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看几页书又会被碎片信息吸引的俗人，那个午后，当我捧起这本书，一口气看完了上百页，一种许久未有的激动荡在心头，那些好像熟悉又着实陌生的人物与时代：司马迁、史记、诸子百家、楚汉之争……通通以更丰富立体的一面呈现于眼前：孔仲尼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司马迁写《史记》更想探索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模式、项羽与刘邦是英雄与无赖的对决，更是个人与团队的对决……这便是这本《史记的读法》的魔力，用说人话讲历史的方式，让人一读便欲罢不能。

什么是说人话？我将它理解为新媒体时代的一种自发形成的讲知识方式，往往能有意识地站在读者的角度，以平实的语言降低理解门槛，观点鲜明，总能提出一个引人好奇的问题，设置一些悬念，整体的讲述还非常有故事性。这本书的内容正是根据作者杨照在“看理想”上开设的专栏所讲整理而成。《史记》的故事本就十分精彩，经杨照的语言一讲，更是引人入胜。更难得的是，在引人入胜的同时，作者还时时跳出故事，去探索司马迁隐藏在这本难读的书背后的广阔且深切的创作动机及目的。整本书正是围绕这一点在讲司马迁的历史世界。

那么，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动机和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早就背过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句话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写，任安曾写信指责司马迁发达了就忘了老朋友，司马迁两年没有回信。但在任安面临处斩之际，司马迁不愿老友带着对自己的误解而死，于是写下了这封回信。他告诉任安，自己所受的是世间最深的屈辱，死才是顺理成章的，但他却选择了活下来。活下来难道是为了去服侍皇帝以追求更高的权利吗？不是的！是因为他必须要把《史记》写完，因为这是他毕生的使命。这个使命最重要的精神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15个字我们曾经背诵并默写，在作文中更是常引用司马迁受宫刑却立志写下《史记》的事例，但对于这些字背后的含义与司马迁真正的伟大之处，却知之甚少。这本书在好读的同时还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这是它能吸引人读完后还愿意继续思考与探究的原因。

究天人之际

项羽乌江自刎时仰天长叹：“天要亡我，非战之罪也。”项羽并非常人，三年便快速兴起，兵力和实力对于刘备而言都是碾压级的存在。因此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不愿意承认，楚汉较量的失败跟“人”有关，只能推给那是“天”要亡我。但是司马迁并不同意，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项羽犯的错误——“不师古”，眼里只有霸王之业，而没有帝王之志，所以项羽的灭亡并不是“天”，不是那些人无法真正控制的外部环境的力量，而是“人”，是自己招来的。

那哪些是“天”的力量呢？司马迁在列传的第一篇《伯夷列传》中通过伯夷叔齐以及历史上许多个跟他们一样，为了坚守内心的原则而命运悲惨的人的故事给出了答案。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孔子和弟子们累累若丧家之犬，这些坚持自己的信仰和原则的人，得到的结果却并不是“好人就有好报”。上天不仅没有让“好人有好报”，而且让“坏人不一定有坏报”，这便是“天道”，天从来不是公平的。那司马迁要做什么呢？或者说他认为作为记录历史的人应该做什么呢？那便是对抗这样的“天道”，在他的史书里面去彰显人，彰显那些依随自己原则的人，哪怕天道要把人埋没，但是因为有史家，有历史，这种人就可以成为典范，永世成为人们心中的光。

如此“究天人之际”便有了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壮烈，这样的精神放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这也是这本书读来让人感觉激荡的原因所在。

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在继承父亲司马谈的史官职位之前，曾离家远游。他去探索大禹治水的痕迹，凭吊孔子的遗风。因为这样的游历，司马迁不仅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更被这个世界中古今的变化所冲击。时间这条长河，改变了很多人、事、物，哪些变化是值得记录的？在这些值得记录的变化中有着怎样的模式与规律？这便是司马迁要融通的古今之变。

当司马迁来到孔子的故地鲁国时，时间已经过去四百多年了。可是他看到很多人在孔子的影响下，仍然继续保留着那种以礼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而那么多在先天的地位、条件上都远胜孔子的君王、贤人死后却早已被人遗忘，这是唯有经历时间的洗涤才会显现的历史选择与变化。

杨照将《孔子世家》中所写的孔子与为人类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并称，因为孔子于时代的意义正是将智慧与道德的火种从独属于贵族的阶层带到了和他一样的大批普通平民阶层。“君子”从一个专属于贵族的身份称谓，变成了可以用德行追求的精神称谓。同样是大学教授，北大教授李零所著《丧家狗——我读<论语>》，与之相比更多是在一条条的论语解释中加入个人所想，对于理解《论语》有帮助，但对于更系统地了解孔子其人显得过于主观和零碎。

成一家之言

如果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在外部对抗天命和时间的追求，那么“成一家之言”便是他在内部对自己清醒的认识与觉知。这也是我认为司马迁的真正伟大之处。一个人有着崇高的追求固然值得钦佩，但他还能告诉别人这崇高的追求带有我个人的精神和价值观，是我的“一家之言”，我所记录的并不是完全的历史定论，而是要挖掘一些智慧，让读者可以通过对历史的理解与思考加以吸收。司马迁如此独特与清醒的史家观念超越了那个时代以及后世的许多时代，也因此不幸地并未得到彰显。“成一家之言”的《史记》成为了“正史”的起源，位居二十四史之首，后来的许多人认为《史记》所写的都是真的，都是标准答案，但这恰恰违背了司马迁的本意。

读这本书时，我也常常停下来思考，如果《史记》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那这本《史记的读法》也是杨照的“一家之言”，而我对这本书的书评同样是我的“一家之言”，如此往复，难道世间没有什么真相，全部是“一家之言”吗？不，这是陷入了怀疑主义的漩涡。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建立在他对浩如烟海的史料的搜集整理与思考中的，杨照的“一家之言”是建立在他对《史记》的通读与思考中的，这样的“一家之言”可以批判地接受，更值得去尊重与研究。想想如今的舆论环境，缺少的不正是这样负责任的“一家之言”吗？仅凭几句话就可以掀起全民的声讨，大家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更偷懒地认为别人的“一家之言”要么值得全信，要么皆为谎言。

“成一家之言”让我们了解司马迁的精神有多么伟大，那是坚持提出自己真正相信的、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评断，不受群体或权利的影响。哪怕已经遭受了宫刑的非人折磨，他依然要在《封禅书》里写下对汉武帝的评断，在《酷吏列传》里体现酷吏的出现与皇帝识人不明的关联。

当然，司马迁眼中的汉武帝是全部真实的汉武帝吗？《后汉书》里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答案。那大概是下一段阅读之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