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 ——王鼎钧
一
年少时学书法，爷爷送我一方小砚，砚的底部刻着“黄大治”三个字。黄大治是爷爷的父亲，我的太爷爷，我家的“家谱”就到此为止。
我爷爷是湖北人，解放后被组织分配到山西，爷爷经常说他要抽时间回湖北老家，修订家谱。后来我才发现，南方比北方更重视家谱。北方从古至今，连年战乱，人们活下来不易，管他什么家谱，而南方风情水软，才子佳人，家谱这种文雅之物，只会出现在清净之地。
2003年，我从重庆坐船，顺长江而下，来到湖北恩施建始县，那是一座阴湿的小城。
1921年，爷爷在这里出生、放牛、念私塾，最后被国名党当壮丁抓了去。
爷爷17岁当兵，跟随抗日名将傅作义将军走南闯北，国共内战时期，随部队去了北平。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爷爷成了共产党。由于有国民党的经历，在文革时期他们这些投诚的人被称为“黑蛋”。
我小时候问过爷爷一个很幼稚的问题：“你和外公在朝鲜战场上见过吗？”爷爷哈哈大笑，然后对我说：“我是63军，你外公是66军，我们不可能见面的，就算见了面，那时也不认识。”
解放后，爷爷所在的部队被编制到63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3军的前身是华北军区第3纵队。1949年3月，63军奉命入晋，同作战部队合攻太原，4月，太原解放。6月，部队从太原出发，随第19兵团划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先后参加了扶眉战役、陇东追击作战、兰州战役和解放宁夏的作战行动。
1950年，爷爷留在山西临汾。他曾向组织申请过，想回湖北老家，在老家一样能为新中国做贡献。结果组织派人轮番给他做思想工作，大到为解放全人类，小到组织帮着找老婆，还有许多诱人的承诺，大多数都是空头的。我隐约记得爷爷说过，1950年，他谈过一次恋爱。
1951年2月10日，63军接到命令，进至辽宁凤凰城集结。15日，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爷爷说，他是他们连队的宝，谁牺牲也不能让他牺牲。原因是能识字，会写字，还能做文章。所以，全连的文字信息都在他那儿，包括物资的统计，战友的家书，牺牲士兵的名单。我记得爷爷几乎交每个孙子写字，在他眼里，写字不仅是技能，还可以保命。他亲口说过，如果不会写字，在朝鲜战场上早就死了。
在爷爷的一段回忆录里记录了一件事情。某个深夜，爷爷和他的连队突袭了美军的营地，而美军早已撤走，只留下一些生活用品。他一件件的统计，其中有一件物资是“橡胶女人”，我估计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充气娃娃。
回忆录里还写道，偶尔会缴获美军的香烟，这是莫大的福利。爷爷当时已经30岁了，知道抽烟不好，于是把烟给了战友，然后向战友索要烟盒。把烟盒拆开，就是一张纸，摊在膝盖上，用半截铅笔写字。他对那些毛头小伙子说，学点文化有好处。别人嘲笑他说，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去，就算有文化又如何？
有一个战友和他年龄差不多，也是湖北恩施人，他俩能聊在一起。战友问他，回国有什么打算？爷爷说，娶个老婆，种种地。战友说，差不多，不过我有老婆了，回家直接种地。种地，是他们的理想。谈完理想几分钟后，那个战友就被炮弹炸得粉身碎骨。
九十年代，爷爷经常被邀请到小学演讲。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时常能想起长眠于异国土地的战友。”
在另一个战场上，美军飞机空袭了志愿军的一支部队。飞机在空中呼啸，瞄准地面目标，急速俯冲，用机枪射击，一个18岁的志愿军战士在雪地上拼命的跑，可左肩还是被射入三颗子弹，倒在雪地里，一动不动，捡回一条命。这只被空袭的部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6军，18岁的小战士就是我的外公。
外公是山西离石人，不知为何被临汾隰县的一家姓冯的大地主收养。我听母亲说，半个县城都是我外公养父家的。
外公在地主家里受到良好的教育，一腔热血，报效祖国。外公受伤后，被送到后方医院，三颗子弹，让他的左臂终身残废。由于好奇心，我小时候经常模仿他左手的姿势。
在医院里，外公认识了一位姓薛的战友，来自山东，也只有19岁，他们朝夕相处一个月。
