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前一天。中午领福利：四块月饼、四个梨、三个苹果、一瓶啤酒。下午提前收工，放当地小工回家过节。回到厨房，伍洁的姐姐告诉我晚上出去吃饭，让我换身干净衣服。我用冷水和香皂洗了头，但头发还是发涩，结成缕。后来在KTV洗手间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样子，觉得有些陌生。

饭桌上有老二、伍洁、虫虫、伍洁的姐姐、欢欢、江江、长毛、浩浩、一个没见过的小伙子，还有老宋，他是中场赶到的。在工地上干活儿的人大都身形精练，只有老二和老二的堂弟浩浩两个人的肚子是往外挺着的。

老二站起来拆开一条天子牌香烟，往每个男的面前扔下一包。我把它装进口袋，打算回去贡献给江江。江江坐在我右边，又黑又糙、指关节粗大的手搭在素净的米黄色桌布上，突兀得仿佛被放错了地方，丑陋而惹人同情。我不免看了看自己的手。

饭后转场去KTV。我独自留在一楼大厅，乘酒兴打了几个电话。一个无人接听，一个关机，一个刚讲几句便要挂。我从耳朵上取下一支烟，用从饭桌上拿的火柴点上，深吸一口，缓缓吐出来，想起老大教我抽烟的那些日子。抽第二支时，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那个不认识的小伙子下来找我去包房。

伍洁的姐姐正在唱《一个人的精彩》。唱完，老二唱《酒干倘卖无》。伍洁的姐姐对着话筒说：“你只晓得唱这两首歌，不是《酒干倘卖无》，就是《铁窗泪》。”

沙发正中没人坐，我走近，看到地上有一滩呕吐物。伍洁的姐姐用手指了指欢欢。欢欢光着上半身，从沙发上站起来勾着我的脖子，凑在我耳边要我带他去洗手间。在洗手间“嗷——嗷——”地吐。

中秋节放假一天。

中秋节之外，只有雨天才放假。我经常查天气预报。有时候，预报中的雨越盼越近，临了却又改成了多云；也有时候，甜美地听着如约而至的雨沙沙地下了一夜，早晨出去一瞧，停了。伍洁的姐姐说，何必等下雨，觉得太累了就歇一天。她的建议让我一愣。的确，工地上虽然没有节假日，但请假是很方便的。我并非不知道。然而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请假，似乎在潜意识中，我认定何时放假该由别人（老板或不可抗力）说了算——其中隐约透露出的奴性让我不安。可即使将请假纳入备选项，我仍然没有给自己放过一次假。

有一项研究说，出租车司机在雨天容易拉到活儿，赚钱效率高，因此他们应该在雨天延长工作时间，在晴天则早收工；而在现实中，出租车司机无论晴雨，一旦完成自己设定的每日营收目标就收工，结果他们的工作时间反倒是雨天短晴天长。这项研究借此说明人常常是非理性的。然而，非理性不等于傻。根据晴雨不定的天气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这种灵活性要求出租车司机具备强大的意志力——它在寻常人身上是稀有的。工地上有个绰号叫传儿的抹灰师傅，因为和老婆吵架，便赌气不出工，结果一天接一天歇下来，一连歇了一个多月。我害怕的就是人的这种惯性。与其在自由造成的不确定中挣扎，不如在奴役带来的确定中安然——这种非理性倒有几分根植于人性的智慧呢。

上午，老二和伍洁来工地发钱。工钱是春节结算。工人平时（尤其在开学前后和中秋节）要用钱也可以要求预支。老二坐在厨房门口的半块泡沫砖上，用膝盖垫着一本收据在上面记账。伍洁数钱。一扎扎刚从印钞厂出来、火红崭新的百元钞票，带着喜庆和收获的意味。工人一个接一个来，拿钱，在收据本上签名，笑呵呵地走了。最多的一个要支八千，老二二话不说给了她。老二问我要不要零花钱，我说我还有。其实我钱包里的百元钞票只剩下最后一张了，但我觉得这样从他手里领现金别扭。

老二带着全家在工地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一起打麻将，似乎是想表达本色不改，与工人同乐的意思。牌局设在伍洁姐姐住的房间。我不想显得太不合群，去看了一眼。牌桌上是老二、伍洁的姐姐、长毛和传儿。围观的人足够另开一桌，可麻将只有一副。江江在隔壁自己的床上睡觉，大概是中午多喝了几口，衣服和鞋子都还穿在身上。虫虫坐在床上对着江江的便携式电视看动画片。

我们在工地的住处都是些临时凑合之地，而江江的房间则像一个永久定居点。桌凳齐全，是用捡回来的木方和竹胶板钉成的，还有电热锅、餐具，墙上钉着一根横木条，木条上钉的一排钉子分别挂了锅铲、抹布、筷子盒、牙具盒，筷子盒和牙具盒都是用饮料瓶剪开做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窗户。其他人住的房间，窗洞的位置钉上塑料布或胶合板封死，实际上没有窗户。这个房间的窗洞也用胶合板封上了，可是胶合板上又开了一个方洞，用合页装了一扇窗页，开合自如。我望着这个不足A4大小的迷你窗户暗自叹服，却发现自己并不羡慕。这一发现令我意外，也让我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自己。我欠缺这样的巧思，欠缺这样的兴致，但我真正欠缺的，或许是对生活的热情，无论是工地上的还是从前的生活。

