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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还会被掩埋在 1848 年时遭到的那种合理嘲讽之中吗？我不回答这个问题。我坚定地认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这个社会的各项法则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因为这些法则的主体存在已久。它们不能被破坏甚至被取代吗？我认为这是很难实现的。随着我对这个世界过去的情况的深入研究，随着我对当今世界的细致观察，我对未来不能再说什么了。我看到不仅法律内部的多样性很大，而且原则内部也有极大的多样性，我看到已经存在了很久（当然，现在依然存在着）的土地所有权有多种形式，这时，我必须认识到，所谓的必要制度只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制度，但社会组织的形式要远远多于这个社会上所有人的想象。

每个人都在努力地适应这桩偶然的事件，都在努力地试图掌控新主人。大地主喜欢向一向关系紧张的资产阶级和一向关系友好的普通平民发出呼吁；神职人员则翻出了福音书中有关平等的内容，发誓说自己一直遵守这些教条；资产阶级骄傲地回忆说，他的先辈曾经是工人，如果家谱不能证明他的先辈曾经的的确确是依靠双手养活自己的工人时，他们就会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是穷苦出身，经过打拼才有了现在的财富。在虚荣心的作用下，人们逐渐将曾经隐藏着的东西暴露了出来。在不改变性格的情况下，虚荣心可以让人做出各种表演，虽然它也有正反两面，但不论正面还是反面，都是溢美之词。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令我惊讶的现象：发端于巴黎的普遍恐怖的氛围，与普遍仇恨的情绪掺和到了一起。法国的巴黎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对立与英国类似，但英国人反对的只是贵族政府，而且在内心深处还深深地爱着政府，他们时而焦急地可怜政府，时而又嫉妒地盯着政府。英国人希望能够让政府为他们的个人利益效劳。法国目前的情形是，巴黎的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讲话的人滥用了手中的权力，没有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利益，所以使许多原本没有摆脱束缚自由行事思想的人有了这种思想。

他们既不能让普选成为服务工具，又不能利用普选让自己摆脱困境。在 2 月 24 日之后，如果仍然有上层人士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感到迷茫，而且人们还处在惊慌之中，那么就应该举行普选，这样也许能让他们得到一个满意的议会。如果他们胆敢实行独裁，毫无疑问，他们只能短暂地维持独裁。他们声称将依靠全体人民，但行为却脱离了人民。换句话说，他们一面需要依靠人民，一面又在与人民为敌。他们提出许多疯狂的计划，使用大量粗暴的语言，让人民感到害怕；同时，他们又用犹豫不决的行动，给人民提供了反抗他们的途径；他们将人民束缚在自己的统治之下，同时，又希望人民能拯救他们。在掌握政权之后，他们不仅不扩大自己的团队，反而还关紧了大门，不允许别人加入进来。

我并不认为农村就没有革命热情。法国农民人人都有一份土地，这是一片很小的土地，大部分农民就以此为生，为了生计还要借债。贵族不再是他们的敌人，放债人才是他们的敌人，是他们攻击的对象。因此，要鼓励农民支持革命，重点不在废除所有权，而是废除债务关系。

在得知路易 · 拿破仑当选议员的消息的时候，我根本不会想到一年以后他会成为总统，而我会成为他的部长。我承认，当我看到议会原来的一些重要人物再次当选议员时，感到了不安和遗憾。我不否认他们的才能，我只是担心他们会将一部分共和主义者推向山岳派的怀抱，而这部分共和主义者至今与我们关系友好。我了解这些重要人物，只要他们参与政治事务，就必然要求领导一切，否则他们就不会关心国家局势。不过，在我看来，如果他们想领导政府，时间还早了些，而且也太过冒险了。他们和我们共同的任务，是协助理智的共和主义者领导共和国。他们和我们都不应该间接地领导共和国，更不能直接出面。

六月事变是法国（也许也包括其他国家）历史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性质最奇怪的一次叛乱。说它规模大，是因为在四天的时间里，有十万多人参加，仅将军就死了五位；说它性质奇怪，是因为叛乱者没有喊口号，也没有指挥官和旗帜，但依然表现得很团结，就连富有经验的军事家都称赞他们的干练。有人告诉穷人，从某种程度上说，富人的财产都是偷盗而来的。他们还告诉穷人，财产的分配不均不仅违反了自然规律，还与社会道德相矛盾。有人相信了这些话，因为他们正处在贫困的威逼和激情的鼓动之中。这种错误的权利理论，一旦与盲目粗暴的力量结合到一起，就能使后者立即获得激情和前所未有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