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届知青生活回忆（一）
文/申维希
我们这批新三届的知青，比远离重庆到“通南巴”“云开万”落户的老三届知青要幸运一些，大多是以父母亲的工作单位为主，集中安置在本市郊县的农村，名曰“知青场”或“知青点”，有厂里派出的干部协助做管理工作。
我知道石桥铺的重针总厂职工子女走的巴县西彭区的元明公社，而我们钟表公司的职工子女，到的是巴县铜罐驿区的跳磴公社。由于离家近，交通也方便，可以经常回家，甚至可以头天回家看电影，第二天赶回去上班。但是，干农活是免不了的，也还是得到一些锻炼。当然也不免会发生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今天想来有点啼笑皆非。
插秧和打谷
在农忙的季节,我们知青就要下到各自分配的生产队中,去参加参加插秧和收割谷子的农忙中。
插秧一般在芒种,插秧之前要犁田,耙田,耖地,不让长草,平好秧田后晒干,放水澄清,撒进谷种。
我同柳聪和知青点的赤脚女医生徐晓玲被分在三队。我和柳聪,跟着几个轻壮年农民下秧田拔秧苗,农村人称“开秧门”。这是个喜庆的活路,所以,我们也做得很开心,要求是手脚麻利,心要细,拔起秧苗,就用田里的水洗根去泥,把秧苗交给后面的人,挑到插秧的田头。
插秧,生产队长第一个下田,是有讲究的,社员们叫“开蔚口”,必须是壮劳力先下田,社员不管男女在队长下田后,才一个一个依次下田。
赤脚医生徐晓玲就在田坎上和妇孺们负责秧苗的发放,救护被镰刀割伤手指的人。众人下到田里,根椐目测,大约五六茎一丛,六棵一行的排成行。
我和柳聪被夹在左边第三人与第五人之间,腰不伸,手不停地捏着秧苗随着众人忙着插秧，不管怎么努力还是赶不上村民的速度。有的插浅了,象是浮在水面上,旁边的村民还要帮我补插。最恼火的是插的秧苗歪歪斜斜的,不是一条直线。社员们没有笑话我们,插到一半时,腰就有点吃不住了,只好慢慢伸起腰,休息一会。眼见社员们把我们甩在了后面,队长让我和柳聪上田坎去帮助妇女们分秧苗,等于在下半场休息。
栽完秧,队长邀我们三个知青去他家吃栽秧酒,俗话说“栽秧酒,打谷饭”是农民的最爱,凡是这天生产队各家各户都要吃栽秧酒。大块大块的腊肉盛在土碗里,见了禁不住口水直流。还有黄澄澄的萝卜腊肉汤,加上高梁酒,再苦再累看见桌上的菜,喝上两口酒,心里也舒坦多了。
嫩绿的秧苗发芽了,薅秧开始了,在秧苗行中除去稗草,疏松稻根,将灰粪或豆饼屑什么的均匀撒到田里,把草拨干净,每天加以看管,就等着秧苗喜孜孜地往上窜了。
到了秋收,开镰的第一刀,一定是一个丰富经验的老农民。社员们在他的带领下,把早以磨得铮亮的镰刀拿了出来,随着生产队长的号令,下到田里,欢快地割起稻子来。割下的谷子,打成捆,送给身后的人,用打谷机把谷穗分离,送到保管室,一直忙到午夜,汽灯熄灭后,人们才收工。
评工分
我们去金鳌山大队落户,住的是集体宿舍,一起吃饭,一起下地干活,一起收工。到农场干活,已经四个多月了。
一天下午,老场长及厂带队干部把全体知青招集拢来，在仓库兼会议室的屋子里开会。凡是开会最受知青们喜欢，大家围着老场长和厂带队干部坐下,互相逗趣,说笑着。
厂带队干部开腔了:今天把大家招集拢来是为了给大家评工分,让大家在劳动中得到应有的报酬。他的话还没有完,知青们已安静下来了,知道这事很重要,牵涉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注意力便集中到了老场长身上。
老场长吸了几口叶子烟,慢条斯理地说:大家已经到我们金鳌山大队劳动四个多月了,你们现在跟我们一样了,不像在城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样享福了。你们要下地干活,干活嘛,就要评工分。当然,评工分大家都不能像黄鳝鱼鳅一样拉得整齐。大家在这四个多月的活路中,应该有个比较,谁的劳力好,谁的劳力差,大家心里都有了个谱嘛。男知青最高10个工分,最低6分;女知青最高8个工分,最低5个工分。根据大队的意见男知青只有两个最高工分,女知青也是一样。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就是要大家议一议,把工分评出来。
老场长说完，看着还没反应的知青们继续说:评工分就是到了秋后，按评的工分领分红,明白了吗？
知青们下到知青点时,大队还是按习惯把大家分到各个生产队,各个生产队按分下的人头供给知青点的食粮。知青们前三个月还是吃国家供给,因此,三个月后就要靠工分吃饭了。当大伙明白过来后,就嚷嚷起来,有的说大家都是干一样的活,吃一样的饭,为什么就不能平等分工分！有的人说:虽然大家在一起干活,但有的人偷懒,有的人老是喊肚子痛,偷奸耍滑,大家争的不亦乐乎。
