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历史源头的探索总是想着追求到一种无人可说，无事可讲的地步。

      那可想而知，最为可靠的便是文字记载了。虽然华夏文字的诞生最早可追溯到6000年前的半坡仰韶文明，但是真正成体系可辨识的，还是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所以由于这种局限性，要对商朝之前的历史进行考证，光光依靠文字记载是远远不够的。

        故钱先生提出了两种上古史探索的途径：第一是各种历史遗物的发掘，第二是传说以及神话的审定。

        通过历史遗物的发掘，可以将最早的原始社会分为以北京人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距今1万年以前），和以仰韶半坡，龙山文明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距今大约5000-1万年）。可是由于出土的历史文物较为单一，数量有限，同时并没有相对应的神话传说进行参考，所以我们只能对于原始社会的文明发展、社会形态，进行大致的考证，具体的发展脉络和各类事件便无法进行追溯了。

      但当时间迈进到距今大约5000年的时候，华夏的历史便突然开始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因为我们有故事了，有主人公了。学者们将考古发掘与故事传说结合起来分析，再搭配上各种史书的文字记载，历史的发展脉络便愈发变得清晰了。

        然而与钱先生亦师亦友的顾颉刚先生却在《古史辨》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国古史层累说”，意思即是我们现今所知古史，是我们之前那么多个历朝历代，他们眼中的古史所层层累积起来的。比如周朝人们心目中最早的王即是大禹，孔子时期开始有尧舜，战国时期有了黄帝，秦朝有了三皇，而到了汉代才有了最早的盘古开天地的故事。历史的进展与上古史的追溯呈现出了一种背离的状态，正所谓历史往前滚，古史往后翻。同时后代人不断赋予了前代人所“考究”出来的这些人物，更多细节、更多人性，愈发的真实。而我们接触到的上古史，只不过是历朝历代人不断接力绘制的一幅“画卷”罢了。

        为此，钱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认为中国古史在古人不断的努力之下，严谨合理是不可否认的。例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没将传说意味较重的三皇列入其中。同时他又针对当时人们对于古代史的各种怀疑论，提出了以下观点：

        第一、既然当下很多观点认为，古代史是经过后人的层层累进所形成的，认为现今普遍认识的古代史不可靠的，那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对真实的古代史进行深入探索呢？

        第二、不能否认传说神话是有一定真实性的。我们不能一味严格排斥传说神话，要不然古代史无从谈起。

        第三、神话也有可能是通过现实、传说演变而来的。例如《三国志》中的关羽与《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以及民间供奉的关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四、古传说如果散落在各个书中，均有只言片语，说明是不同人、不同的派别所写，伪造的可能性较低。

        第五、如果排斥某个传说，那就必须提出与之相反的确切证据，必须是相反的，不能够并行存在的。

        第六、中国古代历史传说与西方古代截然不同。虽然相应名号可能是后人想象的，但是整体的人类文化演进，是符合规律的。

        同时我们研究古代史，由于种种限制，不能过于追求细节，需要宏观的把握大脉络。这归根到底是因为古代文明毕竟时间久远，留下材料相当有限，同时文明程度较低，发展尚浅。所以即会造成：

          第一、年代不可靠。

          第二、人物言行不可靠。

          第三、社会制度及思想不可靠。

        但是也必须知道古代史并非是不能研究的，只要我们将考古挖掘，故事、传说、神话结合起来，并搭配地理区位以及相应文化状态，有所发现那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