开嘴笑，露出六颗雪白齐整的牙齿。
“我不后悔，”她说，“这是我喜欢的专业。”
“你好傻，”我重复着前面的话，但是语气莫名地弱了几分。
“有你在的城市，我感觉舒心。”她说。
3
我仰望着透明的玻璃屋顶发呆。高高的顶棚上泛着一团嫩绿，那是种子生长发芽的颜色。再往上是形状各异的流云，像一片片浮萍在随波逐流。
“你怎么不辞而别？”我终于在她再一次提高嗓门的时候听清楚了她的话。
时隔多年，那依旧是我心底不可触及的疤痕，看不见却一直在那儿。
“我毕不了业。”我沮丧得如同一只走不了路的老狗。
我想告诉她我一直在奔跑，一直在努力，可我总感觉自己像一只巨大的瓢不能沉下去。众人皆知，做学问可是一件相当严肃的事，你不沉下心，怎么会有收获。
我还想告诉她，我三门专业课补考未通过，六门选修课未达到最低要求，我毕不了业。可是我说不出口。
“我患了严重的抑郁症。”我终于说出了那个我一直忌惮却颇为沉重的事实。
“是不是对自己很失望，睡不着觉，什么事也提不起兴致？”她闭着眼，拿拇指和食指揉搓太阳穴，突然睁开眼望我。
“你咋知道？”
“因为我现在也是抑郁症。”
我去条形吧台调制了两杯柠檬水，递一杯放在她掌心。我知道她有喝柠檬水的习惯，她从小学五年级就喜欢上了喝柠檬水。
“谢谢。”她淡淡一笑。
“还喜欢柠檬水？”我说话的口气表明我并不是在问她。
“快六十年了，”她转过头，轻叹一声说，“从来没变过，也变不了。”
“你和雪松后来怎样？”我决定不再绕弯子，试图从她口里验证多年前的那件荒唐事。
“他——”朱红抿了一口柠檬水，接着说，“从你离开洛城的那天，我和他就断了。”
朱红说他尝试过各种方式，但均以失败告终。她也曾坐绿皮车赶往向阳镇，连夜站了十几小时，车厢一路摇摇晃晃，她也眩晕得昏天暗地。
“我他妈就是个混蛋！”我朝自己的脸颊狠狠地抽去，“我就不该认识雪松。”
雪松是我同届最好的哥们。大一时起，我们就如影随形，一同提水壶去锅炉房打水，一同四处收罗并阅读《三国志》《堂吉诃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名著。随着一件事的降临，我们的友谊在大一下学期戛然而止了。
那是劳动节的一天，朱红来学校找我。那天她穿着淡绿色的碎花裙，嘴巴涂了夸张的唇彩。
“我想看牡丹，”她一边呲着嘴，一边撩拨我的长发。
那时的我，正是叛逆时节。我的叛逆好像比同龄人晚了一大截。我中学时全然一副乖孩子模样，也就是大人口里常说的别人家的孩子。然而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我却像高速的列车突然熄了火。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4
坦诚地说，我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和她自幼住在同一个乡镇，我们还同上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一个高中。然而，我和她之间似乎永远隔着一条很宽的河和几座高高的山。我知道问题在我。她一次次地努力接近我，我却将她推之门外。
我提议带上我的好哥们雪松。雪松自然满口答应。但是，那时的我没有注意到朱红眼里快速闪过的狐疑和恐慌。那种狐疑和恐慌像大漠里的龙卷风，霎时席卷而过，是那般稍纵即逝。
我们仨漫步在牡丹花海。朱红将一朵红艳艳的牡丹别在我发梢，她笑得很灿烂。雪松用快门迅速捕捉到了难忘的一瞬。那张照片后来摆在我的案头一年有余。我被它折磨得魂不守舍，日夜颠倒，常常要靠半粒乃至一整粒海乐神才能勉强昏睡。