在这位战友眼中，外公是无所不能的秀才，能写会算，还能帮他给山东老家写信。而外公伤势较重，生活不能自理，于是这位战友就帮他洗脸、刷牙、系鞋带。战友说，他随时准备为国捐躯，但最放心不下的是自己的母亲，淮海战役前夕，母亲背着煎饼，步行一百余里到部队看他……
一个月后，战友的伤痊愈了，这也意味着要重返战场。临上车前，他对外公说：“我以后就不能通信了，你在这里隔一段时间给我家里写封信，安慰安慰我母亲。”外公答应了。
这次离别，即是永别。
外公一直给山东战友的家属写信，安慰他的家人说，可能他还活着，要耐心的等。突然有一天，外公接到山东来信，是战友的二哥写来的，说：“他已在前方战场上牺牲了。县政府已把烈士证送到咱家，全家都悲痛万分，母亲每日哭泣……”
二
1952年，战事结束，爷爷和外公回国，他们都会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他们也接到了同样的命令，回国后不许说朝鲜战场上的事情，尤其是死了多少人。
奶奶后来说，爷爷悄悄的告诉她，朝鲜死了很多人，一个连的人冲上去，一会儿就没了，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爷爷统计牺牲战友的名字，刚开始还很悲痛，后来也就麻木了。
这时爷爷已经三十多岁了，而奶奶才二十岁。在俩人见面之前，奶奶的亲戚就说，最好不要找当兵的，这号人性子太野，不稳定，还是找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比较可靠。结果一见面，爷爷文质彬彬，胸前口袋别两支笔，而奶奶也读过完小（小学），那时，读过书的女孩不多。从此，爷爷就落户在山西临汾。
奶奶给我讲，在她小时候，家里来了个日本人，帮着家里挑水、干活、种地。后来陆陆续续的来了更多的日本兵。全村人都在夸日本人好，比当地的地主好多了。
突然有一天，村里的日本人消失了，又过了几天，传来消息说日本兵开始杀人了，一村一村的杀，一庄一庄的烧。村里大部分人不信，而我奶奶的母亲是出了名的胆小，一听到消息，扭头收拾行李，备足干粮，带着仨孩子往山上跑。全村人都在嘲笑奶奶全家胆小。
奶奶还记得，他们在山洞里睡觉，吃炒面，喝泉水。在山上呆了三天后，村子里就开始冒烟，晚上还能看见大火。又过了几天，实在没吃的了，壮起胆子下山。一进村，横尸遍野，全村人都被日本人杀了。
除了我奶奶家外，还有一个幸存者，那人四十多岁，日本兵开始烧杀的时候，他跳进粪坑里，随手拿起一个尿盆扣在头上，一藏就是好多天。他到底是怎么活过来的？
三
1958年，我父亲出生，那正是全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在爷爷那辈人心里，饿，是最深刻的记忆。只要提起饿，他们都低着脑袋叹气，然后是一阵苦笑。
奶奶的记忆：
在60年的时候，有一个给公社喂骡子的饲养员，全村应该数他家的粮食最富余，因为他有几麻袋给骡子吃的饲料。村子里的人都很羡慕他家，结果他老婆还是被活活饿死了。
饿死前，奶奶说她隔着窗户看到那可怜的女人躺在床上，就像一具骷髅。左邻右舍都劝饲养员，你把给牲口吃的饲料，给你老婆吃点，把命保住。
那饲养员斩钉截铁的说，骡子是国家的财产，宁愿把老婆饿死，也不能私吞国家财产。结果，那女人到死也没吃上一口给骡子吃的饲料。
那几年，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至今在网上仍有争议。不过，据奶奶说，当时地里的玉米、土豆、南瓜都烂了，也没人捡，她是偷偷摸摸的捡了很多藏在家里，所以才熬过了那几年。不过，家里有那么多粮食，实在让人提心吊胆。
外公虽然在战场上落了个二级残废，但回国后的十余年还顺风顺水，娶了养父的女儿，名副其实的大家闺秀，又被安排在《吕梁报》工作，主要负责第一版的要闻和第四版的文艺内容。我外公写得一手好文章，就是在吕梁报工作时期练出来的。
1960年，我母亲出生。1966年，文革开始，红卫兵查封了《吕梁报》。
（外公在吕梁报社工作，以及外公的字迹）
爷爷因为有国民党的经历，文革期间，被划为“黑蛋“，下放到煤矿上劳动改造。爷爷性格温和，一辈子不与人争，在别人眼里这是“窝囊”。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躲过了世间的是是非非。在动乱年代，性子温和的人往往能平安，只要肯认怂，就没事。
