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危机 - 第一章 新的焦虑 > 位置 60
新的成功者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普通劳动者，而是受过良好教育、拥有新技能的人。他们组成了一个新阶层，他们在大学里相遇，形成新的共同身份，基于技能对彼此心怀尊重。他们甚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道德，将少数族裔、性取向等特征上升为群体身份，将其视为受害者。他们宣称只有自己关心受害者群体，从而对受教育程度低于自己的人主张道德优势。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组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信任政府并彼此信任。

第一章 新的焦虑 > 位置 74
调查显示，年轻人空前悲观：大多数年轻人觉得自己未来的生活水准将低于父母的。这并不是错觉：过去 40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表现不断恶化。

第一章 新的焦虑 > 位置 94
大自然厌恶真空，选民也一样。现实与可能性之间的鸿沟导致的挫折感为两种伺机而动的政客提供了动力——民粹主义者和意识形态分子。

第一章 新的焦虑 > 位置 100
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诱人的组合，简单的道德确定性和无所不能的分析，能够为任何问题提供自信的答案。几种复兴的意识形态，诸如 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 17世纪的宗教原教旨主义，都曾引诱着社会走向悲剧。

第一章 新的焦虑 > 位置 107
克里斯马式的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者连意识形态的粗略分析也不做，直接跳向只有两分钟说服力的解决方案。

第一章 新的焦虑 > 位置 168
事实很快就证明，以机械的方式从个体的“效用”出发，推论出关于社会福祉的理论，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理论连贯性的基本标准的。

第一章 新的焦虑 > 位置 195
成功者意识不到普通人的焦虑。功利主义先锋相信自己才德兼备，凭着这样的自信，他们毫不迟疑地自视为当代的柏拉图“卫国者”，有权否定其他人的价值观。

第一章 新的焦虑 > 位置 204
自由至上主义者（ Libertarians）把权利归还给了个人，但没有把义务归还给个人。

第一章 新的焦虑 > 位置 211
最初争取包容的运动（也许不经意地）变得僵化，演化出相互对立的群体身份，人们通过设想某个敌对群体来激发斗志。

第一章 新的焦虑 > 位置 221
功利主义者、罗尔斯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都强调个人而非集体；

第一章 新的焦虑 > 位置 222
功利主义经济学家要求按需求进行再分配；逐渐地，福利制度被重新设计，以使权利与贡献不再相关，在此过程中，公平这一常规的人类价值被摒弃。没有做出过贡献的人比做出过贡献的人更受优待。

第一章 新的焦虑 > 位置 228
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摒弃互惠与应得性的常规道德本能，抬高一个单一的理性原则（尽管二者的理性内涵内容不同），并主张由专家组成的先锋队来将这项原则强加于社会。而合作运动是建立在那些常规道德本能之上的，

第一章 新的焦虑 > 位置 232
当左派知识分子放弃实践性社群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转奉功利主义与罗尔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时，中右翼政党要么僵化地怀旧，在思想方面无所建树，要么被另一群同样误入歧途的知识分子所俘获。

第一章 新的焦虑 > 位置 237
新经济学说结盟。该派学说认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在仅受竞争制约的情况下能产生比公共监管和规划更好的结果。该学说为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和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的政策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尽管左右派的新意识形态呈现出截然对立的面貌，但它们都强调个人，并推崇精英统治：左派推崇的道德优越的精英与右派推崇的经济能力优越的精英竞争。左派眼中的超级明星是很有德行的人，右派眼中的超级明星则是极为富有的人。

第一章 新的焦虑 > 位置 250
公共选择理论认识到，公共政策决定通常不是由超然的圣人做出的，而是通过平衡包括官僚集团自身在内的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而形成的。

第一章 新的焦虑 > 位置 287
克罗斯兰是一位实用主义者：评价某种政策要看其是否行之有效，而非是否符合某种意识形态的信条。实用主义哲学的一项核心主张是，因为社会在不断变化，所以我们不应期待有永恒的真理。

第一章 新的焦虑 > 位置 306
对大多数人来说，人际关系对生活有根本性的意义，而人际关系必然涉及义务。至关重要的是，人们会做出互惠性承诺，这是社群的根本要素。自私与互惠性义务之间的斗争，即个人主义与社群之间的斗争，在三种主导人类生活的组织中展开：国家、企业和家庭。

