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

关于作者

何兆武，生于1921年，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翻译家，曾任过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员、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多年致力于中国思想史、西方思想史、历史哲学的教学与研究。译述康德、卢梭、罗素、帕斯卡、孔多塞等西方思想家的学术经典20余种。论著先后结集为《历史与历史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中西文化交流史论》等。

关于本书

本书是何兆武口述青少年时期求学，特别是在西南联大攻读本科、研究生期间的见闻和心路历程，客观记述了时代风貌，特别是一代联大师生的风采。通过娓娓道来的回忆，对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我们重新认识过往、观察现在以及展望未来，都有重要启迪作用。本书被誉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核心内容

学者何兆武以自己的人生和学术经历，讲述了关于求知的意义和原则：要建立广博的认知系统，不带预设立场地接触各个学科，更加幽微地了解世界。求知的前提，是追求思想的自由。求知的准则是求真，不掺杂任何利益概念。这样的知识，也是通向幸福的道路。

关于历史的问题。真正的历史不只是由胜利者、高雅的上层书写的正史，可能存在于各种人类智慧形式中，凡是能反映人的精神和生活的材料，都属于历史。想要在历史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必须站在哲学的高度上，建立新的观察坐标系。

关于人生幸福感的问题。幸福不在于实现物质上的现实目标，而是达成一种精神状态。这需要建立丰富的精神世界，也需要把个人的前途和时代、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上学记》。

在生活中，要是遇到两种人说话，我们可得用心听，这些话简单明了，价值却很高。一种是孩子，他们对世界的观察，没有条条框框，经常能从意想不到的角度，问出接近本质的好问题来。另一种是富于人生智慧的老学者。

你是不是觉得我说错了——大学者的话，怎么会简单明了呢？还真没搞错。站在学科山顶的老人，对普通人说话，会使用最明白、最通俗的方式。一方面，他们的知识和修养达到了这样的化境，可以把高深的知识，拆解成你能听懂的语言。另一方面，他们早已经功成名就，没必要靠让人头疼的概念和公式，用那种逻辑复杂的大长句子来挖护城河，标注自己的学术地位了。

读这本《上学记》的感觉，就是坐在一位有智慧的老学者对面，听他不疾不缓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你解答人生和求知路上最根本的问题。

这位老人叫何兆武，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翻译家，他主要研究的是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和思想文化史。何兆武担任过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员、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我们知道的最重要的西方学术经典，像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早期都是由他翻译的，影响了几代中国学者。

本书的整理者文靖，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当时任三联书店编辑。她在何兆武八十多岁时，用了将近两年时间，对他进行采访，请他回忆早年求学、在西南联大读本科和研究生的经历。何兆武的讲述轻松平易，富于生动的感染力。同时，他又是一位学术训练有素的史学家、哲学家，对联大时期学者们做出了直白精辟的评点。

何兆武的这段回忆，焕发出两种很少同时出现的性格光泽：既有接近谦卑的内敛，也有富于锐度的刚直。他的谦和出自内心，这是只有将自身融入广博的人类命运，谅解了整个世界之后，才能具有的风度。而他直率时，则像个天真的青年人，一剑封喉地直指前辈大师们的学术甚至品质的缺欠。饱经风霜的何兆武，当然知道该如何把话说得委婉。我后面会为你讲到，这并不是由于个人恩怨，而是他一以贯之的学术品格。

领略学者的风度和精神，还不是我们说这本书的首要目的。面对一位通晓历史和哲学、知无不言的智慧老人，我们都有一大堆人生困惑要求教，而且都是大问题：你看看，是不是包括下面这些？

得到是一个求知平台，你想没想过：学习知识，究竟是为了什么？又该怎么获取知识呢？

知道何兆武在历史学上的成就和地位的人，还会紧接着追加第二轮问题：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读历史？或者，说白了吧：历史到底是什么呢？

最后，还有一类人人都想弄明白，但却又很少有人能参透的问题。假如你是年轻人，更会对这个困惑深有体会：都说我们这一代赶上了好时候，可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快乐和幸福？这一回，青年总算遇上智者了，当然要问一问：幸福是什么，幸福在哪里？

