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老师们在经过了上世纪80年代经济开放之初的思想冲击和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之后，曾发出过“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之感慨，不约而同怀念起民国教授的优越生活。其种种轶事常被人提起，并总能成为热门话题。确实，曾有那么一个短暂的时期，民国的教授过着与身份职业相称的衣食无忧的生活。作家岳南在《旧时教授的薪水与酬金》一文中有详细的描述和比较。其中提到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回忆在清华大学任一般教员时的经济状况：

抗战以前，常听人说大学教授是清高的。‘高’字有三种意义，第一是品格高，第二是地位高，第三是薪金高。关于品格高，自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也就撇开不提。关于地位高，我们应该感谢达官贵人的尊贤礼士，使一个寒儒也常能与各方权要乃至更高的官员分庭抗礼。关于薪金高呢？正薪四百至六百元，比国府委员的薪金只差二百元，比各省厅长的薪金高出一二百元不等，比中学教员的薪金高出五倍至十倍，比小学教员的薪金高出二十倍至三十倍。虽然住惯了外国的人对于区区每月四五百元的收入不觉得多，甚至于有‘芸阁官微不救贫’之感（自注：芸阁，古代藏书的地方，这里指掌握图书的官），但是，像我们这些‘知足’的人看来，每日有人送菜上门，每周有人送米上门，每月有人送煤上门，每隔一二十天有书贾送书上门，每逢春天有花匠送各种花卉上门，也就可以踌躇满志的了。

且不说当时薪水的购买力，只看普通教员薪水比省厅长高近一半的幅度一项就能管窥当时大学老师的优越性，更不用说名教授们了。民国教师的收入是有制度保障的，不只是大学教师，中小学教师收入也都普遍较高。(《民国教授收入堪比国民政府部长》)

1927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还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400元，副教授为400-260元，讲师为260-160元，助教为160-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上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当时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元，县长一个月20块银元，而国小学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元。这就是说，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最低工资竟是县长工资的两倍。

之所以说是一个短暂的时期，是因为日本的侵略所造成的全国性困境，那段时间教授的辗转凄凉之景简直是不堪回首。况且还有执政表现极为糟糕的国民政府，在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期政府一手造成的战时通胀使教授们的一切薪水真的化为了水。现在的人们无论如何想不到想吃肉的联大教授潘光旦在昆明抓老鼠吃的情景；想象不到李庄的梁思永、林徽因为了治病竟然需要傅斯年托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向老蒋要钱。但也是这段时间，西南联大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教授们从北京到长沙、过衡山、蒙自直到昆明、李庄，尽管流离失所、受尽折磨，仍然精心教学，醉心学术，弦歌不辍。就是在李庄，梁思成完成了轰动世界的《中国建筑史》，董彦堂写出了被陈寅恪称赞为“八年抗战第一书”的《殷历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中华士人传统风骨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学术之外，教授们在教学的投入堪称楷模。钱宾四先生晚年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曾经回忆南岳分校（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并南迁途中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文学院设衡山，称南岳分校。）时的教师备课小故事，广为传颂。当时钱宾四、闻一多、吴宓和沈有鼎四大教授共处一室，这一回忆成为研究这四大学者的一段重要典故。

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雨生（吴宓）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又有合并，有增加，写定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生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沈有鼎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雨生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有鼎只得默然。雨生又言：‘限十时熄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睡眠。’翌晨，雨生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余与雨生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