第一章 新的焦虑 > 位置 337
因为没有更好的术语，我姑且把我提出的这些弥合分歧的政策统称为“社会母爱主义”（ social maternalism）。我主张政府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但政府不能公然给自己授权。政府的税收政策应遏制强者攫取其不应得的收益，但不能热衷于把富人的收入分给穷人。政府监管应赋予“创造性破坏”（竞争驱动经济进步的过程）中的受损者索取补偿的权利，而不能试图阻挠这个赋予资本主义惊人活力的进程本身。政府倡导的爱国主义应当具有凝聚力，取代对支离破碎的受害者身份认同的强调。

第一章 新的焦虑 > 位置 342
我不是指把一堆杂乱的观点拼凑在一起，而是指要接受人们多样化和本能的价值观，并接受基于这种多样性而做出的务实取舍。诉诸某种单一的绝对原则，使其凌驾于各种价值观之上，这种做法注定会导致分裂。

第一章 新的焦虑 > 位置 351
在《国家挑战》（ The Fix）一书中，乔纳森·泰珀曼（ Jonathan Tepperman）研究了十位这样的领导人，

第一章 新的焦虑 > 位置 352
他们的共同点是避开意识形态，专注于针对核心问题寻找务实的解决方案，并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

第一章 新的焦虑 > 位置 360
务实的中间派”

第二部分 重建道德- 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从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团体 > 位置 400
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有一个致命的污点：它依赖贪婪这个唯一的驱动力。

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从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团体 > 位置 432
斯密在他的书中重点关注的情感：温和的压力，如羞耻和尊重，促使我们交换义务——如果你愿意帮助我，我就愿意帮助你。

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从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团体 > 位置 442
人既受《国富论》中描述的“愿望”驱动，也受《道德情操论》中描述的“义务”驱动。无论愿望还是义务，斯密都认为，从自给自足到互相交易的转变是革命性的，但他自己似乎认为《道德情操论》更重要，义务的交易比愿望的交易更重要。“

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从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团体 > 位置 454
道德源于价值观而非理性。

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从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团体 > 位置 457
叫做“动机性推理”的假象。理性基于价值观，而不是价值观基于理性，或者正如斯密那句形象的话：“理性是激情的奴隶。”

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从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团体 > 位置 459
《理性之谜》（ The Enigma of Reason）

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从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团体 > 位置 461
理性本身是为说服他人而进化出来的，而不是为了改进我们自己的决策。

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从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团体 > 位置 463
过去 200年间人类大脑的大规模扩容是由社交需求驱动的。

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从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团体 > 位置 473
实用主义拒绝意识形态，没有一种价值观是至高无上、绝对和永恒的。

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从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团体 > 位置 484
实用主义者承认这些局限性：个体的道德判断是可能出错的。

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从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团体 > 位置 487
有些政治哲学家对个体的实践理性能力极度怀疑，他们看重蓄积在制度里的智慧，这是保守主义。有些政治哲学家信任个体的理性，且看重其带来的自由，这是自由主义。

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从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团体 > 位置 497
千万年来，人类唯有通过群体合作才能生存，单干就意味着死亡。

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从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团体 > 位置 507
我们不是从自身推导出世界，而是从所处的世界推导出自身。

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从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团体 > 位置 545
归属感、义务和因果关系，这三种叙事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张互惠义务之网。

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从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团体 > 位置 556
但信念体系也有一种不可估量的好处：它将自私的“经济人”变成以义务为驱动力的人，他们自视为某个团体的一分子，

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从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团体 > 位置 573
人群就是环境，人们演化是为了相互适应。一个社会的起点决定了它的终点，在演化过程中，初始差异被放大。

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从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团体 > 位置 608
已经把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硅谷”巨头们想象，他们正在通过这种方式开启一个团结在其自由至上主义价值观周围的全球社会。这是很难实现的。连接人与人的新技术正在取代偶然地由地域决定的人类网络化群体（地方社会或国家）。新的电子网络群体的成员，其身份是基于自我的选择而非偶然形成的：在“回音室”里，人们更喜欢与观点一致者建立联系。[ 25]在该过程中，叙事创造信念，信念与人们共同生活的空间日益脱节。但我们的政治单位依然是由我们的居住地决定的。我们的选票是按地域划区计票的，源于政治的公共服务和政策是按地域提供和适用的。所以，之前导致不同政体之间的规范存在巨大差异的过程，在新技术带来的地域连通性下，正在导致各政体内部出现巨大的规范差异。政体内的观念变得更加两极分化；分歧更容易转化为人身攻击；几百年来导致政体之间对立的仇恨，正在每个政体内部导致信念体系的对立。历史上政体之间的仇恨演变为大规模的有组织暴力。政体内部的仇恨将产生不同结果，但同样可能是令人悲伤的。