何兆武不会嫌弃这些问题太平常、太空泛。因为他在这本书里，已经用漫谈的方式做了解答，我都为你搜集、整理出来了。下面，咱们就来看看，对知识、对历史、对幸福，他是怎么说的。

第一部分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上学记》，内容当然是以学习经历为主。除了个人经历，它还提供了许多现代学术史的研究资料，最适合解答学习目的和学习原则的问题。

我们今天催孩子学习，最常用的理由是：不好好学习，就考不上好大学；考不上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我们开头说了，很多习惯说法，经不起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提问。比如，找好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是过上好生活。那过上好生活之后呢？迟早要问倒你。你会发现，我们这套好像理所当然的答案，比“放羊为了娶媳妇，娶媳妇为了生孩子，生孩子为了放羊”也高级不了多少。

何兆武说，他当初读书的目标，也是为了考上好大学。他的父亲是矿业工程师，几个姐姐读的都是北大。所以，他中学时的目标，就是考上清华北大。那时的清华北大已经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高校，但每年也只收200人，在校生一共只有八百。他1939年高考那年，光报考北大的北京考生就有四千人，竞争和今天差不多激烈，也有着“一考定终身”的色彩。那一年的高考，和今天的最大的区别，是北京已经在抗战中沦陷，清华、北大、南开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已经转移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的七年求学，以及一生的学术活动中，何兆武建立了自己的知识观。

求知的基础，是在青少年的读书时光里，建立自己的认知系统，更加广博和深入地了解世界。何兆武中小学时期接受的，已经是按照西方传统建立的教学体系了。课程设置和今天差不多，还增加了童子军等内容。何兆武特别感谢梁启超、严复这批学者，因为是他们最早把先进的科学知识引进中国，使他们能在世界观形成的阶段，比较全面地接触到西方文明。他们上一代的读书人，只承认西方科技领先，却不承认西方文化，觉得自己的仁义道德是世界第一，所以才讲“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五四前夜，中国知识界才发觉，西方的科技领先，是源自文化和哲学思想，只学技术，不学方法论，就会一直落后。这个认知提升，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意义重大。

所以，对一位学者的评价，应该包含两部分：不能只看他对学术研究的创造性贡献，也要看他对于时代的作用。梁启超被很多人看作日本学术的搬运工，但在那时候，他对中国新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影响了一个时代的青年，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者。我们大概也能猜出来了，何兆武为什么在做研究的同时，还要搞西方经典的翻译工作了。

何兆武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英文的，到中学时，老师已经用英文讲课了，理由是“将来上大学方便”。果然，在西南联大，全部的理科教材，相当一部分的文科教材，使用的都是英文原版。

何兆武把自己青少年时期建立的认知系统的过程，称为“无事乱翻书”，也就是说，教育不止于课堂，他看书没有明确归类，什么学科、什么书都接触，从物理学到唯心主义哲学，都让他大开眼界，互相印证，逐渐编制成一个知识体系。在后来的西南联大学生里，凡是中学时代知识体系底子打得好的，成绩就好。

按理来说，从小接受这样的西式教育，他也许该像五四学者那样，对文言文和传统文化持保留甚至否定态度，但他特别强调：一定要学古文。五四一代学者，能够批判传统文化，正是因为他们有非常深厚的国学修养，了解传统文化的全貌。如果说中国文明有五千年，那么，四千九百五十年的载体都是古文。即便将来在国外生活，中国人的天然优势，也是中国文化基础，这是渗透在血脉里的。总不能外语比不上外国人，中国文化也不懂吧？

进入大学之后，何兆武体验到，求知的前提，是思想的自由。有位记者采访联大毕业生、中科院院士邹承鲁，问“为什么联大办学条件那么艰难，却培养出了如此之多的人才？”他只回答了两个字：自由。对于知识来说，思想自由既是准则，也是目标。

说起联大的自由学风，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在北洋时期，掌权的军阀根本没有长治久安打算，拿不出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来，这使教育家们有机会实施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抗战时期的局势动荡，为高校师生们的自由交流，提供了间接的宽松环境。