爷爷在煤矿上表现良好，思想改造很成功，说白了，就是你们说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你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爷爷单位上有一位同事，老革命了，性格刚烈， 每次开批斗会时都不肯低头，而且破口大骂这世道浑浊，结果被十几岁的红卫兵们打得头破血流。
爷爷从煤矿上回来后，也批斗过别人，而且有些人还愿意被爷爷批斗。理由很简单，在那个年代，下手最恨的就是十几岁的小孩，他们涉世未深，不相信因果报应，没见过魑魅魍魉。而年纪稍微大一点，历经人世沧桑，反而懂得适可而止，开批斗会，只是走走形式，被批斗者也愿意配合。爷爷白天批斗人，晚上去给人道歉，说我这是没办法，不要往心里去，而对方还感谢他下手轻。
还是由于爷爷有文化的原因，又被调去整理右派分子的“黑材料”，其中有一份材料是关于一个姓冯的地主，他就是我外公的养父。也就是说，我爷爷把我外公的家抄了。据说，抄家前，外公家把几箱子银元埋在荒郊野外，文革结束后，回去挖，就再也找不到了。
后来，我父母谈恋爱，父亲对爷爷奶奶说，他家以前是地主，姓冯，我爷爷一听就知道是谁，心想外公会不会记仇？结果双方父母第一次见面，就相互坦诚，谁也没有记恨谁，都明白在那个年代没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四
父亲是典型的穷孩子出身。家里共五兄弟，父亲排行老大，从小就去打工，拾过煤渣，挖过野菜，有一次在挖野菜的路上饿昏过去，被路人用一颗西红柿救醒。尽管家里穷，但爷爷还是重视文化教育，他一生的感悟——会写字，能保住命。
母亲则条件比较好，外公毕竟是地主家的女婿。母亲18岁的时候，外婆就去世了，据他们回忆，外婆是个善良的女人。这和奶奶告诉我的实情相吻合——那时，地主家好人多，经常救济穷人，而最坏的人就是好吃懒做的恶人，他们一夜之间成了无产阶级，翻身作恶，明目张胆的抢地主家的粮食，还要以此为荣，美名其曰为积极分子。
1970年冬天的一个中午，外面飘着鹅毛大雪，外公家做西红柿煎蛋面。忽然有人敲门，外婆打开门，看到一个老妇人，穿着一件很薄的棉衣，那老妇人说：“我实在冷的不行了，能不能在你家烤烤火。“
外婆把她请进屋，让她在火炉旁烤火。老妇是河南内黄人，家乡遭灾，一路逃难到了山西。老妇很羞涩的问外婆，我两天没吃东西，能不能让我点窝头。
外婆拿了一个窝头给她。妇人拿着窝头一点一点的往嘴里塞。西红柿煎蛋面做好了，外婆给妇人捞了一碗，妇人推辞，说我吃窝头就行了。外婆把筷子塞到她手里，妇人低着头说了一句，唉，世上还是好人多。然后蹲在炉子旁，狼吞虎咽的把面吃下。老妇人走的时候，外婆给她怀里塞了两个窝头。她向外婆鞠了一躬，消失在茫茫的雪地里。
这件事是母亲给我讲的，让我知道那时的人生活是多么不易。我小时候只觉的这是一个故事而已，可后来我把它与一个现在看起来比较“廉价”的词相联系，这个词叫善良。
1976年9月9日，广播里传来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外公全家人驻足而立，悲痛万分，用当时的话说叫做全国人民失去了主心骨。
同年，外公去了一趟山东临沂，到了一个偏僻的村庄，打听到一户姓薛的人家。外公敲门，开门的是一位比他大的老者。外公说，你好，你应该就是二哥吧？老者问，你是？外公说，我是从山西来的。老者突然抱着外公，嚎啕大哭起来。这里就是那位姓薛战友的家。外公见到战友的母亲说，妈，儿子来看你了。
1999年，我还在读高中。外公家突然来了很多记者，其中就有央视《夕阳红》栏目组。媒体纷纷报道了外公的事迹，大概内容如下：
在朝鲜战场的医院里，薛义昌结识了同住一个病房、同样在朝鲜战场负伤回国接受治疗的华北军区66军山西隰县籍战士郝英祥，他俩都是18岁。
郝英祥左臂被美军飞机的机枪子弹打中，定为二等残疾；薛义昌右臂被炮弹片炸伤，为三等残疾。由于薛的伤势相应较轻，便主动担当起郝的义务护理员，系鞋带、穿衣服等都是薛帮忙。
薛义昌伤愈要重返前线了，薛义昌对郝英祥说：“上了前方，我不能给家里写信，你隔几个月替我写封信，不要叫我妈挂念。”郝同样郑重地点了点头。然而谁能料到，他们的告别竟是生死诀别，临行的嘱托成了生死之托，郝的点头也成了生死承诺。
从此以后，郝英祥的心里老是惦念着山东的老妈妈。
几十年间书信不断，由于当时生活艰难，逢年过节也只是寄个三十、五十元的过节费，每年为老妈妈扯上一身布料……，五十年间，从未间断过。
2000年，外公最后一次前往山东看望战友的母亲。两年后，战友的母亲去世。
2002年，外公得了重病，同年，我的38岁的舅娘也查出绝症。几个月内，一个家庭里，同时出现了两个重病患者，生命都不到一年。