“我他妈就是个混蛋！”我朝自己的脸又狠狠地抽去。一想起自己将心爱的姑娘拱手让人，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朱红拦住我的手，我看到她眼底正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她的喉咙来回震荡出一种怪异的声音。
“我也有错。”她说。
头顶的光渐渐暗去。灰色的云层剧烈翻滚着，像海浪吞噬着天空。夕阳隐没在后山，天边只留下一抹绯红。
“累了就休息吧。”我将她送到房门口，推开门对她说。
“明天见。”她轻轻道出三个字，仿佛耗尽了周身所有的气力。她那疲惫至极的眼睛，似乎一闭上就再也不能睁开。
我心里泛出一阵酸涩，旋即关上门，逃离了。
第二天午后，我在S形步道尽头的紫藤树下又看到她。她换了一件比紫藤花更抢眼的紫色上衣，混搭了一件极为宽松的牛仔裤裙。
“没去食堂？”我问她。
食堂见不到她的人影，我还真有些着急。
“一点儿胃口也没有，”她蹙着眉，嘴巴微微翘起。
当她侧身整理发梢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头发——依旧又粗又密，虽然白发多于青丝，甚至比我的白发还多，但是衬着她那张岁月静好的面孔，竟无半点违和感。
我和她谈起护理院的日常。清晨，护工们的脚步声在各个房间回荡，测血压，量体温，然后把数字记录在固定格式的卡册上。老人们相继洗脸、刷牙、找鞋子、上厕所、吃饭、打盹……每件事一天天重复上演，一样都不能少。隔壁床是一个叫大力的人。大力常常看着护工转动摇柄将床头抬高，拿便盆唤他屙屎拉尿。他绷紧了满是松弛的脸，闭上昏花的老眼。
记得去年大力头脑还清楚的时候，曾对我说过：“来这里太他妈没尊严了，我他妈一天都不想活了……”短短几句话里几十个他妈的。我被逗乐了，下意识觉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老头。后来，他可能发现了我不是一个喜欢和别人嚼舌头的人，终于放下戒备，对我讲起他的过往。
5
“想不想听听大力老头的故事？”望着陷入沉寂的朱红，我开口道。
她不说话。
我继续讲道：大力来护理院之前，是县某国企的高层领导，每天人群簇拥着，好像整个世界都在自己的拳头之中。一位年轻的下属曾对他言听计从，任何公开和私底下都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吹捧，比伺候自己的亲爹还上心百倍。年轻人取得大力领导的信任后，借着给他女儿阿琳辅导功课的契机让对方完全沉迷于他。在一个恰当的时候，他借阿琳之口捅破了那张窗户纸。他赌赢了，大力领导点头了他和阿琳的人生大事。其后五年，这位年轻的下属连跳三级，并在第六年被岳父大人的竞争对手挖走了。再两年，年轻人逼阿琳离婚，大力得知消息后当场昏过去了。等他醒来，已是两个月之后的事情了。他躺在护理院，除了孤苦的女儿偶尔来一趟，再无人问津。
“可怜的老头。”朱红回转头对我感慨道。
“你怎么看那个年轻人？”我故意问她，心里却盘算着下面的话。
“见风使舵，忘恩负义，”她愤愤地说，“一个十足的无赖。”
“有人比他还烂，比他十倍的忘恩负义。”我说。
朱红不再说什么。她将几分钟前刚脱去的紫色上衣重新穿上，她的脸上现出青一块白一块的怪样。
我在她旁边的石板上坐下。阳光从紫藤叶的缝隙里斜射过来，我望着裸露的天空出神。
“你离开学校去哪了？”朱红终于开了口。
“我回了一趟向阳镇，”我端详着近处一片泛黄的紫藤叶子，说，“我连夜挖走父亲埋在西屋米缸下面的一个瓦坛子，里面只有十几枚袁大头。”
袁大头是姑奶奶离世前遗留下来的。村里一度传言我几个叔父和姑姑都分得二十几个袁大头。虽然姑奶奶吃住在我家，但父亲作为娘家侄里的老大，倒是很能一碗水端平。如果不是我混账地撬开坛子，没人知道父亲的为人了。如今，只有我发现了父亲的秘密。