何兆武回忆，在联大上学时，从专业选择，教授授课方式，到考试方式都是自由的。他就换过好几次专业。听课也是依据兴趣，本专业的很多课没有上，外专业、没有学分的课，却旁听了很多。学校里什么样立场的教授、学生都有。观点针锋相对，学生可以在课堂上直接反对老师。但师生私下相处却很松弛、很随便。思想上的分歧始于学术，也止于学术。

任何一种学术观点，只要能产生影响力，都有合理的成分。联大这种不绝对化、不纯粹化的学习风气，为吸收不同理论的优势，创造了条件。

自由也并不等于散漫和懈怠，联大师生的学术态度是很严谨的。在自主选择的风气下，学生可以充分发挥潜能。这在我们的学习里也很明显，凡是自己有兴趣的，学起来就专注，效果就好。

对于办学质量来说，学生素质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术氛围。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差不多，问题是能不能获得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独创能力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而没有求知和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创造力。

求知的目标，也是一切知识的衡量标准，是求真。在知识面前，不掺杂利益、感情和权力观念，这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有多难？“你懂的”。

在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真正的典范，应该还是那一代学者。这是他们由青年时代就建立起来的学术品格。杨振宁是联大物理系学生，在和人谈论爱因斯坦的一篇新论文时说“毫无创新，老糊涂了”，这是何兆武亲耳听到的。

何兆武的好友，国际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王浩，说起某位著名哲学家为什么没理清一个问题时，说“他只能这么讲”，意思是那位哲学家自己没想通。如果我们当时听到，会觉得这帮年轻人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但杨振宁、王浩，都是发展甚至超越了前辈成就的大学者。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高度，都是在青年时代就成熟的，这时候，他们已经看到了学科的全貌和边界，掌握了学术标准。

在这本书里，谈起前辈师长，何兆武也是秉笔直书，完全没有模棱两可的地方。这本《上学记》出版以后，最受争议的地方，就是他对冯友兰的评价。何兆武认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总是先有一个理论架子，再去找材料填充，这是很重大的缺陷。他对古代哲学的介绍，尤其是名家、道家和朱熹思想，很多都是个人理解。他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并没有真的和历史挂钩，只是按照时间顺序在排列哲学。另外，冯友兰也不懂佛学。

这几条评价，可以说不只拳拳到肉，简直是刀刀见血。而且，他还直接对冯友兰的品格、学术作风进行了批评。

冯友兰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教授兼院长，按俗话来说，是何兆武的“亲老师”。所以有人指责他目无尊长，他自己倒很坦然，回答说：“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

按亚里士多德的话说，这种态度是“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联大的学生们，年轻时如此，也一辈子如此。在何兆武身上，看起来是少年人的纯真，实际上是哲学家的本色。

第二部分

何兆武对知识的理解，可以概括为追求真，追求思想自由，追求抵达认知的遥远之地。

对于他所毕生研究的历史，他当然有更加丰富的认知维度。那么，在他看来，历史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采用什么方式来了解历史呢？

说到这个问题，我得先抛出他熔历史和哲学为一炉的一个金句，这句话是：“历史学本身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历史学家所赋予的。这就像人生也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你所赋予的。”可以理解为，在他眼里，历史具有本体和哲学的双重本质。

先来说历史的本体是什么。何兆武认为，历史最重要的价值，是把当时人们的精神和生活写出来。而专业历史学家，往往止步于历史事件研究和专门的历史材料。而很多历史材料，都把一段鲜活复杂的历史，写成了充满数字、名词的报告，让人们读不到真正的生活和人类精神。历史是人的活动，堆多少历史材料，也堆不出活生生的人。只使用这样的史料做研究，就像只知道一个人几点起床，几点吃饭。不理解他的心理，就不等于了解他。

另外，标准史料还有两个常见的特点，也可以说是在应用上的缺陷：第一，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句话，“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胜利者也就是当权者，掌握权力的时间越长，对官方历史的控制和影响就越强，这段正史的失真度也就越高。第二，历史是由高雅的社会上层书写的。他们关注的生活，他们使用的语言，都和当时大部分民众不同。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就是不容易获得反映下层社会的材料。