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从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团体 > 位置 648
亚当·斯密所接受的经济学的坚实基础是承认非互惠性的利他主义只限于援救义务：这不足以对抗利己主义。

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从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团体 > 位置 649
归属感、义务与目的性行动的叙事结合

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从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团体 > 位置 698
一种符合特定标准的道德资本主义，这种标准建立在我们价值观之上，经过了实践理性的磨砺，而且社会本身可以再生。

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从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团体 > 位置 712
权利意味着义务，但义务不一定意味着权利。

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从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团体 > 位置 728
当我们承认对他人负有的新义务时，我们的社会更有希望实现繁荣；当我们忽视这些义务时，社会便会远离繁荣。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776
将良好理念与道德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总会创造奇迹。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791
新的焦虑植根于经济差异。繁荣的大都市和衰败的中小城市之间的地域差距正在扩大；一道不断拉大的鸿沟两个群体分隔开来，一边是拥有受人尊重和富有成就感的工作的人，另一边是职业前景黯淡甚至失业的人。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797
但如果国家试图将一套迥异的价值观强加给它的公民，就会失去国民信任，权威也会受损。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798
随着社会分裂的加剧，人们愈发不愿宽宏地对待裂痕另一边的人了。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810
社会民主主义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832
“理性经济人”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834
“理性社会人”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842
综上所述，每个人有四个获得尊重的来源。一是我们的工作，二是我们的国籍，三是我们选择突出哪个身份，四是与像我们一样选择突出该身份的人组成的群体。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863
整个过程中，所有人只是在努力把自己获得的尊重最大化。但由于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一道裂痕出现了。高技能水平者把突出的身份改成了自己的工作。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879
帮助他人的意愿是通过结合三种叙事而产生的：对一个群体的共同归属感；群体内部的互惠义务；行为与群体幸福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表明行为是有目的的。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902
如果我们相信自己能预测他人的行为，我们就会信任他人。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911
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密布的关系网络依赖于信任。因此，当信任崩溃时，合作也开始瓦解。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918
人们警惕共同的国家认同，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民族主义曾造成可怕的后果。所有身份认同都隐含排他性，但如果它做出明确、敌对的排他性规定则是有害的。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934
现代繁荣社会中的人是在权力已经转化为权威的环境里长大的，所以把这视为理所当然。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947
所有这些看似各不相同的分离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涉及一国内的富裕地区试图摆脱对其余地区所负的义务。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964
随着遵守义务行为的减少，权利变得无法实现，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下滑。这是席卷西方各国的强烈趋势。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989
残酷的现实是，公共政策的场域必然是“空间性”的。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1000
从公共政策角度看，处在同一空间里的人是一体的，但从社会角度看却已经不再是这样了。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1000
空间性社群在遭受两方面的冲击：作为替代性社群的网络回音室，以及更彻底地避开面对面交流、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1001
沉入焦虑性自恋的孤立状态。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1013
民族主义者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1027
归属、乡土与爱国主义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1028
为了使每个人都能幸福，一个社会需要一种强烈的共同身份认同。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1073
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是在进化中形成的人类心灵深处最根深蒂固的特征之一，不属于那些相对较晚时因使用语言而形成的软性价值观。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不仅根深蒂固，而且很强烈。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1080
叙事促进记忆，这让我们把家乡不仅仅视为其当前的样貌，还视为一个演变的过程：我们对家乡城市所经历的重重变化的理解，增强了我们对当前眼中的这座城市的归属感。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1109
显然，在战争时期，绝大多数关于目的性行为的叙事意味着共同利益，因此能强化共同身份；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1111
而对立身份对社会是有害的。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1112
宣扬利益对立的每个叙事孤立地看都有可能是对的，但这些叙事累积起来就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导致集体福祉恶化。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 位置 1114
政客一直回避关于共同归属的叙事，无论是关于地域还是目的的，这无意中进一步削弱了父爱主义国家履行职责的能力。

