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又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被勾起了看伊朗电影的冲动。重温了几部伊朗儿童电影，又被璞玉一样粗粝却温润的情感打动。
伊朗电影的每一次亮相，都能让人一激灵。在媒体刻画的印象中，伊朗就是穆斯林国家中的一个，宗教色彩浓厚，规矩多，限制严，面目模糊，黑头黑面。
能有幸被国外看到的伊朗电影，却带着浓烈的色彩和情感。伊朗儿童电影更是“特产”一样的存在：情感质朴，非专业的小演员眼神坚定清澈，在不急不缓的叙事中俘获观众。
《小鞋子》（又名《天堂的孩子》）是很多人接触的第一部伊朗电影，有评论称赞这是“最伟大的儿童电影”。
故事中的哥哥阿里不小心弄丢了妹妹拿去修补的唯一一双鞋。家里生活困顿，母亲生病，四处举债。懂事的兄妹俩决定不告诉父母，自己解决鞋子的问题——两人共穿阿里的破球鞋。妹妹上午穿，哥哥下午穿。可换鞋时间不够总让哥哥迟到被罚。本以为爸爸外出兼职打工能帮妹妹买新鞋，不料爸爸却出事故受了伤。最终，阿里去参加长跑比赛，希望得到第三名的一双球鞋。阴差阳错地拿了第一名的阿里，捧着奖杯泪流满面。
简单的故事里，导演马基德穿插了许多有趣的小波折，妹妹跑太急，把鞋子掉进了水沟里；妹妹发现穿着自己鞋子的小姑娘，兄妹俩却不好意思开口去把鞋子要回来；初次进城务工，笨嘴拙舌的父亲带着阿里四处狼狈地找工作；参加长跑的阿里奋力想要跑出第三名，却遭遇意外……
在电影里，我们会忘记这是表演，只是和兄妹俩一起着急，一次次希望鞋子的问题得到解决。看他们委屈，也忍不住陪他们落泪。无数人在屏幕外边默念“我给你们买双鞋子吧！”
《天堂的颜色》是诗歌，也是画，更有摧毁人心的悲剧力量。阿斯哈·法哈蒂说过传统悲剧是好与坏之争，我们期待好战胜坏。现代悲剧是好与好之争，哪一方胜利，我们都会心碎。《天堂的颜色》就是这样。
盲童穆罕默德被爸爸接回家过暑假。爸爸想再娶亲，默罕默德成了累赘。经受着内心挣扎，爸爸把他送去远方的盲人师傅那里学雕刻。奶奶受了打击，一病不起。当爸爸终于去接穆罕默德回家时，穆罕默德落水被急流冲走。
电影前半部分，奶奶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就像一副流淌的画，他们一起去触摸这个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一切生物，触摸玉米，触摸小麦，触摸树，触摸花。默罕默德给所有的生命谱上字符，麦粒有自己的字符，布谷鸟有自己的字符，面团有，木头也有。
前半部分有有多美好，后半部分就有多悲伤。每个人面对无法对抗和预期的灾难，都显得无助。我们痛恨父亲，却又不得不同情他。就像奶奶，内心深处还是对父亲的悲悯。这部像油画一样的电影很美，很纯粹，很心碎。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讲了一个很小的故事：阿莫德错把同桌穆罕默德的作业本带回了家。同桌好几次忘记把作业写在作业本上，老师警告，再犯一次，会把他赶回家。担心同桌受罚，阿莫德去给同桌送作业本。可是不知同桌住在那里，他就四处打听。
很多人都在感慨，不会整个片子都是在找同桌吧？的确是。导演阿巴斯的功力就在于这么小的一个故事，被他拍得妙趣横生，有波折有起伏。短短八十多分钟的影片里，阿莫德尝试了一切办法，冲破了重重阻力，去寻找自己的朋友。
在那之外，导演寥寥数笔刻画了一组成人像：老师自以为是，先入为主；家长只是命令，很少倾听；为了树立权威，借口打孩子，紧要关头，却默不作声。只有无儿无女的孤老头，愿意听孩子说话，陪着他寻找。
故事最后，导演准备了一份精巧的礼物。是阿莫德送给穆罕默德的，是老人送给孩子的，最关键，是送给我们的。
《谁能带我回家》是一部神作，因为这是一部虚构电影和纪录片的混合片。电影前半段能看出导演想拍摄一部讲述小姑娘自己回家的故事片。进行到一半，小演员突然大喊“我不演了！”执拗的小姑娘坚决要求回家，确认了麦克风还别在小姑娘身上，导演做了一个脑洞大开的决定：让她自己回家，我们跟拍。于是，影片的后半段就是现实中小姑娘自己回家的故事。
一个小学二年级，不记得自己家地址的小姑娘独自回家，她经历了比故事中还要多的磨难。故事片和纪录片里有着非常多的重合：相同的爬高打电话姿势，许多好心人的帮忙，事无巨细却描述不清的问路方法……在故事里，我们还窥到了伊朗电影拍摄的一角。临演絮絮叨叨地说的都是自己的生活故事，小女主没有台本，有的临演是早上才被捉来上镜的，为的就是理发和服装费。
这部故事片的导演贾法.帕纳西还拍了《白气球》、《橄榄树下的情人》《生命的圆圈的》等一系列影片。2015年，他的《出租车》在柏林电影节获得了金熊奖。而他因为拍电影被政府关押，并被禁止拍片二十年。
伊朗许许多多的优秀儿童电影，每一部都发着光。《生生长流》、《乌龟也会飞》、《苹果》、《白气球》、《让风带着我起飞》……他们既有简单淳朴的好故事，又隐藏了许多导演想要通过电影述说的秘密。观影者越敏感，越能从中感受更多。