那时我的父亲还健在，在铁路局做临时工，兼顾家里新分的一亩三分地和一家老小的照应问题。那晚，我将十几个袁大头悄悄揣在上衣靠里的口袋里，把挖开的地方填平，再挪回米缸。我上路了，没有和父母打一声招呼，没有谈辍学的事，也没有说我要去哪里。
我连夜赶赴县城。因担心碰到熟人，快到县城的时候我临时改了计划，折返去了邻县。我在邻县的一家公家澡堂子里给人洗脚、搓背两年之久。老实说，那七百多个日日夜夜真不是人干的。澡堂子新改革，被一个私人老板给承包了。就在我给人洗脚、搓背洗到反胃的时候，突然澡堂子引入一批年轻的小姐姐，再没人点我的钟了。我给顺理成章地优化掉了。
后来，我一路颠簸去了深城。那是一家新成立的私营印染厂，不需要介绍信和关系证明，于是我阴差阳错地进去了。我苦学印染技术，从烧毛、退浆到煮练，漂白、丝光到纺纱，再从加工、染色到印花。等我戴上厂里技术大拿的大红花，已是八年后的事情了。八年来，我没有托人给家里送过一次口信，对家里当年的变故也一无所知。我的世界像一条简单的固定轨道，超出集体宿舍和工厂大门外的则是一片空白。
我忽而默然地坐在那里，脑海里似乎有一座大厦在轰然倒塌。耳鸣声一直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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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还是老样子，下不了床，连翻个身都要护工折腾老半天。他的嘴巴永远含着一口痰，像只老猫呼噜来呼噜去的。清明后的几天，雨水还是浠沥沥的，房间里混杂了尿骚和臭袜子的怪味。我想出去透透气。一开门，看见廊下正发呆的朱红。
“去喝一杯吧。”她先开了口。
我不讨厌柠檬水，况且我对她的过去还颇为好奇，总想一探究竟。
“好——”我说。
朱红挽起我的胳膊。我立马注意到她的手，那是一双洁白、细腻，毫无褶皱，完全有别于我的手。
玻璃房里没有人。我自取了半个柠檬，往杯子里挤了两下，其余都放入另一个杯子。我加满水，取一杯给她。
朱红端起杯子，颇为满意地啜了两小口。
“还是我喜欢的酸度。”她说。
我看她情绪不错，就寻思着自己今天可以当一个好的倾听者了。没想到，果然很快应验了。
据朱红回忆，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了省城某报社。每天四处采风，晚上回单位赶稿子，有时改文章改到怀疑人生。她说工作忙有忙的好处，半夜倒头就睡，再也不用和失眠作斗争。然而工作第七年，因为受不了新上任总编的二公子的骚扰，她一冲动提交了辞呈。那可是报社历史上的第一封辞职信。朱红很能顾全大局，对骚扰事宜一字未提，她用清新风的字体写了一行字：“累了。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她乘绿皮车一路向南，在岳阳、长沙、株洲、衡阳、韶关、广州一带飘来飘去。她一直保留着一个习惯，每年九月九日都回向阳镇一趟。
我的心忽地一震。向阳镇？向阳镇于我早已模糊得只剩下轮廓了。
“为什么那一天都要回向阳镇？”我看着她直挺的鼻子，又望向她深陷的眼窝。
“你那天离开的学校，”她直勾勾看着我，说，“我想再次见到你。”
我的手掌不由得伸向前去，在空中停留片刻，最终与她的手背重合在一起。
“你没有孩子？”我感觉呼吸都要停止了。
“没有。”
“从没遇见你的Mr. Right?”气氛稍稍有些紧张，我忽然想调侃一下。
