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柜的当然是我老爸。他没上过学，一生受尽磨难。却乐观向上，从不困难低头。他话语不多，但有坚强不屈的性格。他会种庄稼。会农村的各种手艺，是我人生的榜样。

1

农村种红薯是在麦收前后，先把地整好，捜成垅沟，挑来很多红薯苗，在垅脊上按照株距挖一个小坑，小心的插入红薯苗，用瓢浇水后填土培实。开始两三天，红薯苗很不高兴，叶也蔫了，杆也弯了，好像无了生机。可几天后它却神奇的生长起来，而且越长越旺。直至秋天结出丰硕的果实。

我老爸是村里红薯床的掌门。红薯床就是培育红薯苗的地方。先挖一个几十米长、十多米宽的土坑，砌好火炉和散热烟道，经过平整，把木屑、碎玉米秸秆和玉米芯的混合料铺在上面，放置精心挑选用作种子的红薯，再用混合料埋住红薯，浇水湿润，上面覆盖帘子。红薯就慢慢发芽了。

这期间，他就负责烧火，浇水，量红薯床的温度。他就像是一个科研人员，精心照料这些小家伙。先是拱出小芽，继而慢慢长大，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绿油油的叶子长满了红薯床。有时我放学后就来找他，跑前跑后，帮他烧火，给红薯床浇水。趁他不注意，扒开小苗，摸出一个红薯，揪掉苗苗，偷偷啃着吃，可惜不好吃。

因为他培育的红薯苗质量好，品质过硬，甚至外村的人也来买红薯苗。每年这个季节村里都会叫他来打理红薯床。

2

老爸对牲口有感情，也对使唤牲口有感觉。生产队运输货物都是用快牲口（马、骡子），犁地耙地用慢牲口（牛）。

记得有一次他带我出车。任务是用马车是往城里送棉花包。棉花包是机器加工好的，大约是长两米宽一米、厚五十公分的大包，马车装的高高的。老爸把我抱上车，坐在花包上，解开刹车缰绳，跳上马车，把鞭一扬，轻轻的在马背上一撩，“得儿”一声，几匹马就撒开蹄子开工干活了。

我坐在高高的马车上，望着两边的景物在慢慢的向后退去，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像在做梦。他则把鞭子打得啪啪响，却鞭鞭打在空中，没有落在马身上。只听“得儿”、“吁”、“梢”、“嗷吁”，老爸像唱歌一样，驾驭着马车，我简直看呆了，原来赶马车这么好玩。

到了地方，他从车上跳下来，一手拿鞭，一手拿着刹车绳，徐徐前行。停车了，他又麻利的拉紧缰绳，在刹车杆上连套两个绳结。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老练，又是那么悄无声息，毫无雕琢之痕。

回去的路上，几位赶车把式都埋怨我老爸车子走的太慢，不舍的用鞭狠抽牲口，叫它们走的快一点。他只是笑笑。

生产队有马房，每天下班后，所有的牲口都要归置到这里，由专人饲养。那一段时间，很多人反映牲口瘦了，干活没劲，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故。

有人在饲料里暗中投放了几个钢针，有两头牛吃了以后死掉了，虽然几经调查，没有结果，但是饲养员是必须要换掉的。大家理所当然的推荐了我老爸。于是，他一干就是好多年。

每天晚上，我都在马房写作业，听老爸和其他人在聊天。半夜醒来还见他给牲口槽里添草加料，然后用拌草棍从这头拌到那头，牛、马和骡子则兴致勃勃的吃着草，不时会打一个响鼻，刷刷刷的吃草声在静谧的深夜里异常美妙。我也习惯了马房的生活，感觉在这里睡觉特别香。

3

下粉条是他最喜欢的事，也是我们村手艺最好的人之一。

下粉条用的是红薯粉。每年霜降以后，地里的红薯便被刨出来了。一部分分到各家农户，留下来的用机器打碎，去渣，过滤，沉淀，然后用一块白白的布，四角用绳子扎好挂起来，把汁液灌进去。一边灌一边还要摇一摇，一直到白布撑起来，里边形成了上方下园的固体，看起来很像是石膏。

长长的绳子绷的紧紧的，下面兜了一个圆圆的、肉肉的东西十分可爱。

在大队部里一排排挂几十这样的物体，在秋日的阳光里，异常威武，好看。

就这样，要晒上一两个月才能干透。

一进入三九天，就到了下粉条的时候了。那时候每个村都要下粉条。我们村下粉条的地方在大队部。在屋里垒好锅台，放上一个直径一米多的大锅。再准备很多烧锅的花柴（棉花杆），摆放整齐。

把秋天做好的红薯粉捣碎，用最细的箩过滤掉里面的细渣，倒进一个半米高的缸里，我们叫半截缸。半截缸要放到一个高台子上，手伸进去刚刚好用上劲。

老爸是下粉条的好手，每年都少不了他。

把红薯粉像和面一样弄好是个技术活儿，四个人围着缸，每个人左手扶住缸沿，右手伸进粉里，稍一停顿，“嗨”一声，同时从下向上用力，缸里的红薯粉便整体像一个顺时针打转转的孩子，跳起来又坐下，四个人同时把手抽回来又叉进去。“嗨”一声，整块粉团又高兴的向前蹦一下。