知青有十七个人,男女各占一半,中干的子女占了三分之一,大部分都是工人的娃儿。何况我们都是刚跨出校门,还不懂得人情世故,更不懂得金钱观的人,只是把评工分当作好玩的游戏来看,并没有特别的在意。那时即使是再困难的家庭,父母一般情况下,每月都会给我们一至两元钱的生活补贴。
大家为了不输面子,争吵中,达成共识：让厂书记的儿子和劳工科长的公子拿10个工分,其余五人分别是9个工分,8个工分,大家言和。女同胞也是厂长的女儿拿了8分,其她都拿了7个工分。
工分算是评出来了,还得找个记工员,大家把这个光荣而神圣的职位让给了厂书记的儿子。从此以后每天早上出工,他先生就拿着记分簿正儿八经地记着每人出勤的天数了。
那时最高的10个工分每天大约等于8分钱到一角钱,知青们就这样晃儿糊兮地为工分努力干活了，准备等到秋后算帐,好分得一笔钱。
那知到了秋后,知青们看着农民分红,自己却没有沾边。找大队干部一问,才晓得,我们所谓的工分,让各生产队换算成粮食拨给知青点了。大部分生产队让我们去担分好了的红苕和苞谷,担回很少的麦子和谷子,知青才明白了各生产队及大队对我们分红的意思。
后来,不用说了,记不记分等于形同虚设,也就发生了大家不约而同,在同一天中午没有什么原因,大家都溜回了家,让猪饿了一天一夜的事件。
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
一九七七年五月的一天,天气比较阴。中午收工后,知青们吃了苞谷红苕粥,有的去堰塘洗衣服,有的在宿舍睡午觉。
有个村民叫我去他家吃麦粑，吃过麦粑后，又同他闲聊到下午上工钟敲响前。回到知青点，知青点轻声哑静，推开自己住的四人房间，不见一人，心想他们可能有事外出了，也没在意，就躺在床上等知青点带队干部来唤我们出工。
不大一会，老场长和青年农民扛着锄头在外面高喊出工了，我懒洋洋地起床，从门背后操起锄头，开门出来，同老场长他们等其他人一起出工。
等了一会儿，却不见有人出来，老场长等得有些不耐烦了，这是知青点第一次没人理他。他就叫我和那个青年农民去敲门，知青点宿舍的门都没上锁，只有睡觉的时候在宿舍门内插上插销就可以了，男生不管白天晚上基本上不插插销，只有女生白天晚上只要窝在宿舍里，都要插插销，白天出门把门带上就行了。
我们去挨着敲门，一用力门就开了，屋里空无一人，不知道人到那里去了，老场长带着莫名其妙的眼神问我：人呢？
我也愣了，人呢？他们上那儿去了？
老场长坐在宿舍前的石磴子上，除了我和那个青年农民相对无言，四周都静悄悄的。等了一会儿，确实不见有其他知青出现，老场长起身时，嘴里还嘀咕道：人呢？上午都还在，怎么吃了饭只有一个人在呢！不解地摇摇头，扛着锄头领着我和青年农民去后山锄草了。
一直到收工，都不见一个知青露面，好像在人间蒸发了。回到宿舍，老场长叫我到他家里去吃饭，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好想回家；就回绝了他的好意。我忽忙地换了衣服，站在宿舍的坝前望着面前的堰塘，也不知在想什么，真的，只是想回家了，于是，拔腿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回到家天已黑了，第三天下午准备回农场的时候，才碰到我楼下一起的知青，问他为什么突然想到那天下午要回家，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就在这天下午知青们，不约而同地陆陆续续回到了农场。
回农场的第二天的早晨，老场长带着怒气：你们这些知青真的是鬼扯，把猪饿得象鬼叫，害得附近村民大半夜睡不了觉；你们为什么不打招呼，擅自都走了，不留人喂猪呢？
原来，知青点养了三头猪，是过年知青们打牙祭的向往，一向都是当天煮饭的人负责，每天定时煮猪食喂它们。那天，不知为什么，确实不知为什么，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也没有约会，大伙中午吃了午饭后，东一个西一个，不管男的女的就这样不辞而别，回家了。
知青们这才知道，猪在圈里饿了一天一夜。在知青们离开知青点的第二个晚上，村民们半夜里被猪一声声凄厉的嚎叫声吵醒。
那声音在空旷的田野山间回响，民兵连长带着几个人顺着叫声，摸黑到了黑灯瞎火的知青点，才明白是知青点的猪没人喂，气得直跺脚。没办法，只好自己动手生火煮猪食，忙活了大半夜，才平息了猪的怨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