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了！这些日子，如潮的悼念汹涌而至，又席卷而去。今天，在潮退的沙滩上，我捡起一枚石子，凝视着她消逝的背影，陷入沉思。
杨绛先生的辞世，中国文化界一片悼念之声，读过其书、受其教益的我等小民也慨而叹之。先生生前不喜张扬，悄悄地隐身，身后却引发各界关注，公众产生了强烈的怀念情绪。
人们怀念杨绛，固然是她传奇的一生。品德、成就、爱情、长寿，我们的一生只要有其中一项自豪，就足矣，而她却具于一身，其实还不止于此。
人们怀念杨绛，更因为她身上那种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与其说是怀念杨绛，不如说是悼念一种品格的逐渐消亡——她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个坚守者。就像看着天边的佛光，在一点点远去，那最后消亡的一缕佛光，更加揪起我们内心的眷恋和怅惘。
因为这种品格是这个时代的稀缺资源。我们缺少这种品格，但我们仰慕它。我们知道它的宝贵，虽然我们做不到。
人们这样评价杨绛——旧时代的新人，新时代的旧人。
她与旧时代的女性不同，自己选择了职业与丈夫；她一生读书、思考、写作，晚年整理丈夫手稿，拒绝领导来探望，在这个热闹的年代，静静地退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代表的正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傲气！
那是一个知识界涌现许多大家的时代。鲁迅、陶行知、朱自清、老舍、钱学森等等，在民族危亡之时，在新中国建设之初，这些人不愧为民族的脊梁。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杰出知识分子，可以用“温润如玉”的君子来摡之——沉静内敛，豁达通透；修心修身看透名利，追求真理不畏强权。
而杨绛只是他们的其中一员。她对名利的态度令我们汗颜，她写信给舒乙，声明她和钱钟书不愿入中国现代文学馆；她写信给文联的领导，表示钱钟书生前不愿意当中国文联荣誉委员，所以她拒绝为文联的“豪华纪念册”提供十寸照片。
她将稿费全部捐给清华“好读书”奖学金，支持家境困难的大学生继续学习。不仅如此，她家中所藏珍贵文物字画，已于生前全部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籍、手稿以及其他财产等，均作了安排交待，捐赠国家有关单位。
我们能做到吗？不能。我们想着怎么出名，哪怕是一点小名也让我们沾沾自喜，使我们有成就感，颇有一种“大丈夫当如斯！”的骄傲。我们唯恐别人不识，于是借各种媒介宣扬自己，甚至于“炒作”。在这个看脸、看名、看利的时代，大家热热闹闹地追求“成功”，还有多少文化人能够平心静气的坚守着文化的信仰？
知识分子的脊梁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杆，它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素质，担负起一个民族的希望。又一位老知识分子走了，最宝贵的东西，她带走了吗？她曾经坚守的，我们还能否继续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