第四章 道德的企业 > 位置 1138
如果说现代资本主义有一个让人最反感的特征，那就是沉迷于盈利。

第四章 道德的企业 > 位置 1147
企业经营的目的是履行对客户和员工的义务。盈利不是目标，而是为在可持续基础上实现这些目标而必须满足的条件。

第四章 道德的企业 > 位置 1166
一家公司需要使命感。

第四章 道德的企业 > 位置 1310
公共政策出错的原因是陈旧意识形态之间的尖锐斗争导致人们聚焦于不重要的问题。

第四章 道德的企业 > 位置 1311
右翼意识形态主张信仰“市场”，贬斥所有政策干预，其解决方案是：“政府不要再骑在企业背上，取消监管！”左翼意识形态贬斥资本主义，谴责企业和基金管理者贪得无厌，其解决方案是国家控制企业，将战略经济领域国有化。

第四章 道德的企业 > 位置 1368
集权使政府不用向国民负责，导致既得利益者猖獗不已，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一点。

第四章 道德的企业 > 位置 1374
既得利益者对自身优势的了解远远超过政府官员。

第四章 道德的企业 > 位置 1390
生产率提升必然意味着经济的复杂性稳步增大，这导致其他产业也出现了一些网络化特征。

第四章 道德的企业 > 位置 1426
导致国际合作更困难的因素是绝大多数电子科技公司都是美国公司，因此美国政府对国际合作充其量持模棱两可的态度。

第四章 道德的企业 > 位置 1444
在企业规模越大、生产率与利润越高的行业，规模经济效应带来的额外收益是一种“经济租金”。

第四章 道德的企业 > 位置 1446
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租金”是指从一项经济活动的收益中除去为吸引劳动者、资金与企业家所需的成本之后的那部分收益。

第四章 道德的企业 > 位置 1490
幸福并非来自金钱方面的成功。

第四章 道德的企业 > 位置 1527
道德企业已经被吸血乌贼取代。时代已经改变，需要让它回到从前的样子。

第五章 道德的家庭 > 位置 1563
开明自利支持一种共同身份，共同身份界定了一种具有区别性的互惠性所适用的范围。归属于家庭的共同身份很容易建立，因为它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现实：“相互尊重”的范围。互惠性承诺的规范是情感的自然延伸，而且使命感能增强这些规范：如果有足够多的人遵从，所有人就能得到长期性的物质利益，这就是“开明的自利”。

第五章 道德的家庭 > 位置 1581
以前被视为需要抵制的诱惑行为，现在被视为需要把握住的自我实现时刻。许多新阶层家庭的夫妻都发现，要想实现自我就必须离婚。

第五章 道德的家庭 > 位置 1606
在日本，养育“用来炫耀的孩子”的压力比西方社会大得多，所以单亲家庭无法和双亲家庭竞争。因此，受教育程度高的日本单身女性更倾向于养宠物，而不是无法让自己感到骄傲的孩子。

第五章 道德的家庭 > 位置 1716
道德家庭的某些方面是权力与欺凌关系的拙劣伪装，扔掉这些东西再好不过。但从中“解放”出来的很多不过是伪装成自我发现的自私。与此类似，一边以功利主义态度关心“全世界的穷人”，一边否认对家庭的责任，这并不是什么道德觉醒，而是为了摆出道德姿态而获得的廉价快感罢了。

第五章 道德的家庭 > 位置 1732
是，经济学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表明，“变弱”可能意味着“变强”。一个人也许有必要放弃一些权力，以便做出可信的承诺，并从中获益。能够做出承诺是开明自利的特征。说得花哨点就是一种“责任手段”解决了“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该技术的发现者们获得了诺贝尔奖。

第六章 道德的世界 > 位置 1860
在其他方面，欧盟仍是一个极有价值的俱乐部，并有潜力发挥更多作用。但是，欧盟已不再是一个大家毫不含糊地相互支持的俱乐部了，而是在日益变成强国指挥其他国家的组织。

第六章 道德的世界 > 位置 1930
把头脑与爱心结合起来可以指导我们具体应该成立什么样的新的互惠性俱乐部，从而应对迫在眉睫的全球性焦虑，并为需要援救的人提供有效的救助。二战后那一代全球领袖面临的形势远比今天危险，但他们同时实现了这两个目标，送给后人一个虽远算不上完美但却得到显著改善的世界。他们的后继者坐拥这份遗产，却沉溺于意识形态和民粹主义。结果是国际俱乐部弱化，援救义务变味，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但只要回到实用主义的思路，我们不仅能重建道德世界，而且能使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

