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们度过了激情四射且精彩万分的水星周日，从记忆的路径回溯人类社会构建历程的早期，那个稚嫩、躁动不安而同样涵有着热情洋溢与冷若冰霜的时代。从碑石和文字、圣典与神话中，记忆的元素和构成浮现其中。它们构成了当今民族的脊梁、民族的骨架，更内化成了民族的精神。作为C&B以心理学为背景的拓展研究，我们很愿意将对人类文化历史记忆的研究成果转化到个人的心理与人生层面上。事实上，这样做也是有意义的——集体的记忆由个体的记忆构成。个体在集体中才拥有了个人的记忆，集体也在个人记忆的趋向中形成了自己的特征。

经历：从个体化到去中心化

纵观人类各文明的历史，尤其是可以作为典范的西方历史，可以清晰的梳理出一个文化自我意识转变的脉络，即：这一文主体在初创之时，需要确定自己的文化拥有特性，并且与其他文化形成区别。这一时期文化主体的任务是进行自我整合，从人类文化共性中分化出来，也就是个体化的过程；个体化完成后，进入的下一个阶段是形成属于文化主体自己的核心文化，上升至核心精神并向整个集体（甚至集体之外）发散，以从宣传、宣扬、建议、要求直至命令的不同级别的方式使集体中的个体以不同程度的遵从这一核心，这样的文化核心可以称为卡农（这里的卡农更偏向升级后的适用于民族国家时代的卡农，与人类文化早期的卡农有区别），对外则直接与其他文化主体以各种方式进行直接的文化竞争，这时的文化主体正处于中心化的时代；最后，文化主体完成了中心化，对外拥有了足够强大的竞争力可以确保不被同化，内部则开始放开卡农对个体绝对控制从要求和命令中解放。卡农成为文化背景、隐形的核心而存在于文化主体深处，外延则交给了由该文化主体之下的无数个体在接合性的规范下充分发挥自我意识的延展，文化主体最终完成去中心化。

文化在中心化的过程中，文化主体的主导者对内会制造卡农支配集体思想，对外则会试图将卡农继续向外扩展推崇，并且不可避免的与其他文化主体对抗——通过经济、艺术、科技、政治对抗直至战争。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强调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西方文明经历了这一套完整的历程：文艺复兴时期整合的个体化，理性主义时期的民族意识觉醒、殖民、革命和战争为主旋律的中心化和浪漫主义与后现代的去中心化。文化则是一个“不那么典型”的文化主体。中华文化长期处于一种压抑级的未分化状态，近代的个体化却直接裹挟着理性主义的民族独立与意识形态进行，时刻面临严重的集体生存焦虑与外部竞争，几乎无法按照正常的文化演进来进行，造成个体化和中心化几乎是并行进行的局面。这样的并行造成了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基于尽快稳定和结束动荡，同时解决生存焦虑的需要，又在中心化尚未结束的同时（甚至是尚未做到拥有对其他文化强大竞争力的时候）开启了去中心化，中华文化的演化经历似乎一直处于不稳定和急切之中，给集体中的个人造成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最明显的表现便是传统型，现代型和后现代型家庭的并存，这样的时间压缩倒确实为社会与个体心理学演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理想的试验场所，不过对于在体系中生活的中国人来说，成为了实实在在的麻烦。

这一个文化主体的“心理学”演进同样适用于个体。主体需要一个对自我个体的分化与整合人格的独立、主体感的形成，从自体客体中的充分分化，客体关系的个体化发展，这是个体的“个体化”进程，事实上，对于个体的中国人来说，这一个体化的进程直至今日还未结束。甚至可以语言，基于长期的宣扬不分化的传统文化的背景作用，这一进程还将长期存在并持续下去。中心化则是主体自我实现的过程，和文化主体的中心化一样，个人原则、行动准则、对其他个体的进犯，主体竞争将成为不可避免的元素。当下中国人已经开始了这一进程，并且日渐充分，不过同样由于个体化的未完成，中心化造成的冲突和无序似乎也大大超出了正常范畴，日渐增多的对规则的不信任和破坏造成的现象级事件正是这一冲突的典型体现；在这时，我们欣慰的目光抛向了年轻一代，因为他们将担起完成去中心化的重任。称为重任，是因为他们在完成去中心化的同时还要兼顾与尚未彻底完成的个体化主体和尚未告别中心化的主体的链接与合作。这是需要何等高超的处理艺术、高度的共情能力和高深的知识水平，以及高于当前人类平均值的总体意识水平！不过，我们也大可以对他们投以信任和支持，这将是一个新的变革。