舅娘是我见过的最贤惠的女人。她是舅舅的学生，从乡下嫁到城里，待人极其温和，我和父亲都曾喝醉酒跑到舅舅家里，吐了一地，舅娘给我们打扫。
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舅娘每日起早贪黑，除了做日常家务外，还做一些小生意，买过醋、酱油、饲料、冰激凌。舅舅是一个生活邋遢的人，但是在我的印象中，舅舅家总是一尘不染。
当时我在成都，母亲没有告诉过我家里发生了什么。2002年春节，为了不让两个病重的人相见，母亲带着外公到了湖北的二叔家。
6月，外公去世了，病重的舅娘在众人的搀扶下拄着双拐，跪在灵前，泪流不止。7月，舅娘去世。舅娘的遗像，是一张她二十岁左右时候的照片，笑的如夏花般绚烂。
我听弟弟说，在外公和舅娘病重的那段时间，舅舅的精神面临崩溃。有一次，舅舅当着众人的面下跪，号啕大哭，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舅舅一生读了很多中外小说，写了很多文字，但这一切始终无法抵挡不堪的命运。同时失去两个最至爱的亲人，对于他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打击。
文学无法代替生活，它是生活飘渺的意向，陶醉期间，获得的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舅舅能熬过那段最痛苦的时间，或许文学世界给予他很多精神的抚慰。
舅舅经常在舅娘的坟上插满了鲜花，有时候独自一人在坟前哭诉。生活中总有许多无奈，有人倾听自己对无奈的诉说，又何尝不是一种庆幸呢？现在，舅舅任文联主席这一闲职，经常不去单位，背着相机走遍大街小巷，过着快活逍遥的生活。或许，只有经历了人生的大苦大悲之后，才会淡然的面对生活。
五
自从我记事起，奶奶经常用父亲童年的经历教育我。她说，兄弟五人中只有你爸和你二叔吃过苦。有什么好吃的都让着弟弟们先吃。这是父亲一辈子的习惯，以至于后来不愁吃穿了，有什么好吃的，他碰都不碰一下，看着我和弟弟吃。我妈说他，一辈子叫花子命。
我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有两件事情，一是他常让我站在他手心上，看我能站多久。第二件事情是哄我睡觉的时候，用圆珠笔在贴着白纸的墙上写字，嘴里还说这是牛、这是马。
我现在才明白，他一直想把我培养成一个文化人，这是他自己一生的缺失。
我小时候，给我买了乐器、书籍、毛笔、画架等等，可惜我不争气，这些东西都落满了灰尘。我成年后，他一直想让我当医生，因为有一个远房亲戚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医生，觉得这个人走到那里都受人尊重。
由于父母工作繁忙，长期在外，我初中和一帮小混混在黑暗中抽烟、在地下室喝酒，在录像厅看黄色录像。我初中毕业后，我与父亲的矛盾到了顶点。那时，我说我不读书了，我要去闯荡。父亲说，你给老子就是在学校里睡觉也要呆到学校里。他的先见之明，没有让我过早流落社会。
我大学毕业，创业热席卷中国，我说，我要去创业。父亲以半辈子做生意的经验告诉我说，你的性格根本做不了生意，而且做生意你得四处求人，我不希望你这样，有一技之长是你最好的生存方式。那时我年轻气盛，必须子革父命。很多年后，历经了很多事情，我理解了什么叫知子莫若父。
当年父母返城后，外公把他们安排在当时最吃香的单位，父亲去了粮食局，母亲去了石油公司。后来我翻阅历史，读过一些“伤痕文学”后，知道他们是幸运的。
很多知青为了返城，不惜折磨自己的肉体，为了得到一张病退证明，他们服用麻黄素、升压灵来制造高血压，喝高效麻醉药制造“心力衰竭”，喝农药制造“胃痉挛”，喝墨水制造“胃穿孔”，不惜一切，只为回家。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一辈子留在农村。
从我记事起，周围就是一股很浓的汽油味，我家蜗居于石油公司的家属院里，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后来我闻到汽油味就有一种亲切感。
粮食局与石油公司只有一墙之隔，约高两米，父亲每次上班，都以矫健的身手攀爬而过。他经常带着蛤蟆镜跳霹雳舞、学太空步、每天早上都在院子里打一套拳，那时父亲的年龄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我读小学后，父亲的这些爱好都没有了，买了一辆摩托车开始跑生意。