第三部分 重建包容性社会 - 第七章 地域分化：繁荣的大都市，破败的普通城市 > 位置 1959
造成这种新分化的力量是基于两种可追溯到工业革命的简单关系。一是生产率和专业化之间的关系，通常的说法是“在实践中学习”（ learning by doing）。专注于更少任务的人能培养出更高超的技能。二是生产率和规模之间的关系，通常的说法是“规模经济”。

第七章 地域分化：繁荣的大都市，破败的普通城市 > 位置 1972
198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呈指数增长，其推动力有两个：大学中基础研究的空前增多，以及与此互补的公司中应用研究的增多。利用物质造福人类的潜力仅受到物理基本定律的限制。我们目前还在这个过程的初级阶段，因为复杂的物质世界极难掌握。

第七章 地域分化：繁荣的大都市，破败的普通城市 > 位置 1975
通过一个个科学发现，我们探索着这个复杂世界，这可能逐渐使生产率发生革命性突破。但人类要凭有限的能力掌握复杂物质世界，唯一途径是让能力最强的人变得越来越专业化。 15世纪之后，再没有人能严肃地表示自己知道所有已知知识了。今天，最聪明的人会抵达某个狭窄领域的知识前沿，形成极为深入的理解，而相应地会远离其他领域的前沿。不仅研究是这样，具有商业价值的技能也是如此。例如，法律越来越复杂，所以不同法律分支变得更精细了。大学的扩张不仅催生研究，而且培养了有能力掌握这类技能的毕业生。

第七章 地域分化：繁荣的大都市，破败的普通城市 > 位置 2043
双方观点中包含的道理仅能说服其追随者，但都不完全正确。右派认识到的道理是，政策目标绝不能是把地方城市变成“福利街”。幸福依赖于尊严和使命感，而不仅仅取决于人的消费能力。用公共福利来补贴没有成就感的工作，这样的策略绝不等同于创造需要特定技能、劳动者掌握该技能后会感到自豪的就业机会。所以，政策目标应该是创造高生产率的就业机会，而不是用公共财政来补贴从事低生产率工作的人。左派认定的道理是，凭借在大都市里的高薪专业工作富得流油又洋洋得意的人，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这些人认为他们的收入都是应得的，而我将证明不是这回事。

第七章 地域分化：繁荣的大都市，破败的普通城市 > 位置 2061
正如乔纳森·海特发现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公平意味着比例性和应得性，而不是平等。

第七章 地域分化：繁荣的大都市，破败的普通城市 > 位置 2070
亨利·乔治的大胆思想

第七章 地域分化：繁荣的大都市，破败的普通城市 > 位置 2072
正确的政策是对城市土地的增值部分征税。

第七章 地域分化：繁荣的大都市，破败的普通城市 > 位置 2082
所有集聚经济效益都成了租金，为土地所有者获得。

第七章 地域分化：繁荣的大都市，破败的普通城市 > 位置 2105
亨利·乔治的思想是实践理性的早期应用，讨论的是租金与其他形式的收入在应得性方面的差异。他谨慎地把土地增值产生的租金和资本收益区分开来，认为后者具有道德合法性。他的主张既不属于马克思主义，也不属于民粹主义。

第七章 地域分化：繁荣的大都市，破败的普通城市 > 位置 2126
假想情况一：一个包含有不同技能和不同居住需求的居民的大都市

第七章 地域分化：繁荣的大都市，破败的普通城市 > 位置 2146
假想情况二：需要法治的大都市

第七章 地域分化：繁荣的大都市，破败的普通城市 > 位置 2168
大都市的生产率依赖的是整个国家提供的公共品，如法治和已经做出的旨在增强连通性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些公共品为所有人都提供了一些好处，但高技能的大都市工作者从中获得了过高的收益。更根本的是，集聚经济效益本质上是由国民集体创造的。是无数工作者的互动，而不仅仅是每一名高薪工作者的独自努力，创造了集聚经济效益。高技能人士有权保留其高生产率产生的一部分收益，但不应该得到全部收益。此外，不在大都市里工作的人，由于其生产率并非在其他人的帮助下提高，他们所应得的份额也不应与大都市里的高技能人士一样多。

第七章 地域分化：繁荣的大都市，破败的普通城市 > 位置 2198
但事实是亨利·乔治定理已经失效。在大都市里，获得大部分集聚经济效益的人是居住需求很小的高技能人士，这意味着大量的寻租机会。

