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抚顺又降温了。
早上骑着自行车行进在尘土、塑料袋飞扬的街道，有一片白色的手纸皱皱巴巴的飘着，像是断了线的风筝。
这个季节的穿衣是很混乱的。比如我还穿着棉袄，有的爱美女士已经穿上了短裙丝袜。看得出她应该挺冷的，但是这个时候女性好像都比男性更禁冻。
穿衣的差距让我想起了余华的一本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这本书是余华先生首部杂文集，书中信息量挺大的，我只谈谈自己感兴趣的。
首先我把它定义成一本高级书荐类读物，余华在书中提到了很多我喜欢的作家，如：斯特林堡、茨威格等。里面也提到了很多书，都是非常值得阅读的。
但这些不是重点。
近期正在计划出国旅游，一方面是因为放假了，另一方面是因为想出去走走。余华的这本书我忘了第一次阅读是什么时候，再次翻开我发现了一个细节。
在《给塞缪尔·费舍尔讲故事》一文中，余华先生用黑白和彩色照片的隐喻把两代人聚在了巴德伊舍的河边，两个人像老朋友一样对话。我从来没梦到过托尔斯泰、维克多·雨果，更别提坐在一起聊天了。
我想这也是我和余华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的很好体现。
余先生作为中国知名作家，以嘉宾的身份被各国文学交流组织邀请可以说走遍了世界。与普通的中国游客不同，余先生的行程基本上都与当地的文化、艺术相关。他在耶路撒冷国际作家节的欢迎晚宴上和美国作家罗素·班克斯、保罗·奥斯特聊天。
他参观博物馆、到极端正教派犹太人居住区感受民风，他在日本带着川端康成小说的美好回忆游京都、镰仓，并去了川端康成家族的墓地。余先生想着《古都》里所描绘过的大牌坊，站在其侧看着京都喧嚣的夜生活。那状态真是让我羡慕极了。
在这里我想谈两个问题
首先关于逝去的我喜欢的作家，我从来没考虑过到那个陌生的国家或城市去拜访其墓地。其一是因为受惯性思维影响，好像出门旅游就应该去一些所谓的网红地打卡拍照以作留念。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没有把他当作朋友。
细细想来这样是不对的。
我尊敬的作家有很多，他们分布在世界的各个坐标上，或繁华或孤寂。记得读普鲁斯特的作品时，那感觉仿佛是老父亲在给我讲故事，轻声细语娓娓道来。读塞万提斯作品时，那更像是一个大哥哥在逗我捧腹大笑。而读到乔治·奥威尔时我把他当作了祖父般的严厉和幽默。也许他们都成了我的家人，而不是朋友。对待家人，我们往往冷漠的忽视着，理所当然。而对待朋友，我们也许还有点客气和礼节需要注意。
反观余华先生，在他对各个作家的态度中，我感受到的彼此关系是朋友，至多是老师。
另外，我想余华先生一定早已参观过了巴黎圣母院。回想维克多·雨果先生描绘的广场、壁画、浮雕，当时是多么的令我神往。关于圣婴公墓的神秘，让我几个夜晚辗转反侧的场景历历在目，但这都是我的想象，可以说是幻觉。圣母院彩绘壁画的斑驳、广场塑像的厚重感、身临其境的与波澜壮阔的历史神交对话都是不存在的。
我突然意识到，和余华先生的巨大差距并不一定是自己书读的少，而是去过了太少的地方。圣母院的失火更是加剧了我的危机感，我担心终有那么一天，也许建筑还在，我的记忆却不在了。
看了一下我即将前往的城市，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关注的地方。那就把这次旅行当成一个开始，也算为我的精神生活书写的一篇序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