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问题形成和解决的原则》

第3编 问题的解决

● 第9章 改变的实践

无创造力的心灵能指认出错的答案，但要指认出错的问题则有赖于创造性的心灵。——安东尼·杰伊，《管理与马基雅维里》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闸述了问题形成与问题解决的原则，接下来要说明的是，在实际处理人类问题时，如何善加应用这些原则。这一章的论点大多是来自于我们在精简治疗中心的工作经验。虽然我们的资料均来自于心理治疗，但读者将会发现它们适用于非临床、非治疗的情境；事实上，我们认为心理治疗的临床工作，不过是更广泛的问题解决场域中的一个特例而已。

遵循前述原则来处理一个问题时，我们形成和应用了包含下列四个步骤的一个程序。这四个步骤是：

1.以具体的词语清楚地界定问题；

2．探究截至目前为止已企图运用过的解决对策；

3．对想要达成的具体改变有一个清晰的定义；

4．形成与执行一个能产生这一改变的计划①。

【①在我们用这种方式系统化了做法之后，才发现我们的方式类似佛教的四个圣谛：苦、集、灭、道。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佛教的基本教导之法是以实践和存在的精神著称于世。】

要解决一个问题首要的条件是，它必须是一个“问题”。这么说的意思是指：将一个模糊陈述的问题转换成具体词句的过程，能使我们分辨“假性的问题”和“真正的问题”。

对假性问题的案例而言，澄清与阐明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之道，只是将抱怨或不满先予以拆解，以免它模糊化了真正的问题。不可否认，问题被澄清之后，一个人有可能将面对一个无法可解的困难，还得学习如何与这一困难共处。例如，当一个人经验到最至爱的亲友亡故的悲痛，或是大地震后的恐惧都是无药可救的——除非有些药厂描述其药品的功能时，散播一种乌托邦式的说法，表示任何情绪的不适均是一种生理反应，而它是可以被医药所战胜的。假如我们所听到的抱怨与不满并非假性的，而是真正存在的问题的一个表现，那么成功协助对方清晰而具体的陈述问题，便是寻找解决之道的第一个先决条件。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探究了问题是如何被人们尝试解决问题的不当企图和做法所一再衍生与维持的各种表现形式。对先前被使用过的解决方法的仔细探察，不仅可以告诉我们哪一种改变千万不要尝试，同时也指出了对那些维持问题情境不变的因素必须设法改变。

第三个步骤要求的是一个可被具体界定及实际达成的目标，这是对问题解决者的一种安全防护措施，以免问题解决者被困到错误解决之道后，选择了“妥协”而非“解决”问题。我们已经了解到借治疗之名，一个乌邦托的治疗目标可以导致一种病态。引用或接受病人此类不当目标的治疗者，会不自觉地与病人共同创造了维持现况的游戏，治疗过程的冗长与困难就不值得惊讶了。另一种典型状况是，假设治疗者视病人的抱怨为冰山（某类深层而复杂问题）之一角，伴随着既存的困难，这一个负面的框定使得原有的困难变得“复杂而又根深蒂固”，那就只有复杂且深入的治疗程序才能带来改变的希望了。问题解决者若对人类问题抱持冰山假设（特别是情绪的问题），他所设定的目标，可能会创造一种罗森塔尔效应(Rosenthal effecL)①，以至于“解决之道”变得漫长、折磨，甚至是危险的。相反的，我们的工作经验教导我们掌握设定具体可达成之目标的重要程序，这一程序可带来正向的罗森塔尔效应。对“精简治疗”感兴趣的治疗者，愈来愈能了解到先清楚定义具体目标，再开展一个治疗过程的必要性。巴滕( Barten)的著作中有不少这样的参考数据，但要限制病人模糊而又无边际式的抱怨，通常并不容易。

【①罗森塔尔（Roben Ro.enthal，81）曾提供一个实验证据，当实验研究者、访问者或是治疗者对受试者或当事人存在偏见或是任何意见、期望时，即便他从未明白地表露过，都会对受试者的表现（不管是人或老鼠）产生一定的影响。】

如前所述，当我们聆听许多人对他们所想要的改变进行描述时，无非都是听起来有意义但实际上却是无用的名词，例如，他们想要更快乐一些或是和配偶的沟通好一点、减少生活中的担心，等等。这些“目标”非常模糊以至于不可能达成。如果我们要求对方明确的回答：“要特别发生什么或停止发生什么”，因而可以较快乐或沟通好一些时，他们通常表现出失落的样子。这一种困惑的存在，主要并不是因为他们只是单纯地找不到问题的答案，而是因为他们提出了错误的问题。恰如维特根斯坦50年前所言：当“答案”不能被表达时，它的问题也同样不能被陈述表达。除了去寻求“对的或恰当的问题”以及用具体的词语界定目标之外，也要对改变的过程设定一个时间的限制。我们完全同意那些主张“疗程的时限可以增加成功机会”的治疗者，相对的，那些采取长期开放时限的治疗者时常拖延疗程，直到病人因领悟到会是无限长的治疗而中途退走。我们发现，当病人能同意为自己设定一个具体目标时（不论这个目标对他而言是大或小），他就可能同意为疗程设定一个时限；在我们的中心里，最多实行10次咨询①。