第七章 地域分化：繁荣的大都市，破败的普通城市 > 位置 2371
繁荣城市和破败城市之间的地域分化不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现象是晚近发生的，而且是可以逆转的。但靠公共政策的微小调整无法逆转这一趋势。简单地说，小幅调整无济于事，但更根本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的空间动力取决于预期：企业选择的经营地是它们预计其他企业将选择的经营地。

第八章 阶层分化：享有一切的家庭，分崩离析的家庭 > 位置 2443
证据表明，人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网络中其他人观点的影响，这说明家庭和朋友的反应很重要，因为我们都是社会动物。

第八章 阶层分化：享有一切的家庭，分崩离析的家庭 > 位置 2559
现在所有人都能上网，但近期的研究显示，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的孩子学会利用互联网来扩展知识，而低受教育程度家庭的孩子则用互联网来消遣。

第八章 阶层分化：享有一切的家庭，分崩离析的家庭 > 位置 2561
学校可以发生的最有价值的改变是让学校更具有社会融合性。社会融合性的主要障碍是学区。因为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高低来选择居住地点，所以学区会导致这种社会分层反映到学校里。

第八章 阶层分化：享有一切的家庭，分崩离析的家庭 > 位置 2573
但最主要的认识是教师的素质远比资金重要。提升教师群体的素质有四个简单的途径：吸引更好的教师加入教学队伍，基于有评估的试验这种实用主义做法来培训教师，让最好的教师投入挑战性最大的地方，淘汰最差的教师。

第八章 阶层分化：享有一切的家庭，分崩离析的家庭 > 位置 2597
人类避免损失的动力比获得收益的动力强烈得多［专业术语称此为“损失厌恶”（ loss aversion）］

第八章 阶层分化：享有一切的家庭，分崩离析的家庭 > 位置 2638
非认知技能不是通过学习形成的，其形成途径包括受信赖的导师的教导，以及运动等可以让孩子学习合作和领导力的团体活动。

第八章 阶层分化：享有一切的家庭，分崩离析的家庭 > 位置 2648
青少年选择听取导师的意见不仅可以获得信息，还可以从导师那里得到叙事，以指导自己的人生。父母奖惩范围之外的健康叙事能产生高尚的熏陶效果，让误入歧途的青少年返回正轨，因为父母的权力会妨碍孩子听从的意愿。

第八章 阶层分化：享有一切的家庭，分崩离析的家庭 > 位置 2651
学校其实并不是为人生做准备的，而是为将来要接受的培训做准备。学校充其量能培养一些人的认知能力，这些能力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技能并在一些职业中产生高生产率。但非认知技能在学校中不会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

第八章 阶层分化：享有一切的家庭，分崩离析的家庭 > 位置 2668
专业人士知道需要什么：高质量的技术性职业教育与培训。

第八章 阶层分化：享有一切的家庭，分崩离析的家庭 > 位置 2684
道德企业的概念：企业的整个团队把一项比个人致富更大的使命内化为自己的追求。

第八章 阶层分化：享有一切的家庭，分崩离析的家庭 > 位置 2719
国富论》所代表的粗糙心理学认为人们只关心钱。《道德情操论》所代表的更准确的心理学则告诉我们，人们也关心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尊重别人，并被别人尊重。关于人为什么事而后悔的证据证实了我们的直觉：人更在意尊重而不是金钱。

第八章 阶层分化：享有一切的家庭，分崩离析的家庭 > 位置 2754
在重新思考就业权时意识形态没什么用：左派意识形态分子憎恶劳动力“市场”，右派意识形态分子将其神圣化。自由市场派最常见的批评是最低工资会导致失业。失业是出差错最明显的表征，但并不总是最重要的表征。

第八章 阶层分化：享有一切的家庭，分崩离析的家庭 > 位置 2756
劳动力市场有两个不同功能：其一是将拥有特定技能的求职者与企业为这些技能而设的职位配对，这个匹配的过程会影响失业率；另一个功能会影响社会的普遍繁荣，即对培养这些职业技能的投资。这两个功能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张力。如果能做出具有约束力的承诺，投资就会更可行。