所以，何兆武主张，历史不只是历史典籍，它存在于各种各样的知识领域里。只要能反映真实生活的材料，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有时候，文学家、诗人对历史的理解，要比历史学家更深刻也更直观。比如，他读过丰子恺的一篇小品文，讲丰子恺如何向一个上海商人做自我介绍。他说我姓“五谷丰登”的丰，那个商人听不懂；改口说是姓“咸丰皇帝”的丰，商人还是不明白。丰子恺突然想起来了，说就是“汇丰银行”的丰。商人立刻就明白了。

何兆武觉得，这则小故事，最能体现上海滩小商人的生活和精神。他的历史研究，常会用到这些通过“乱翻书”积累起来的知识。

你要问了，这样零碎的组织材料，搞出来的历史会不会太杂芜了？这就要说到他对历史的另一重认知：研究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取得全面的、高度性的认识。

何兆武的年轻时代，是中国近代最痛苦的时期，经历着一场又一场的连续战争。这引起了他的思考：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未来命运究竟是什么？所以他选择了从事历史研究，他相信，在人类过往的幽微里，能够找到答案。

他最想要探寻的，是一些大问题。比如，为什么有些国家原本很强盛，后来却突然衰落了，像罗马帝国，中国的秦汉和隋唐。

这种大历史观，是如今热门的历史研究方法，还产生了很多视角特别开阔的畅销书，改变了普通读者的认知。但在何兆武读大学时，国内历史学盛行繁琐的考据风气。他觉得纯技术性的工作虽然有价值，但知道零碎的知识，不代表真正理解了历史。

他说，历史研究想要取得真正学术上、思想上的重大突破，需要的是坐标系的转换。比如说，原来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坐标是大地不动，日月星辰转动。人类理解不了很多自然现象，当哥白尼提出地球围着太阳转，把这个坐标转过来，一系列困惑随之迎刃而解。历史学中，没有永恒的标准，需要不断寻找新的坐标。

何兆武以“转换坐标系”的原则研究历史，是需要“逢佛杀佛，逢祖杀祖”的学术勇气的。当时，钱穆已经是史学名家，他在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是中国通史中的经典。我们最熟悉的，是他在序言中提到的原则：中国人对待本国历史，应该具有温情和敬意。这种态度是很感人的。

但何兆武说，《国史大纲》虽然有很多可取之处，但问题就出在对待中国历史的态度上：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大特点，就是参与了世界。即使自己不想参与，也要被硬拉进来。而钱穆对世界历史的了解不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又太深厚，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回避它黑暗和落后的一面。研究本国文化，最需要的是正视自身缺陷，排除妄自尊大的毛病，解决如何现代化的问题。

第三部分

说到这儿，你可能感觉到了，何兆武的历史观，和他对知识的求真、求自由的态度是相通的。他的这些想法，也许会被一些人觉得是老生常谈，没什么出奇之处。但是，有多少人真的能一生恪守呢？同样的道理，只是字面了解的人说，和一直奉行的人说，力量和“分辨率”都是不一样的。

面对何兆武这样知行合一的人，我们可以问出平时不好意思问，或者觉得问了也白问的这个问题了：幸福是什么，幸福在哪里？

何兆武在八十多岁时回忆，他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候，还是在联大的七年。这也是很多联大学生的共同回忆。有些毕业后去台湾大学工作的学者，去世前仍然将自己的藏书捐献给母校清华。何兆武说，这一定也是因为他们把联大经历作为自己一生最满意的时光。

我们都知道，那时候联大师生的生活是非常动荡、艰难的。何兆武从北京到昆明入学的一路上，坐的火车遭遇到日军飞机的轰炸。有的学生，是骑着一头驴穿越半个中国来到联大的。联大的教授们，战前的月工资能买一个四合院，现在还不够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学生们过的，几乎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

看来，幸福并不等于物质生活，那又在哪里呢？

当时联大师生，曾经在课堂上深入讨论过这个话题。起因是有位西班牙哲学家认为，人生一世，所追求的目标是光荣。当时的联大教授，国学大家、哲学家汤用彤说，人生追求的不是光荣，而是心灵的平静。而哲学系的明星学生，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王浩认为：实现这种心灵平静，需要先体验过光荣才能获得。

