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全世界惟有中国人骂起人来是有条有理、合逻辑的。英国人不信地狱之存在也还咒人‘下地狱’，又如他们最毒的一个字是‘血淋淋的’，骂人‘血淋淋的驴子’，除了说人傻，也没有多大意义，不过取其音调激楚，聊以出气罢了。中国人却说：‘你敢骂我？你不认识你爸爸？’暗示他与对方母亲有过交情，这便给予他精神上的满足。”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那么，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有意义没有，反正是活着的。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

鲁迅先生对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剖析和鞭笞之深刻有力，呐喊之振聋发聩，古往今来无出其右者。不要误会，上引两段话都不是大先生的手笔，而是出自张爱玲，前一段出自《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后一段出自《中国人的宗教》。张爱玲向来被视为鸳鸯蝴蝶派，纸醉金迷缺乏对现实社会的体察和对国人的关怀。当然读过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就会明白这是无稽之谈。

这次读张爱玲，忽然对她与鲁迅之间的关系很感兴趣。但我是不看“文学研究”文章的，也不喜欢学院派的东西，所以只能就我经过看过的文本所及，谈一点想法。

早在1945年，《炎樱衣谱》中张爱玲就提到过鲁迅：

鲁迅有一次对女学生演说，也提到过“诸君的红色围巾”。

张爱玲其实引用有误。这句话大概出自鲁迅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所讲的《娜拉走后怎样》中所说的娜拉“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有意思的是，其实张爱玲本人就是一个出走的娜拉，鲁迅说娜拉需要钱：“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张爱玲就直言，她爱钱。

在非常有意思的市民文化散文《谈吃与画饼充饥》中，张爱玲又提到了鲁迅的译文：

几年后我看鲁迅译的果戈里的《死魂灵》，书中大量收购已死农级名额的骗子，走遍旧俄，到处受士绅招待，吃当地特产的各种鱼馅包子。我看了直踢自己。鲁迅译的一篇一九二六年的短篇小说《包子》，写俄国革命后一个破落户小姐在宴会中一面卖弄风情说着应酬话，一面猛吃包子。近年来到苏联去的游客，吃的都是例有的香肠鱼子酱等，正餐似也没有什么特色。苏俄样样缺货，人到处奔走“觅食”排队，不见得有这闲心去做这些费工夫的面食了。

果戈里的《死魂灵》是我认为最好的俄国小说。纳博科夫的《俄国文学讲稿》也对它推崇备至。但是《包子》应当是张爱玲又搞错了，其实是鲁迅翻译的《贵家妇女》，而且鲁迅其实译文写的是“肉馒头”，而不是“包子”。据我所知，绍兴话里，是没有“包子”这种东西的。鲁迅写的人血馒头，其实是北方人的包子。

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张爱玲其实不仅读鲁迅的演讲稿，还读鲁迅的译文，那么自然，张爱玲不可能不读鲁迅的小说。《关于笑声泪痕》中有这样一段：

有人冒名出书，仿佛值得自矜，总是你的名字有号召力……被剥削了还这样自慰，近于阿Q心理。

《四十而不惑》中则提到鲁迅的《祝福》：

我从前看鲁迅的小说《祝福》，就一直不大懂为什么叫“祝福”。祭祖不能让寡妇祥林嫂上前帮忙—晦气。这不过是负面的影响。

当然，鲁迅的学术作品张爱玲不可能不读。在《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张爱玲写到：

刘半农竟轻信清华书局版徐廑父序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记传闻，以为《海上花》是借债不遂，写了骂赵朴斋的。

说起《海上花列传》，倒是为鲁迅叫屈。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把晚清的狭邪小说分为“溢美”、“近真”、“溢恶”三种，且认为《海上花列传》“平淡而近自然，较近于写实”。张爱玲写《忆胡适之》引用了胡适给她的信，说《海上花列传》平淡而自然，但没有注明这其实是鲁迅的评语，以至于现在很多人认为这是胡适的评语。

可见，张爱玲对鲁迅的杂文、译文、小说、著作都有涉猎，但是她没有写过任何正面评价鲁迅的文字，全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捎带出来。可是我认为，正是这种看似不经意间的“捎带出来”，更可以说明张爱玲对鲁迅的熟悉，差不多可以“信手拈来”。

关于张爱玲对鲁迅的正面评价，我所看过的只有两则：

一是胡兰成在《山河岁月》中所说：

爱玲也说鲁迅的小说与《三闲集》好，他的滑稽正是中国人的壮阔活泼喜乐，比起幽默讽刺，他是厚意，能调笑。他常把自己装成呆头呆脑，这可爱即在于他的跌宕自喜，很刁。而他却又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极正大的。