不干活儿，白天变得格外漫长。我回到住处，打算把时间睡过去。昨天老二给我送来了一张褥子和一张被子。先前从商店买的被子，被面的质地像塑料一样，又僵硬又不吸汗，里面的棉花（如果真是棉花的话）移了位，把被子提起来对着窗户，可以看见大大小小透光的窟窿。而新被褥又柔软又暖和，让人觉得幸福。

老二把我叫醒，带我去市区。我是八月上旬出门旅行的，背包里只有夏装，我想趁空去买几件衣服。先买了一套丛林迷彩服。老二付的钱。我说：“这几不好意思，要你掏钱”。他说：“这是给你发的工作服。”不知为何，工地上几乎每人都有一身迷彩服，一双解放胶鞋。我的这件第一次穿就脱线，裂口从裤裆开始越撕越大，到傍晚收工的时候，内裤、大腿都露到了外面。补衣服花了两元钱。

经过自动取款机，我想取点钱出来。老二拦住我：“干什么？怎么像个哈巴？我手上有现金，到时候从你的工钱里扣就行了。”在一间美特斯邦威专卖店，我挑了一件打七折的棉衣和一件新上市的薄毛衣。老二——大概是为了可以“顺便”帮我买单——买了一条牛仔裤。至于从工钱中扣，我知道他是说说而已。

回来的路上，老二告诉我柳莹离婚了。我说，那你现在有机会了。他说，我对她已经没有什么想法，我是对柳莹这个名字还有感觉。

柳莹是我们的初中同班同学。老二从初中开始单恋她，直到如今仍对她念念不忘。不过，与其说是对一个人，不如说是对一段时光难以忘怀。我们困在时间这一有轨列车上向前狂奔，却又早已在某个中途站下车，永远地留在了那里。老二初中毕业之后就跟随父母到山西打工。从此，柳莹成了一个象征，象征他的青春时代那些美好而未能实现的可能，牵扯他一次次回望的目光。

起初，老二在山西混得并不好。他父亲是包工头，却常常接不到活儿。除了抹灰，老二还干过不少副业，比如从超市偷东西，从菜园偷菜……时间是酝酿大师，多年以后，他颇有兴致地谈起这些经历，固然视其为生活之艰辛，却也带着自得之意。

我上大一那年的寒假，有一天老大告诉我老二在山西出事了。我们四个兄弟一起去老二家里慰问。那时他家还住在租来的一个农家小院里。老大向老二的妈妈了解情况，我们其余三个人站在一旁，听他们说什么看守所，吞牙刷，便知道事情严重。老二的妈妈满脸愁容。老二三个妹妹中最小的一个蹲在地上默默择菜，不时朝我们望过来。后来我才渐渐把事情的大概凑齐：老二和他父亲购买和使用假币被抓，老二在看守所时吞下一把牙刷，使苦肉计，但警察不为所动，告诫他少来这一套，牙刷吞下去了再拉出来。

房地产行业繁荣起来之后，老二沾了光。2008年元旦，老二结婚。那时他还没有买小车，娶亲用的是花轿，意外地成为晚报上的一则图片新闻。他和伍洁是头一年春节期间相亲认识的。结婚时，伍洁已经怀孕。虫虫出生前几天，汶川发生大地震，所以老二在她的学名里塞了个“汶”字。2010年春节，老二用三十万元现金买下了他现在开的大众CC。在我们一伙老朋友当中，老二是第一个结婚、第一个生孩子、第一个买车的。也是在这几年，老二从他父亲手里接下了山西的抹灰事业。

老二像候鸟一样，每年元宵节一过便北上去山西，春节前又南下回老家过年。在山西，一年之中适合抹灰的时间从清明节前后开始，到入冬的第一场雪为止。雪后气温骤降，工地上的水被冻住，最后一批返乡的抹灰工也得动身了。而老二还要留在山西向老板们要账，一直留到除夕的情形也有过。春节，老二要去有影响力的抹灰师傅家里拜年，邀请他们年后继续跟他。这些年，包工头不仅不敢拖欠农民工工钱，在带他们出去之前还要预付一笔钱。而农民工拿了钱又不跟着去山西的事，老二也遇到过。不过总的来说，老二的事业是越做越大的。近两年，他每年从老家带出去的农民工都有100多人，而这只是他的嫡系部队。

每年春节我们聚到一起，老二总会津津有味地说起他见过的那些事业比他大、资产比他多、赚钱比他迅猛的人。他强调，其中不少是我们的同龄人，有富二代，也有白手起家的。老二如今完全不抽烟，几乎不喝酒——正如那些“真正的大老板”。虽然不再需要亲自上阵抹灰，但他每天都和工人一样早起，每天都去工地上巡视。

从最初以来，老二一直在山西吕梁地区发展。我问他有没有想过在山西定居，他断然否定了这种可能。老家有亲戚，有朋友，有柳莹。只有回到出发的地方，回到故人中间，我们才能知道自己究竟走了多远，才能明了在他乡的收获到底价值几何。

有一年春节，老二跟我们说起初中时，他所知道的每一个同学家里都有电话，唯独他家没有。他说他非常羡慕家里有电话的同学，虽然自己家里没有电话可用，但他还是把别人的电话号码背得烂熟，直到如今仍然记得。在场的人在一片静默中听他把那些号码一一背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