在我记忆里，父亲身体矫健。直到几年前我回家过春节，父亲站在凳子上找东西，他下来的时候，对我说了一句：“你过来，让我扶你一下，上次往下跳的时候把脚崴了，老了不行了。”听到这句话，我心里无限酸楚，他已经不是能让我站在他手心，能翻越两米高墙的父亲了。
母亲每次催婚的时候对我说：你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都七八岁了。
九十年代后期，父亲所在的粮食系统轰然倒塌，他并未感到失落，他觉得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很正常，他的思想有点像康德的“存在即合理。”
只有面对才是唯一的选择，离开原来的生活，才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他当过木匠、开过照相馆、国家机关上过班，做过生意，他总能跟的上时代的变革。
从青年到中年，父母处在中国社会最剧烈的变革时期。他们来不及思考，猛然从政治社会进入到商业社会。这样的变化，让我无法看到他们人生轨迹的连续性。
母亲在我印象中，一直是一个精打细算的小市民。我十几岁的时候，经常说她的人生观属于妇人之见，她总是反驳我道：“老娘妇人之见把你养活这么大。”我哑口无言，事实胜于雄辩。但我始终不服母亲所有的价值观，和我吵架的时候总像个泼妇。
让我没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有妇人之见的女人，竟然在年轻的时候读过苏联小说，写过诗歌，记过日记，订阅过例如《收获》、《当代》、《十月》等文学刊物。对她一生影响最深的小说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有一年我在家里看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她拿起随便看了一段说道：这应该属于意识流小说吧。我万分惊诧的说：妈，你怎么还知道什么是意识流小说？她说：我看小说的时候，猪肉还是几毛钱一斤，要不是养活你俩，你妈能年轻十岁。
2007年，母亲生了一场大病，人瘦了30斤，医院检查结果是更年期综合症。那段时间，母亲脾气极度暴躁，经常和弟弟吵架，而我像父亲一样，学会淡定。
疼痛让母亲整夜整夜的无法入睡，有时候会梦见已经去世的外公与舅娘。还有一次梦到一个陌生人半夜叫醒她，拉着她的往外走，在客厅里看到我在看电视，就歇斯底里的喊我名字，陌生人就放手了。
在两个月的时间，我通宵上网，随时等候母亲的叫唤，喝水、上厕所、换药，那段时间我真的担心“陌生人”把母亲带走。
有一天晚上母亲吃完药后说，妈还不如死了算了，活着每天就折腾你们兄弟俩。说完母亲哭了，我天生不会说安慰人的话，一个人躲进厕所，泪如泉涌。
十几年前，我在家里调皮不听话，母亲经常拿着擀面杖追我，我有时候会转过身来，对着她练一套“螳螂拳”。这时她会对着我吼：看你爸回来怎么收拾你！我提起这些有趣的往事，她总是幸福的笑。
现在，母亲再也跑不动了。母亲逐渐康复，开始信奉耶稣。
六
2001年，爷爷像往常一样，早上起来练书法。笔帽不小心掉在地上，弯腰捡笔帽的时候，栽倒在地上，从此瘫痪在床上。
2006年凌晨四点，父亲给我打电话说：你爷爷不在了。说完后父亲痛哭起来。从那以后我非常害怕这种家里午夜电话。
去年，我在一篇读书笔记里写到：
每个时代都有人为了寻找未来而背井离乡，于是魂归故里成为乡愁最后的注脚，但这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也是一种奢望。
爷爷在去世后也未能回到南方的老家。我记得小时候，爷爷经常提起回老家养老的事情，但子女们纷纷劝阻，因为此地已落地生根多年，回老家有诸多不便。
他也是被战争裹挟的一员，随着洪流东奔西走，最后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停了下来，但始终没有放弃过回到故乡的念头，因为他时常给我讲起他小时候念私塾的情景。
2006年，爷爷在病床上咽下最后一口气，奶奶说，那一刻爷爷的眼睛仿佛看见了什么。我记得曾有种说法，一个人在弥留之际，总能看到自己童年的片段和故乡的场景。
我记得没到清明节时，爷爷都要向着南方——湖北老家，烧纸祭拜。我现在到了成都，在西南地区，向着北方思念爷爷和外公。
作家王鼎钧说：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每一代人都在大地上流浪。我的太爷爷黄大治，在一百年前，会朝着哪个方向祭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