一多、雨生备课用功之深实在令人叹服。系及今世今人，理想、信念、自由意志、待遇、地位、知识分子，其间的关系不禁让人长考不已。

阅读链接：岳南的《旧时教授的薪水与酬金》

1943年，正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授的语言学家王力在《生活导报》上发表了一篇叫做《清苦》的短文，针对当时物价升腾的局面回顾了抗战前清华大学教员们的生活：“抗战以前，常听人说大学教授是清高的。‘高’字有三种意义，第一是品格高，第二是地位高，第三是薪金高。关于品格高，自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也就撇开不提。关于地位高，我们应该感谢达官贵人的尊贤礼士，使一个寒儒也常能与各方权要乃至更高的官员分庭抗礼。关于薪金高呢？正薪四百至六百元，比国府委员的薪金只差二百元，比各省厅长的薪金高出一二百元不等，比中学教员的薪金高出五倍至十倍，比小学教员的薪金高出二十倍至三十倍。虽然住惯了外国的人对于区区每月四五百元的收入不觉得多，甚至于有‘芸阁官微不救贫’之感（自注：芸阁，古代藏书的地方，这里指掌握图书的官），但是，像我们这些‘知足’的人看来，每日有人送菜上门，每周有人送米上门，每月有人送煤上门，每隔一二十天有书贾送书上门，每逢春天有花匠送各种花卉上门，也就可以踌躇满志的了。”这里说的是清华大学的一般教员的情形，比王力高一级的大牌教授其条件还要好。
1931年10月，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为招聘贤能，清华大学颁布规定：教授月薪300-500元，每位教授可拥有一栋新式住宅。1933年春，清华西院住有陈寅恪、吴宓、闻一多、顾毓琇、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近五十位教授之家。1935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岱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这是30栋新建的西式砖房，每位教授一栋，其条件比西院更完备，除有一个花木葱茏的小院子外，内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等大小14间，附设的电话、热水等生活用具一应俱全。清华学生的学费每学期10元，不收寄宿费，共有学生1200余人。
20世纪30年代币值与世纪末（2000年）的兑换比率大体如下：1934年月薪500元，约合2000年1.5万元。当时大学教授常有兼职，收入更多，例如在学术界地位和陈寅恪齐名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兼职所得月收入可达上千元，甚至达1500元左右。当时北大文学院长胡适购置一辆小汽车，耗资500元，相当于一个月的薪水。1936年，顾颉刚因考虑每日往来于城内的北平研究院与西郊燕京大学之间，多有不便，也购小汽车一辆，每月支付司机的薪水是20元。当时的物价波动不大，基本情形为：1角7分可买1斤上等黄酒；1元钱可买8斤猪肉；2元钱可买一袋上等面粉，年租8元可得一个约有20间大房的四合院。当时北平一家四口，每月12元伙食费，即可达到小康水平。（《文化人与钱》陈明远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据周作人回忆，他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北平与胡适有过“卖稿的交涉”，所谓交涉其实就是由神通广大的胡适出面推荐给出版商，凡例共有三回，都是翻译稿。最后一回是周作人翻译的一册《希腊拟曲》，共有4万字。译稿由胡适荐给文化基金会的编译委员会，所得稿酬是每千字10元，共得400元。周说：这个价格是他在当时卖稿中所得的最高价格，“有极大的好处，即是就用了买得一块坟地，在西郊的板井村，只有二亩的地面，因为原来有三间瓦屋在后面，所以花了三百六十元买来，但是后来因为没有人住，所以倒塌了；新种的柏树过了三十多年，已经成林了。那里葬着我们的次女若子，侄儿丰二，最后还有先母鲁老太太，也安息在那里，那地方是到今还好好的存在，便是我的力气总算不是白花了。”
若把周作人的4万字稿子的稿酬放在20世纪后半叶计算，可得如下数字：六、七十年代所得稿酬是0元，可能获赠笔记本、钢笔等一两件；八十年代为千字5元，约200元；九十年代为千字30元，约1200元；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千字40—50元，约得1600—2000元。其时中国已连续十年经济增长为7—8%，物价较稳定，若以所得中间数1800元算，约可购买北京郊区土地0.001亩，甚至买不到；若购猪肉，按每斤7元计，可得257斤；若有好事者想买活猪拉回家自己练练宰杀手艺，顺便弄些肝肠之类的下水换换口味，可得中等偏上的肥猪一头。如此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