她盯着我的眼睛，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我的Mr. Right就在眼前。”
我们相互依偎，一起望向屋外的天空。我的心情一如那玻璃天窗上跳动的小水珠，欢快极了。
紫藤花凋谢的一天傍晚，我们沿着S形小路一前一后地走着。南风吹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泥土和青草的气息。
7
“哎，大作家——”我喘着粗气，示意她走慢些。
我先前的脑梗恢复得还不彻底，右腿稍微走快了就会觉得吃力。
我告诉朱红护理院张院长对她的尊敬和钦佩。接着，我一本正经地请教她成为作家的秘密。
“嗨——”她乐呵了，“我算哪门子作家，我出版的书送人的比买的人还多。”
我不再说什么，把地上的一块煤渣当球一样地往前踢滚。
“你有孩子吗？”她忽然回头问我。
“有，有两个。“我说。
我向朱红揭开了那尘封的记忆。我在深城印染厂的第九年，因为一次无意得罪了厂长。一个周末的晚班，我负责的布匹压印线某工段因为温度超控出现大量废品，给公司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赔偿金几乎掏空了我所有的积蓄。我离开公司的那天，厂长在厂门口现出诡异的笑。不难想象那是一次被设计好的陷阱。我感到很难过。
我最失魂落魄的二十四小时，是在车站里度过的。旁边一个扛铺盖卷的人对另一个光着膀子的说要去广城，去广城讨个媳妇回去。光膀子的问，没有钱也能讨回去么？扛铺盖卷的那个答，他们村几个老光棍都讨到了不要钱的老婆。猛然间，我想起母亲，想起母亲说过的话。我需要寻一个媳妇回去交代。于是，我跟着那个扛铺盖卷的和光着膀子的一起到了广城。
在广城某地下市场，我交了一笔数额不大的认亲费给一个自称女孩父亲的人。他很守信用，领我去他家，将女孩交给我。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一个矮小，瘦弱的女子，她鼻子上有个痦子，穿着半高跟鞋子。她不看我，也不说话。我觉得很奇怪。没有了回去的盘缠，我只好徒步前行。那女子膏药似的贴着我，什么风餐露宿，饥一顿饱一顿的，全不在话下。她唯一让我恼火的是干什么都不说话，你吵她吼她，她不说话，甚至和她做爱也是不哼不啊。我一度疑心她是哑巴。
8
回到向阳镇，我发现父亲早不在了。
我很奇怪我没有眼泪。我的母亲老态龙钟，她摸着我的脑袋不住地哭。我讨来的媳妇也咿呀咿呀地跟着我母亲哭。我看得出她的身体前后震颤得厉害。
后来，她先后给我们李家生了两个闺女，一个儿子，我给儿子取名守义。母亲信守承诺，从堂屋木柜子的下夹层扒出一个铁盒子，里面是一捆纸币。我数了再数，整整三万块。从此，我就是村里的第一个万元户了。我去县城吃喝嫖赌，挥金如土，没几年便把家里洗劫一空了。有一天，我那哑巴媳妇带着俩闺女走了，听说特意留了一张纸条给守义。但是，无论我怎么严刑逼供，我那倔强的儿子就是不说。不知硬着头皮挨过了多少年，我们李家竟忽然交上好运，守义考上了国立汉武大学。在我苦撑到第四年的时候，他突然决定去米国做人才交换。守义去米国的那天，我突发脑溢血。等我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护理院的病床上。
朱红一声尖叫，差点倒下去。我勉强跟上两步，扶她在紫藤下坐好。紫藤花落了一地。我们相互拥抱，不住地叹息。她缓过来之后，从口袋摸出一个洁净的手帕，给我擦干了嘴角悬空的口水。
“你的往事可以写一部小说了。”她泪眼婆娑地望着我，“小说的题目就叫滴答滴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