物理带宽——文化记忆的全元素结构

抽象不是记忆，是历史研究。记忆，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记忆，无论它在思维或者情感上被赋予多么不可代替和重要的位置，最终都要到具象的事物之上。或者说，这些记忆的符号，才是最重要和不可代替的，是记忆的物理基础。

理性主义时代用主义和运动代替了仪式与符号的记忆，然而抽象的主义和运动如同抽象性的电子流一样瞬息万变，当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厌倦了这样的缥缈多变，实在的记忆元素和获得时间加持的古老意识重新成为了主体意义与行动的依托。

回到个体，我们有哪些可以成为我们支持自我存在的历程，和支撑我们走向未来的元素呢。物质的记忆元素与时间的仪式，编织成记忆的经度和纬度，为个体制造记忆的坐标系，一个一个仪式的时间刻度与记忆元素的位置刻度，让容易变得浑浊不清的过去变得清晰，让主体自己的过去变得清晰——儿时无法释手的玩具、学生时代最难忘的书、毕业照与青春纪念册、父亲的怀表、爱人的信物；每年度过的生日、节日、毕业典礼、偶像的演唱会、泰斗的演讲，婚礼。每一个个体历史长河中的关键点连接出了航线，航程越过主体人生航船的当前位置，指向前方，浑浊的河流也似乎有了导航。

贵族精神——文化是世俗生活的对抗性力量

世俗生活总是在各个方向上将我们变得迷茫与浑浊，失去色彩，这是一个跨越了时代的难题。色彩需要与生活得污浊隔离，却离不开生活的营养，这样的矛盾是在人类文化记忆中的存在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贵族”一词长期与“剥削者”“吸血鬼”为伍。也许可以算作人类文化童年的创伤，也可以当做是青春期的叛逆，俱往矣。当历史的车轮行走至后工业时代，这一矛盾似乎早已有了统一的契机。似乎是时候，我们可以期盼新的“精神贵族”时代的到来。

上能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达则兼济天下，贫也不独善其身；可豪放、可婉约，可思考、可浪漫；可在富足时处怡然享受，可在贫苦时地艰苦奋斗，但初心不改。可学习一切文化精英的思想精华，也可对劳苦大众施以同情和帮助；愿遵循古老的节日与仪式，也愿学习新生的一切；关注历史的演绎，也关注当下的现实。一丝不苟的工作，放飞自我的假期。注重结果，更享受过程。生活中如医生般慈爱，战斗时如战士般坚毅。只要愿意，可以毫无难度的融入人群，也可以很容易的在人群中被一眼认出。还可以从那思维与浪漫的结合体中迸发出无数来形容，来形容这一种贵族精神。和血统无关，他是智慧的子嗣。

卡农式的父亲

个体需要卡农式的父亲，如果反推回去，集体需要一个父亲般的卡农。父亲是威严、遵循、经典、力量、方向，集体有了卡农，才有资格成为独立的民族，个体有了父亲，才有可能成为个体的人。卡农式的父亲一定是框架，是包容孩子的躁动与攻击，将孩子原始人四处散逸的能量聚合塑造，让他在这个小框架里的游戏，为他在未来的大框架里所需要的的一切，做着快乐的模拟实验。这将会是一个由生理父亲，向社会父亲的接力。

在这个规则被怀疑和被抛弃的时代，恰恰也是父性被抛弃的时代，集体需要父亲的卡农，个体，同样也需要卡农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