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大司马陶侃，在两晋之交的历史中是无法忽略的人物。
东晋开国后能得以维持，他于其中居功甚伟。
他晚年位极人臣，任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军事，东晋的命脉掌握在他手中。
他出身寒门，却最终成为左右东晋朝命运的权臣，陶家在鼎盛时仅家中僮仆就有几千人。
但可惜的是，在他死后，由于生前治家不善，他的几个性情残暴的儿子为了争家产，互相杀伐，导致陶家迅速衰落。陶家终究未能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那样，成为显赫的世家大族。
好在陶侃儿子们的家产争夺中，有一个性情温和的儿子陶茂没参与其中，得以侥幸存活下来，为陶氏保留了仅有的血脉。
这陶茂便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祖父，陶渊明是陶侃的曾孙。
陶侃从鱼梁小吏到权臣，其一生曲折，极富戏剧性，司马先从头说起。
陶侃是鄱阳郡人，生于公元259年，这一年，还是魏甘露四年。此时的鄱阳郡，尚在孙吴政权统治之下。
据说陶侃的父亲曾在吴国任将军，但同时史籍又有记载，说陶侃从小家贫，只能靠在县里做小吏谋生——可见陶侃的家世，着实一般。
但家世一般并不意味着眼界就低。生活贫寒的陶侃在关键时刻牢牢抓住了人生的重大机遇，一举翻身。
某次，鄱阳郡的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范逵随行有许多车驾仆从。有如此贵客，陶侃简直受宠若惊。但因本身家贫，而且多日积雪，仓促之间竟无以待客。
可以想见，陶侃早年过的是忍饥挨饿的日子，穷得没饭吃。
家中无米粮招待贵客，大多数人面对这种局面，也就因陋就简，简单招待了。同时再给客人解释一番，希望得到理解。
陶侃如果也这么做，那么历史中从此就没有他这号人物了。
他的做法——或者准确的说，他母亲的做法是，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卖给人做假发，以此换了一顿饭钱。
这便是“截发延宾”的故事，陶母也因为这个故事，成为古代四大贤母之一。
相信看过各种历史剧的各位都知道，在古代社会女人剪发意味着什么。古人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弃也。所以，三国时的曹操手下大将夏侯惇，在被人射瞎了眼睛时，干脆将眼珠连箭头拨出，直接将自己眼珠吃了，还说了句名言“父精母血，不可弃也”。
陶母用自已的头发换了米粮，可是家中却没有柴火生火做饭。陶侃母子当机立断，将房梁柱拆了一根拿来烧火做饭。
还好，这顿饭最后吃得很开心，客人畅饮极欢，甚至连范逵的仆人都得到了意想不到的优待。
之后范逵离开，陶侃又送出去百余里路。
到最终临别之时，范逵终于问出了陶侃心里一直等着盼着的那句话：你想到郡里任职吗？
陶侃强忍着内心的狂喜，他和母亲的苦心终于没有白费，于是故作镇定地回答道：想，可惜无人引荐。
范逵哈哈大笑而去。
不久，不知名的寻阳县鱼梁吏陶侃升任庐江郡督邮，领枞阳县令，官至地市级大领导。这背后，自然离不开范逵在庐江太守张夔那里的极力引荐。
面对机遇，陶侃母子把握之准确，付出之决绝，非常人所能为。
到了郡里以后，陶侃任职勤勉，而且因为才能出众，很受众人推崇。
但真正让他又上一层楼的，却不是因为工作上的出色，而是另外一件小事。
太守张夔的老婆生病了，想要请的医生却远在几百里外。
当时又是一个凛冬，雪大天寒，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去应承太守的这个苦差事。
只有陶侃愿意。
而且，陶侃还讲出了一番大道理：侍君侍父是为臣为子的本分，郡守夫人就如同我们母亲一样，哪有父母生病而子女不尽心的！
在当时二元君臣论的观念下，陶侃以张夔为君确实属于正常思维。但马屁拍到这个份上，同僚们就坡下驴，一致鼓动陶侃去请医生。
陶侃又一次顶风立雪，远行几百里。
此番辛苦付出也没有白费，太守很受感动，陶侃很快就得到了回报：张夔举陶侃为孝廉，陶侃因此得以进入洛阳——晋王朝的权力中心。