【①当然，这里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在这么多可预见的目标中，如何决定哪一个目标是对的？但是强迫性的进入“对”或“错”的框架来问问题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错误问题的实例。唯一的答案是我们无法、也不需要去知道什么是对或错。我们所描述的做法不是一种目的论取向，我们并不相信治疗者具有什么专业知识来为他们的病人决定什么是最好的选择。同时，在我的取向里，症状并不是被视为某一个特定的深层问题的表象，所以我们的目标也就不是要去符合某些柏拉图式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想法。在第二个步骤中，我们去发现什么使问题在此时此地继续维持着；打断这一个反馈路径就是显然的目标——而不是去实现人的某些哲学抽象概念。】

第三步的完成带领我们迈入第四步。前三个步骤是解决问题必须具备的三个初步条件，在许多案例中，它们可“快速地达成；而改变的实际过程则是在第四步才发生。让我们先处理一些一般性的策略，再在第10章去讨论我们的改变理论如何能被实践为特定的战术或策略。

我们已经知道几项通则：改变的目标是想达成的解决之道，所选择的策略必须要翻译成当事人自己的“语言”；这就是说，这个策略要以一种当事人能以他自己的方式来“概念化现实”的形式提供给当事人。

另一通则在前面的几个实例中也已清晰地讨论过：“悖论”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它在问题形成中的重要性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已在其他文献中详细讨论过它的角色，所以下面只作一简短的复述。

所有人类的问题皆包含了“无可逃避”的这个元素，否则它们就不会成为问题了，特别是对于那些通常被称为症状问题的案例。再次以“失眠”为例：当他努力迫使自己入睡时，他使自己陷入了一个“做得自然”的悖论中，那么，我们建议要应用一种自相矛盾的方法来处理失眠现象，就是“强迫自己保持清醒”。这只是一种较复杂的方式来说明我们借此“命令”他的症状，亦即让他积极主动地“从事”这件事，而不是对抗和战斗。“症状的药方”( sympIom prescription) ，或是以较广的、非临床的说法，即所谓的“经由悖论而产生的第二序改变”——就我们所知，毫无疑问的是问题解决最优雅的形式。

这些通则的实际应用，已经带领我们进入发展各种介入方法的议题中，下一章会举出许多说明的实例。因为每一个介入方法当然都必须被设计与实施到某一特定的问题上，所以我们是不能开出一种通吃的“目录”；因此，下一章中的实例并不是唯一的、也不必然是最好的介入方法。在整理出这些方法时，我们清楚地觉察到其他同行也描述过相似的技术，如赫赫有名的埃里克森和维克托·弗兰克尔( VictorE Frankl) 。我们也要强调，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呈现完整的个案历史，以传统手法描述“治愈”的故事；而是为了说明有关改变的理论性原则是如何实际地被应用地①。

【①下一章的实例也不是要建议给那些老实地在玩游戏的问题解决者，这些人喜欢玩游戏以至于看不到自己在玩游戏。】

另一个需要提出的词就是我们的失败，这些通则确已应用在临床与非临床的各种问题情境中，但并不是说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及相关的介入方法，一定会自动带来成功解决问题的结果②。这之间有几个可能发生的闪失。

【②为了作进一步的说明，我们会提到精简治疗中心在开始的3－6个月中所做的97个个案。这些个案涵盖的心理问题极广，平均每一个案花了7小时的时间。在这些案例中，40%得到解决（指我们的治疗目标有所达成），33％的个案有长足的改进但并未完全改变，但有27％的案例是失败的。】

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不切现实或不恰当的目标。我们时常会发现，当得到较多信息后或在治疗过程中，一些改变已经发生了，因而需要修正原先定下的目标。导致失败或困难的第二个原因是所选择的介入方法的性质。如果一个人应用了我们所给予的指导方法，但并没有发生任何正向的改变后果，那么我们的指导显然就是一个错误。若对这些失败案例加以仔细探索，经常会发现我们对病人指导中的错误，也就可以使我们设计一个改进的计划。

这些介入方法的致命弱点在于不论方法多好，必须要成功地影响一个人有动机去实行我们的指导。病人一开始同意去实行一个行为改变的计划，之后却表示他或是没时间、或是忘了、或是觉得方法无效，这都是失败的现象。因此，另一个失败的潜在原因是我们未能利用“语言”来对当事人说明方法，并使他愿意接受与实行这个方法。在这一章中我们已经指出重新框定在这一联结中的重要性，在下一章“魔鬼的约定”一节中将说明处理这一困难的另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