第八章 阶层分化：享有一切的家庭，分崩离析的家庭 > 位置 2799
一个必然的推论是，未来需要大规模扩张的一个高度劳动密集型行业将是培训业。

第八章 阶层分化：享有一切的家庭，分崩离析的家庭 > 位置 2917
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 Larry Summers）曾提出，一个社会中工程师与律师的人数比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存在相关性。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市场力量无法使掠夺性活动与具有社会价值的活动（例如创新）实现正确的平衡。

第八章 阶层分化：享有一切的家庭，分崩离析的家庭 > 位置 2938
抑制社会分化

第八章 阶层分化：享有一切的家庭，分崩离析的家庭 > 位置 2956
为了将不断提高的国家生产力转化为国民更美好的生活，逐步减少工作时间并相应延长假期是合理且必要的途径。不采取这些做法及上文提出的政策，社会将进一步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阶层：一是工作狂的高技能阶层，有大把金钱但时间很少；二是低技能阶层，有大把时间但金钱很少。

第八章 阶层分化：享有一切的家庭，分崩离析的家庭 > 位置 2966
目前的挑战是缩小不断扩大的生产率分化。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进行一场长征，首先就要从父爱主义社会管理（国家强制管理拒不服从的家庭）转向母爱主义社会管理（国家以实际支持来为这些家庭提供缓冲）。

第九章 全球分化：赢家和落后群体 > 位置 3003
比较优势的主张告诉我们，在各国内部，由于贸易带来了共同的收益，只要在每个国家里通过再分配进行合适的补偿，就有可能使每个人的境况都得到改善。

第九章 全球分化：赢家和落后群体 > 位置 3007
损失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传递，且在地理上是集中的。

第九章 全球分化：赢家和落后群体 > 位置 3097
全球化不是一个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拒绝的整体现象。全球化是各种经济与社会变化的大杂烩，这些变化都是可以单独拿出来分析的。公共政策的任务是：鼓励全球化中肯定有益的成分；有的成分大体是有益的，但会对某些群体造成重大损失，对这些成分要安排补偿机制；有的成分会导致财富再分配，而我们无法快速地通过补偿机制来纠正这种再分配，对这些成分则应限制。

第四部分 重建包容性政治 - 第十章 战胜极端派 > 位置 3131
当前政治战场的主要形势似乎是，震惊和愤怒的功利主义与罗尔斯主义先锋队，正在遭受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分子的进攻。

第十章 战胜极端派 > 位置 3196
但政治是社会的反映，社会不好，政治也不会好。

第十章 战胜极端派 > 位置 3196
只有当一个社会有足够多的公民要求符合道德和务实的政治时，这样的政治才会产生。

第十章 战胜极端派 > 位置 3197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主要是为公民而非政客写的。

第十章 战胜极端派 > 位置 3234
人并不是自私到变态的“经济人”，需要在社会家长制中由柏拉图笔下的“卫国者”来约束，相反，正常人知道人际关系会产生义务，而履行义务是我们人生使命感的核心。

第十章 战胜极端派 > 位置 3235
柏拉图笔下的“卫国者”和“经济人”的有害结合已经主导了公共政策。这种思维无情地剥离了人的道德责任，让父爱主义国家来承担义务。

第十章 战胜极端派 > 位置 3255
将林林总总的义务广泛分布于社会之中不仅能让这些义务得到更好地履行，也能让人们在积极履行义务的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充实感。

第十章 战胜极端派 > 位置 3259
政治主要是国家层面的。要让政治发挥其潜力来打造一个互惠义务组成的密网，一个国家的民众需要接受某种身份认同。

第十章 战胜极端派 > 位置 3270
但最能起到增强效果的方式是传播关于归属感的支持性政治叙事，这是我们的政治领导人的核心职责。

第十章 战胜极端派 > 位置 3273
人们更关注处在自己社交网络中心的人，而不是在电视上侃侃而谈的人。

第十章 战胜极端派 > 位置 3294
共同身份会成为远见式互惠的基础。

第十章 战胜极端派 > 位置 3316
真正重要的政治威胁是排他的民族主义。

第十章 战胜极端派 > 位置 3316
自由派放弃共同归属感及本可由这种归属感支持的良性爱国主义，也就是放弃了唯一能把我们的社会团结起来共同寻求解决方案的力量。自由派大意而不负责任地将这种力量交给了江湖骗子式的极端派，他们正得意洋洋地为实现自己的偏激目的而扭曲这种力量。

第十章 战胜极端派 > 位置 3319
我们曾经做到过，我们也可以再次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