前面说过陶侃的第一个贵人范逵，人家之所以那么牛叉，因为他是孝廉。
魏晋时期是察举制，那时还没有科举制度。察举什么呢？察举的是孝廉科，想当官就得靠在职官员的荐举，别无他途。具体就是由每郡每年察举一人，大约20万人中选取一人。这个概率，堪比中彩票。
郡守张夔，把当年本郡唯一的孝廉名额，毫不犹豫地给了陶侃。从此，陶侃的人生一路开挂。因为，他从此获得了当官的资格。举孝廉之后，就可以在皇宫担任郎中之职，在皇宫学习百官做官之道。在经过一段时间历练之后，优秀者入朝为官，稍逊者也可外放地方任县令。
陶侃到洛阳后不久，很快又傍上了第三个贵人，执政者张华。
陶侃知道，自已身为寒族，唯一有可能看得起自已的，是同为寒族出身的张华，张华小时候放过羊。
这个三级连跳的速度是十分惊人的，从最初的县里，到后来的郡里，再到现在的总理张华，陶侃一路跳到了最高层。
这个三级跳的最后一跳，当然也十分曲折。
陶侃到了洛阳以后，几次拜见张华。这种会面，当然不是一对一的，而是陶侃跟在别人后面，一群人一起去拜访张华。
陶侃满腔热血，但张华却并没有把他放在心上。庐江郡地处偏远，而且是亡吴故地，中原士人因此不大看得起这些南方来的人——不只针对陶侃，就连陆逊的孙子们都受过这样的白眼。
所以张华对待陶侃，还是一副不大搭理的冷冰冰模样，眼神背后藏着的全是轻视。
但如此几次以后，张华却慢慢发现，这个年轻人有些不一样。虽然遭了冷遇，但陶侃却不像别人一样患得患失，神色显露，反而是一副神色安然，宠辱不惊的淡定模样。
这也许是因为年少时的贫穷生活，砥砺了陶侃，让他磨练出了百折不挠的优良品格。
由此，陶侃在张华那里落了个好印象。
后来某次会面，陶侃终于得到了跟张华对答的机会。一番谈论之后，张华对于陶侃的见识大为惊异。
有执政者张华的肯定，不久，陶侃除任郎中。
所谓郎中，名义上说是皇帝的侍从，但在当时，却更像是一个虚衔。有了这个名号，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侍奉皇帝。而且，即便能接近皇帝，也不意味着就能一步登天。
也就是说，张华确实给了陶侃一个好条件，一个大台阶，但能不能利用好，还是得靠陶侃自己努力。
在人生地不熟的洛阳，陶侃算是硬生生给自己劈开一条路，终于看到了些许微光。
郎中的任职，当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身在洛阳的陶侃依然势单力薄，还需要找一个人做靠山才行。
陶侃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棵大树：伏波将军孙秀，这是他人生中的第四个贵人。
孙秀是吴国宗室，因为被吴主孙皓逼迫，不得已降晋。
当时晋廷为了招纳吴国降臣，便给了孙秀骠骑将军的高位——在“将军”的称号中，“骠骑将军”仅次于“大将军”。
后来晋朝统一、吴国灭亡，孙秀作为花瓶的作用也就消失了，被降为伏波将军。
这种敏感的身份，让洛阳士人很少愿意跟孙秀接触。他虽然身在洛阳官场，却是个十足的局外人。门庭冷落不说，洛阳城内青年才俊济济，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入幕孙秀的伏波将军府。
陶侃于是便选了这条路，入幕伏波将军府。
而这一次，陶侃选对了靠山。
在有了依靠以后，陶侃得到的好处十分明显：孙秀虽然在北方士人那里不受待见，但在吴国士人中，名望还是有一点的。陶侃在入幕伏波将军府后，不久就结识了两位南方士人杨晫和顾荣。
杨晫和顾荣，是陶侃的第五和第六贵人。
你看，就算是大家都是南方人，彼此之间也是有细分鄙视链的。
之前陶侃与杨晫、顾荣同在洛阳，却始终没有办法结交到两人。
如今经过张华和孙秀的双重加持，杨顾二人马上对陶侃青眼相加。
文章如果只写到这里，又或者陶侃在此时去世，那么他的一生，只会被定格为将军幕府而已。
但其实，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自此，陶侃将开启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
契机便是八王之乱，陶侃在此时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七个贵人：刘弘。