这个评价应当是出自张爱玲，是对鲁迅非常深刻、正面的评价。

二是台湾作家水晶在《蝉——夜访张爱玲》中所说：

谈到鲁迅，她觉得他很能够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之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

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是1971年，张爱玲旅居美国，46岁。这些话表明，此时的张爱玲，已经差不多在精神上可以和鲁迅一路同行了。其实在1944年写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一文中，张爱玲开篇就已经非常接近鲁迅精神了：

多数的年轻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我们不幸生活于中国之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当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

在不断阅读张爱玲文本的过程中会发现，虽然她屡次提及喜欢张恨水，但是也明确表示，张的作品格调并不高——只是她是惯喜欢做小市民的，也热爱小市民的俗气，所以欣然任自己喜欢。但是她对鲁迅，却明显表示出极大的欣赏和肯定——事实上，除了《忆胡适之》中的胡适之，张爱玲几乎只对鲁迅一个人表示了这么大的欣赏。而且她对于胡适，其实是作为文化旗手的敬仰，但对于鲁迅，我认为是对于顶级作家的欣赏。

张爱玲和鲁迅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的小说都只写小人物。张爱玲唯一写的大人物也许是张学良，但写的实在坏。她写得好的，无一例外是小人物、小故事，不写战争，只写时代：在大时代下被迫害、破坏的小人物。而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有力地写了小人物小说的，就是鲁迅，是他的《狂人日记》。他们小说共同的特点是更注重“人生安稳的一面”，以这安稳的一面为底子，去勾勒时代飞扬的一面。不同的是，鲁迅是战士，是在黑暗的铁屋子里剖析人的全部劣质的精神元素；而张爱玲只是在纷乱的时代背景下，挖掘个人的情感世界，描写乱世男女孤注一掷的爱情和无处安放的欲望。

而在散文或杂文上，他们都对“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和行为特征做了细致、深刻、精准地剖析，如手术刀一般。举一个例子，张爱玲的《造人》说“生孩子的可以生了又生。他们把小孩看做有趣的小傻子…凭空制造了一个人，然后半饥半饱半明半昧地养大他…”，鲁迅的《热风·随感录二十五》说“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这像不像镜子的两面？

由此推论，张爱玲和鲁迅对“人”的悲剧还有一个共同的认知：他们都认为“人”（那时代的中国人）的悲剧，不能完全归咎于环境，而有相当的自身的责任。不论是《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还是《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娇蕊，张爱玲笔下的悲惨女性，无一例外都有极高的“自甘堕落”和“自戕”的成分，这一点张爱玲自己说得很清楚，她认为把女性的悲剧全部归咎于坏境的迫害是不公平的，女性自己就有迫害自己的欲望和事实。差别仅在与，对于鲁迅而言，他写的是全部的中国人的愚昧和劣根性，张爱玲则专门选取女人的悲剧和愚昧。

这种相似性，我认为究其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张爱玲和鲁迅应该都更赞扬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这是“五四”以来的文学精神传统，他们有相同的文学传统来源；第二是张爱玲和鲁迅一样，都是孤独的。鲁迅说：孤独者最强大。因为孤独，所以他们所写的小说和散文都具有极强的永恒性：任何随着时代转动的人，是不可能写得出永恒的作品的。他们“不争朝夕，只争万年”。

这就是为什么鲁迅的书常读常新，他所批判的，仿佛就是今天一样。读张爱玲的散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不信，我们最后引用一段她的文字做结尾：

有个外国姑娘，到中国来了两年，故宫、长城、东方蒙特卡罗、东方威尼斯，都是没瞻仰过，对于中国新文艺新电影似乎也缺乏兴趣，然而她特别赏识中国小孩，说“真美呀，尤其是在冬天，棉袄、棉裤、棉袍、罩袍，一个个穿得矮而肥，蹒跚地走来走去。东方人的眼睛本就生得好，孩子的小黄脸上尤其显出那一双神奇的吊梢眼的神奇。真想带一个回欧洲去！”

思想严肃的同胞们觉得她将我国未来的主人翁当作玩具看待，言语中显然有辱华性质，很有向大使馆提出抗议的必要。要说俏皮话的，又可以打个哈哈，说她如果要带个有中国血的小孩回去，却也不难。

跟我们今天的舆论场像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