四个人弯腰又直起，弯腰又直起，整齐划一的动作，专注沉着的表情，随着嗨声持续一二十分钟。红薯粉被揉的又白又胖又软和，像一个吹起来的气球。

最后一道工序是勾芡，这是真正的技术活。勾芡或多或少都下不好粉条，必须刚刚好。

下粉条用的是铁瓢，半葫芦状，但是比一般的瓢要大，长长的把儿，下边有很多像马奶子葡萄一样大小的小孔。

火点着了，水烧开了，一切就绪。只见掌瓢师傅左手执瓢，右手伸进缸里，手腕轻轻旋转，一大块白嫩的粉团就乖乖的丢进瓢里，师傅轻轻把表面拍平，然后用右手握拳对着瓢沿敲击，只见瓢底马上拱出一堆白白的小脑袋，快速向下方坠落，随着坠落，圆圆的脑袋后面越变越细，像一群蝌蚪拖着长长的尾巴。

只见师傅果断的从瓢底把蝌蚪连根抹掉，然后轻轻一顿，迅速靠近大锅，左右手配合，下出又细又长的粉条。

按照分工，有人用半米长的筷子把煮熟的粉条划拉到锅边，哧溜一下，粉条乖乖的钻进下边的大盆里，有人早已拿着一个木杆，蹲在盆边，胳膊柔柔的伸进盆里，又非常优雅的，把粉条捞出挂在杆上，一杆挂满，有人接过来，端着粉条踏着小碎步，挂在场院里。

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屋里屋外来回跑着，看着，增添了热闹的气氛。其实，我们心里最盼望的是，大人们捞起短短的粉条头，塞到我们嘴里，热乎乎的，吃起来美美的。

其实，粉条最好吃的时候，是半夜粉条粘在一起，要结冰还没有结冰的时候，从架子上拿下一绺，剥开，放盐和醋拌匀，吃到嘴里，又软和又筋道，回味无穷。

那时候我经常无端熬夜，为的就是等老爸回来，半夜能带回一块黏黏的粉条块。

4

他不仅是一个好的庄稼把式，还是我眼里最好的匠人。家里盖了好几个房子，除了打地基、上房顶需要请人外，从垒石头、砌砖，垛墙到全套的屋顶木工活儿，都是靠自己完成。然后找来木头做好门窗安装上，再把里外墙抹光，我们就可以高高兴兴的搬进去了。自己盖房子自己住，别提心里有多滋润了。而且很多家具都是老爸自己做的。

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看到父亲和哥哥在屋里烧了一堆火，神神秘秘的在鼓捣什么东西。到最后他们居然做成了一个袖珍柳圈椅子。那把椅子只有五六岁的孩子坐上去正合适。我抢了一个，每次回家我都坐上去，吃饭也要把椅子背过去坐着吃，别人要抢我的柳圈椅子，我立马就跟他急眼。

他后来又做了几个小椅子，邻居和朋友来我家串门，无不惊奇万分，非要坐在小椅子上说话聊天，可是有的时候，要走了，屁股却卡在里面出不来。老爸说  “弄不掉，你就带走吧。” 大家都笑了。

5

记得在我三四岁的时候，老爸在一个长长的木工板凳上刨木头，我在满地的刨花里玩耍。依稀记得，我用绳子拉着一个老爸给我制造的木头小车绕着老爸转圈，兴致勃勃。旁边一个姓徐的奶奶无意间“唉”的一声叹气，引起了我的好奇。

“她为什么出长气？”

他笑笑没有说话。

“小子哎，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为啥了。”  奶奶说。

只是，几十年过去了，我见证了生活带来的苦难，磨练，欢乐和幸福，却未曾见过他有过些许的颓废、叹气和情绪低落，没有，一次也没有。

在我们这个落后的农村，孩子八九个，几乎是赤贫的家里，吃穿用度都是极端困难的事，我见到的老爸，永远是坚韧不拔，乐观向上的，甚至连眉头也没见他皱一下。我们没有见过老爸老妈吵过架，也没有见过他训斥过我们。有了这样不怒自威的带头人，我们家里始终充满了欢乐，充满了幸福。

记得那年我从外地回家探亲，该回程工作了，却因为道路泥泞，无法前往火车站，他套好小马车，叫我坐上去，用鞭梢轻撩马背，小马车在泥泞中欢快的前行。很多骑自行车的人则因为泥土太粘，无法骑行，无奈只好背起车子，深一脚浅一脚的在泥泞中跋涉。

到了火车站和他告别，我手提旅行包向火车站走去。回头望望，他还在那里。一手拿鞭，一手牵着缰绳，身板直直的，站在马车的旁边。那匹老马一声不响，默默的陪着他。我离老远向老爸招了招手，叫他回去，一转身，自己的眼睛倒有点湿润了。

父亲雕塑般的身影从此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

老爸七十多岁的时候生病住院，做了一个小手术，大概是因为医生的失误，引起了感染，高烧40.1度，我急得直想哭。因为我平时发烧38度就感觉身上疼痛难以忍受。

他脸烧的红红的，却没有半点慌张和痛苦：“扶我起来，我喝点水就好了。” 那种坚韧和平静，不是随便可以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