我对这次交流的描述，是简化过的。这里说的光荣，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风光和荣誉，而是一种难以用语言准确描述的人生体验。但是，它至少证明，在哲学家们看来，幸福不是感官愉悦和物质享乐，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不是能用物质框定的，也不是满足了外部各种“小目标”就能达成的。

读大学时，何兆武和王浩这对学友，对这个话题进行过更深入的讨论。

比如说，我们会经常在白日梦里设问：假如能满足一个愿望，我是该选金钱、爱情、事业、名气，还是其他的什么？这个问题，歌德也回答过，他的答案是“知道一切”，这是学者们通常选择的答案。

而王浩说，其实这也未必就能实现幸福。对于求知者来说，世界的魅力，是因为看不透。真要知道了一切，也就觉得什么趣味都没有了。

当然，“知道一切”本来也不可能，每个新答案，都会带来更多的新问题。何兆武觉得，真正的幸福，其实就存在于这种不断的探寻过程中。幸福感的体验，来自对世界不断产生新疑问，对自我不断进行怀疑和否定，达到更高的境界。通过这种看起来苦恼的方式，才能获得充实和圆满。人生问题，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可能永远也解决不了，但不妨碍人们一直想去解决它，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幸福。

看来，我们一再地对物质生活感到不知足是正常的。因为实现幸福，并不是满足外部条件，而是一种心理状态。这么说可能有点儿太抽象了。对于获得幸福和快乐的途径，本书也给出了两个路径：第一条还是和求知有关。

何兆武做历史学研究时，喜欢用数学、逻辑以及宇宙的普遍规律作为参照，对人的行为进行分析。他觉得，由科学思维建立的规范严谨的世界，总是让人感到惊奇和敬畏。

但他向读者们强调，在人类的精神构成中，还有一个存在于科学的范围以外的广袤世界。对于那个世界，人只能理解很小的一部分。比如说，和我们的幸福体验直接相关的，有一个关于美的世界：读诗，听音乐，欣赏艺术，不要去问有什么用，能赚多少钱，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享受，本身就是目的。甚至是最高的人生目的。为什么很多富豪家庭，会让子女学哲学、学艺术而不是学商业、学管理？因为哲学和艺术距离人生幸福更近。在抗战以前，他们在音乐课外，到彼此家里听唱片，去听北京师范大学交响乐演出。这些好像只是小事，但构成了他们终身对于美的追求。

也就是说：人要想幸福，必须建立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是超越物质目标的基础。而且，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不仅包括逻辑、理智、科学，也要有超越理性的满足。

第二条，是个体的人生，需要建立与社会、与时代的密切联系。

当时的联大，并不是一片世外乐土。校舍是临时建造的土坯房，图书馆的书也不够，日本空军还经常对昆明进行轰炸。但师生们日常的精神很专注、很饱满。大家躲过空袭警报，就回来继续平静地上课。

何兆武回忆，学生们的情绪都很好，没有失望或低落的想法。因为他们通过研究国际局势，推论出日军一定会失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会迎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们学到的知识，一定会应用在未来的战后国家建设里。而这种精神状态，其实就是幸福。

何兆武说，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个单纯而美好的幸福观，能够回答那一代知识分子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风骨。

总结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经常感慨：这位饱经沧桑，经历过许多人生逆境的老人，真的比我要幸福。我甚至觉得，和耄耋之年的何兆武比起来，我更像一个无知却衰老的人，而他却是睿智的少年，对世界充满了善意的好奇。好在，我还是有机会听到这样质朴蕴藉的智慧。下面，再和你一起回顾一下。

第一，关于求知的意义和原则：要建立广博的认知系统，不带预设立场地接触各个学科，更加幽微地了解世界。求知的前提，是追求思想的自由。求知的准则是求真，不掺杂任何利益概念。这样的知识，也是通向幸福的道路。

第二，关于历史观。真正的历史不只是由胜利者、高雅的上层书写的正史，可能存在于各种人类智慧形式中，凡是能反映人的精神和生活的材料，都属于历史。想要在历史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必须站在哲学的高度上，建立新的观察坐标系。

第三，真正的幸福感，不在于实现物质上的现实目标，而是达成一种精神状态。这需要建立丰富的精神世界，也需要把个人的前途和时代、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