刘弘的家世跟陶侃比起来，简直有霄壤之别。
刘弘的祖父从明面上看，是汉末的扬州刺史刘馥，但算起来，却是曹操的私人秘书。而刘弘的父亲，则在曹魏时做到征北将军。
仅仅这些履历，还远不足以说明刘弘的身世。刘弘的显赫，要用下面这句话才可以体现：刘府和司马府是邻居，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跟刘弘是从小一起玩泥巴长大的发小。
八王之乱后期，镇守荆州的新野王司马歆遭乱军所杀，朝廷任命刘弘都督荆州军事，刘弘临行前，征辟陶侃为南蛮长史。
从此，陶侃以文人身份跻身军界。
在刘弘手下，陶侃的才干终于得到充分发挥。
而且，刘弘对陶侃颇为期许，曾说：当年我做羊公（羊祜，曾任荆州刺史，献平吴之策）的参军，羊公曾经跟我说，我将来能任他的职位，后来果然言语成真。我如今再看你，也可以重复当年羊公对我的预言啊！
后来，陶侃竟然真的获任荆州刺史。而这说来，又跟王敦有关系。
王敦，陶侃生命里的第八个贵人。
刘弘在任荆州刺史时，正值八王之乱后期。当时天下已经大乱，但荆州却是少有的安定之地。在刘弘治下，荆州匪患肃清，百姓安居。
但在刘弘去世以后，荆州先后换了几任主官，局势却越来越乱。等到周顗任荆州刺史时，已经被群盗逼迫得无处容身。关键时刻，还是时任武昌太守的陶侃解了周顗的危。
周顗穷途末路，便去投奔王敦。
王敦接纳了周顗，但对解围的陶侃倒是颇为看重，见陶侃将才出众，于是推荐陶侃任荆州刺史。
到此，陶侃从县中小吏出身，一跃成为封疆大吏。
成为一方刺史的陶侃，已经五十四岁了。
然而，可惜的是，王敦对陶侃并不只有欣赏，还有猜忌。
此后不久，晋元帝司马睿对琅琊王氏的势力之大颇感忌惮，开始着手削弱。此举激怒了王敦，王敦磨刀霍霍，准备发兵攻打建康。
在这档口上，不是自己嫡系的的陶侃就变成了阻碍。原先的贵人，因为王敦的反叛，瞬间成了敌人。
王敦于是找了个由头，把陶侃发配到了广州当刺史。
被发配到了偏远的岭南当刺史，却没能让陶侃气馁。
在广州闲来无事时，陶侃每天搬砖，咱们可以称他为搬砖始祖。
《晋书・陶侃传》著：在广州无事，辄朝运百甓（pì，砖）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劳耳。”
陶侃每天早上把一百块砖从屋里搬出，晚上又将这一百块砖搬进屋里。人家问他为什么做这等无用功，他回答说怕自已“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劳耳”。逆境之中，方显英雄本色。
后来王敦叛乱失败被杀，陶侃才得以回到荆州。
但陶侃的志趣也并不在荆州，他想入朝。
建康的核心圈子对他而言，依旧可望而不可及。
那是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时代，打在陶侃身上的寒族标签，一直成为阻碍他进入晋王朝权力中心的最大绊脚石。
到晋明帝司马绍驾崩时，继位的晋成帝只有五岁，因此设立了七个辅政大臣。但这七辅臣之中，又没有陶侃。
成帝继位后，因为庾亮处置失当，引发苏峻之乱。这场叛乱造成的影响极坏，甚至于乱军攻入建康皇宫的时候，只有王导等几位重臣保护着小皇帝坐在正殿。
诸侯纷纷起兵平叛，其中还包括了顾命大臣庾亮、温峤这样的大人物，但大家却一致公推陶侃为盟主。辅政大臣没陶侃的份，但七位辅政大臣们却一致认同陶侃的军事才能，公推他为盟主，活儿还得仰仗着人家干。
在陶侃的英明指挥下，苏峻之乱迅速被平定。
然后，朝廷大臣们给陶侃加了一堆官，却还是恭恭敬敬地把他送回了荆州。
最终，陶侃在荆州刺史的任上病逝。临终时，陶侃的头衔已经有这么多：
持节，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
晚年的陶侃，成为了东晋朝的中流砥柱，获“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殊荣。这种特殊待遇，前朝只有曹操，司马懿，司马昭，司马师获得过。
感谢韩涵微雨老师精心指导，特此呜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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