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拉开窗帘，一片银白的世界，什么时候下雪了。几片雪花贴在窗玻璃上，记忆中与雪有关的片段就沿着那晶莹剔透的六瓣花的纹路次第绽放。

八十年初的东北农村，冬天特别冷，雪也下得大，下得勤。记得那时我家有个半导体收音机，广播里天气预报说受贝加尔湖冷空气影响晚上将有大到暴雪，伴有大风降温。第二天早上醒来，父亲吃力地推开房门，雪足有一尺厚，风雪淹没了通往村西小学的那条路。

父亲拿着铁锹，走在前面，边走边用铁锹把雪向两边戳开，（我们穿的母亲做的布底棉鞋最怕湿，湿了不及时晾就会烂）我和弟弟透过着围巾和帽子的狭小缝隙看着父亲开出的路，一步一步往前走，不一会，睫毛上就结了一层霜花。我们就这样一路咯吱咯吱地踏醒了乡村的雪梦。路两旁的大杨树上不时有喜鹊喳喳的叫着，然后扑棱一下飞到对面的树上……不觉中就到了学校。那个时候我以为父亲的脊背能一直那么坚实挺拔，一直能在风雪中开启我们前进的路。

我的初中在离家八里远的乡里。初一那年的冬天，有一天下起了冒烟雪，真正的鹅毛大雪，不是雪花，而是雪片，夹杂着西北风，让人睁不开眼睛，母亲心疼我说，雪这么大，就别去上学了，一天也不能落下。我却坚持要去。一路上也没遇见几个人，只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喘息，鞋子里灌进了雪，化成了水，然后就袜子结了霜和鞋连在一起，内衣被汗湿透，凉凉地贴在背上。八里路我连走带跑半个小时就到了。当我喘着粗气坐下来，才发现教室里根本没有几个人，三十多人的座位空了一大半。上课了，老师说今天缺席太多不讲新课了，自己做点习题吧。那一刻，我觉得生着火炉教室里那么冷。后来我当了老师，对于恶劣天气里坚持上学的孩子多了很多怜惜，我会用饱满的精力给他们上一天新课，讲他们一直期盼的故事，带着他们堆大大的雪人……奖励他们也似乎在补偿当年的自己。

前些年，我们城市街道冬季扫雪的任务是下到各个单位的，上学的时候还好，雪一停，高年级的师生们就到空教室拿了工具，站好队，“浩浩荡荡”出发了，最多两个小时左右再大的雪也能搞定。可是放假了扫雪就成了难题，那时候师生家里都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但市领导却要求以雪为令，雪停必扫（能被车轮带走的小雪当然不用扫）。我们能做的只有在黑板最醒目的位置写上：头一天晚上下雪，如停，第二天八点必到；当天下雪，上午如停，下午一点必到，下午停次日八点到。然后在前面画N个重点号，言外之意哪怕不写寒假作业也要参加扫雪。那些年的寒假，我们这些班主任哪也不敢去，就怕下雪，天气预报更是每晚必看。可气的是有时候雪很不地道，你根本判断不出来它停没停，稀稀拉拉，一会下，一会不下，并且是从天上下的，还是被风吹起来的也不好分辨。但值得欣慰的是每次大雪初停孩子们都能如数参加。我们学校地处城乡结合部，孩子们多数是农村的，没那么娇惯，扫个雪就当成锻炼了，小菜一碟。有一次，扫完雪，整队要返回的路上，我看见班级的排里竟然有一位家长，一问才知道是张思宇的爸爸，因为孩子感冒了，所以家长替他来的，家长一再说孩子非要来，但是发烧很厉害。

开学第一天按照学校的要求对假期扫雪的情况进行总结，“学校表扬咱们班了，说咱们扫得快，扫得干净，感谢同学们对老师工作的支持。”我率先鼓起掌来。这时候，孩子们的目光投向了教室门口，原来迟到张思宇正站在那，脸蛋冻得通红，胸前却抱着用塑料袋套了好几层的盆花，隐隐地露出一抹绿色。

“老师，我假期生病了，没去扫雪，您可以罚我值日（学校规定对于没参加扫雪的同学班主任自行处理，但前提是自己班级的任务要按时保质完成）但您别生气，我知道您喜欢花，这是我从姥姥家带来的马蹄莲，马上要开花了……”

我当时真的很感动，为了那个11岁孩子细腻的心思和勇于担当。

那届学生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就像成熟的蒲公英散落在天南地北。我也因为身体原因好几年不当班主任了，但那盆马蹄莲却一直伴随着我，几次搬家都没丢下它，换了几次土，越长越茂盛，花期也从不失约。

弟弟大学毕业去了离家几千里外的杭州，我也在离家100多公里的小城里安了家，我们的城市再没有下过那么大的雪，弟弟说他那的雪落地就化了却每次都让他想起了童年。我也常常在城市的冰糖葫芦里反刍儿时的味道。

不知什么时候雪停了，太阳微红的脸正从云层里透出来。窗台上那盆马蹄莲开得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